毛泽东与父亲矛盾内情 公开反抗父亲的"独断专行"

2012年04月19日14:22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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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毛泽东81个第一次》 唐春元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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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成人后，毛泽东很少与人谈起他的父亲和家庭，但在与斯诺的谈话时，他却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讲述了一件最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说：

　　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其实，毛泽东与父亲的这种矛盾和摩擦，从他进私塾读书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在南岸读私塾时，父亲除了早晚要毛泽东看牛外，晚上还要他学习打算盘，学会记账。转到其他地方读书后，需要寄宿，不能帮家里做事。毛顺生觉得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而且这样读下去，会使儿子越读越懒的，所以，在毛泽东读了几年私塾后，13岁时就要他辍学在家劳动了。

　　毛泽东与长工一道包揽了全家的水田活计。犁田、播种、插秧、中耕、收割……一切的活计，不论轻重，毛泽东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出色。但父亲仍不太满意，因为儿子总是忙里偷闲，忘不了读他的书。

　　一天，毛泽东挑完猪牛粪，在烈日里来到一棵大树下，他将长扁担往地上一放，便坐在地上，然后，从裤袋里抽出那本心爱的《水浒传》读起来。

　　读着《水浒传》，毛泽东由此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过的许多书，很少有写地地道道种田的农民的？为什么王侯将相、公子哥儿总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他正想得出神时，猛听一声怒吼，父亲出现在他面前：“你事不做，在树下歇什么凉？”

　　“你要我做的都做哒，不信你去看！”毛泽东不服气地回答。

　　父亲气冲冲地走到田边，儿子果然如质如量地完成了他定的任务。可他对儿子爱读书总有些不满，因为是这些书教会儿子“不孝”的。

　　父子顶嘴，毛顺生每次总说不过儿子，最终只能用“强权”压服。

　　更使父亲恼火的一件事，是儿子竟把自己的一次好生意搅了，害得他白白丢了好几块大洋。

　　一天，父亲对毛泽东说：三伢子，前些日子我在前面村子幺叔家定了一头猪，放了一半的定钱，讲好了今天去他家赶猪，你马上去赶回来吧！

　　毛泽东虽然对父亲生意场上的事不感兴趣，但赶猪这事不怎么难，便答应了。


毛泽东折了一根竹枝子，按父亲的吩咐，直接奔幺叔家赶猪去了。

　　到了幺叔家，一进门就见幺婶满脸愁云，唉声叹气：“你爹老子发了，我真的背时！前一向猪价低，如今涨了，我白白丢了好几块钱。”

　　毛泽东不由得也皱起眉头，他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急于把猪赶回来。

　　通情达理的毛泽东便说：“幺婶，那我不赶猪了，你把定钱还给我。你再把猪卖给别人，可以多卖几块钱！”

　　幺叔说：“润之，这不好，做人要有诚信，说了卖给你家就不能反悔。再说，你回去怎么好对你父亲讲，说不定你又要挨一顿骂呢！”

　　毛泽东笑着回答：“幺叔，不要紧的，我自有办法说服我爹老子的。”

　　毛泽东自作主张地退掉了这桩买卖，空着手回到了家里。

　　父亲见毛泽东没赶猪回来，便问：“三伢子，我要你赶的猪呢？”

　　毛泽东回答：“没赶，退了，这是定钱，给你。”

　　说着，把父亲交的几块定钱递了过去。

　　父亲问：“什么？幺叔反悔了？”

　　毛泽东平静地回答：“不是，他说因为这头猪亏了好几块大洋。他们家的家境又不好，我就给退了，让他们卖个好价钱。”

　　父亲一听，生气地吼道：“你是不是脑子进了水，他多卖几块钱，我们家不是要亏几块钱吗？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不晓得怎样做事，真是气死我了。”

　　毛泽东也没好气地回答：“既然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你就别让我去做了。再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还那么刻薄。”

　　父亲一时语塞，只得生气地说：“下次再不让你去做生意了！”

　　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战争”与摩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因为他们父子俩的处事方式差异太大。最终发展到年幼的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反抗父亲的“独断专行”。

　　那是毛泽东13岁那年的春节，父亲毛顺生为了让毛泽东接触更多的他生意场上的朋友，特地设家宴款待多年在生意场结下的朋友。

　　那天，毛顺生的兴致很高，所以平时比较严厉的他，对儿子们也非常“和气”。吃饭的时候，他特地到厨房要毛泽东出去向来宾敬酒：“三伢子，这些都是我在生意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将来要想在生意场上有所出息的话，应该拜他们为师。去，给他们每人敬一杯酒。”

　　毛泽东本来对父亲请这些人吃饭就不太高兴，而且他根本就不想与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就小声回答父亲：“我不去，我不会喝酒！”

　　毛顺生一听，就有些不高兴了，但他还是满脸笑容地对儿子说：“不会喝酒也要去，今天就是喝醉了也必须去。”

　　毛泽东仍小声嘟哝着说：“我又不做生意，要去，你自己去！”

　　毛顺生见毛泽东这样“不识抬举”，火气又上来了，于是便以命令的口吻说：“今天你不去也得去，不去做生意，你吃什么？成天看那几本破书，能换钱还是能长谷子？”


从小脾气倔犟的毛泽东，早就不满父亲的“独断专行”了，也赌气地回答：“你说破了天，我也不去，也不会做生意。我就是要读书！”

　　毛顺生见儿子当众顶撞自己，便指着毛泽东鼻子骂道：“你这好吃懒做的败家子，不忠不孝的东西，不去，看我今天怎样收拾你。”

　　说着，操起扫把就向毛泽东打去。

　　毛泽东见状，抬腿就跑出厨房，并一边跑一边说：“我就是不去，就是不去陪酒。你说我不忠不孝，而你是长辈，对晚辈一点也不仁慈。经书上讲‘父慈子孝’也是先有‘父慈’，而后才有‘子孝’，你做父亲没有做出榜样，我们做晚辈的才不听呢！”

　　“什么，你翅膀硬了，今天敢顶嘴了，看我今天打不打烂你的嘴。”毛顺生骂完，就拿着扫把从厨房追了出来。

　　毛泽东见父亲来势汹汹，知道他真的是生气了。他想到今天反正免不了一场打，干脆就横下心来，快步跑到门前的小池塘边，当着大家说：“爹老子，如果你再走一步，我就跳到池塘里淹死，我说到做到！”

　　毛顺生更气了：“你，你，你还威胁我，真是气死我了，我今天就打断你一条腿！”说着，还要跑过去抓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的母亲和客人们都跑出来了。大家都说：“顺生公，你家儿子小，不懂事，不要和他计较了。”

　　毛泽东的母亲更是拉住丈夫拿扫把的手说：“他爹，这么多客人，你就给儿子一点面子吧，他是你儿子，又不是别人。”

　　说完，母亲又慢慢走到毛泽东身边，轻言细语地说：“三伢子，当着这么多客人顶撞你爹，也太不像话了。去，给爹赔个不是，认个错。”

　　开始，毛泽东就是不肯认错，并说他没有错，所以不知怎么认错。后来，在母亲的一再劝说下，毛泽东才说：“娘，我顶撞父亲是有些不对，但他那脾气，对我们张口就骂，动手就打，真有些受不了。”

　　这时，母亲也严厉地说：“再怎么说，他是你老子，当着这么多客人顶撞他就是错了。今天这个错你还必须认！”

　　见母亲也说得有道理，毛泽东才勉强地说：“娘，如果爹老子今天不打我，不要我去赔酒，我可以跪一条腿，当着大家的面向他认错。”

　　最后，在母亲的劝导下，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反抗父亲的“战争”终于平息。

　　说来也怪，也许是父亲觉得毛泽东已经长大了的缘故，从这次公开“抗争”后，毛泽东的父亲对儿子们就不那么“专制”了，对毛泽东读那些白话小说的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母亲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11日 09:5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丁晓平  
　　13岁的毛泽东和父亲爆发了“内战”。父亲要他磕头赔礼，毛泽东说：“如果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韶山冲，村连村，十户人家九家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想象，伟人毛泽东就是诞生在这首民谣所歌唱的地方。东北距长沙约90公里、东南离湘潭约50公里的韶山冲，在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国领袖之前，毫无疑问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地方。

　　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尽管贫穷落后，但山清水秀。在这个“每日瞻依仙境”的山沟里，毛泽东在他16岁之前，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方圆半径十里地的地方。

　　母亲文七妹在她26岁时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毛泽东。这一年，父亲毛顺生23岁。因为前面两个儿子都在襁褓中夭折了，这给文七妹的打击很大。为了把第三个孩子平安地养大，她干脆回到湘乡的娘家唐家圫，而且还在一座观音庙那里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并给孩子取名“石三伢子”。因此，毛泽东的童年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一直在那里生活到9岁才回韶山冲读书。

　　毛顺生把儿子送进了离家最近的私塾读书，南岸这个离家才200米的私塾，是毛泽东读书生涯的第一站。私塾老师邹春培对收毛泽东这个学生，很是欣慰，他跟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精明能干的毛顺生对此却毫无奢望，他的想法极其简单又实际：“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除了受妻子文七妹娘家之书香门第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毛顺生因为自己读书太少、文化根底浅的缘故，在一场关于椿柴山公案中败诉，本来有理的事情却因为对方引经据典无理讲出了三分理，反而自己成了被告，输了官司不说，还断送了柴地。这事给毛顺生的震撼很大，他发誓要让儿子读书，“可以帮他打赢官司”，给自己争口气，支撑门户。

　　但令这个农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毛泽东的脾气也很像他，倔犟顽强，甚至还有些暴躁。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儿子读了书以后，竟然也引经据典地来反对他这个父亲！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13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从因为带领同学去池塘游泳而顶撞塾师，受到父亲的责骂离家出走“罢课”，到父亲当众责骂他“懒惰无用”，再次离家并以投水自杀相威胁，引经据典地说什么“经书上说‘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前，‘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最后仅勉强地“只屈一膝下跪”向父亲道歉，“叛逆”的精神在13岁的毛泽东心中已经像越冬撒下的小麦，开始迎接春天。毛泽东回忆说：“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面对这个既聪明又顽皮的儿子的反抗，毛顺生有些无奈。他只有妥协，毕竟儿子才13岁，再说棍棒下面也不一定真的就出孝子。尤其是当被自己骂作“没有王法”的儿子离家出走，在山谷中流浪了3天后，还是一个砍柴的老人帮助给送了回来，这多少让毛顺生感到有些后怕。渐渐地，他明白了靠拳脚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管教儿子已经不合时宜。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他说：“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从9岁到13岁这4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在4所私塾的4个老师门下读书，几乎是一年换一个私塾。毛泽东对这种私塾封建式教育难以接受，再加上父亲让他读书的初衷基本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胜任父亲交给他的“记家账”的任务了。在13岁到15岁这两年，毛泽东干脆停学，“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

　　毛泽东对父亲的专制不满并自行其是，做了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为此，他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毛泽东的这个比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心态。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在思想上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这个时候，最爱革命的湖南人在长沙等地“造反”不断，同样也波及到韶山这个偏僻的山沟沟。毛泽东家因为父亲毛顺生的经营，已经成为韶山冲的“大富”，因此也成了“造反”的对象。毛泽东回忆说：“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和父亲的主要矛盾就在这里。他与母亲之所以能结成“联合战线”，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显然，毛泽东更热爱也支持母亲，而母亲的优秀品德也给了儿子深刻的良好影响。

　　毛泽东像母亲一样周济贫穷的乡亲，尽力帮助他能帮助的人，与父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对父亲过于自私吝啬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十分不满，并以实际行动获得了母亲这个后盾的支援。

　　在私塾读书时，中午都是自带午饭。有一天，当毛泽东发现同学黑皮伢子因为家里穷，没有带午饭。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午饭分一半给黑皮伢子吃。以后，毛泽东每天吃午饭时，都叫上黑皮伢子，两人一起吃，自己却饿着肚子等到晚上放学回家再狼吞虎咽一顿。渐渐地，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儿子的这个小小变化，就将饭盒换了一个大的。但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后依然还要大吃，好像午饭没吃一样。母亲对儿子饭量陡然大增感到奇怪，就问毛泽东：“你上学读书怎么比在家干活还吃得多呀？”毛泽东知道母亲不会责怪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自己的秘密。母亲知道原委后，慈爱地说：“石三伢子，你做得对，只是你不该瞒着我，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好给你多带点饭，省得两个人都吃不饱，不能饿坏了身子呀！”此后，母亲天天给毛泽东带上两份饭。

　　有一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忙着在田地里收割谷物，谁知天气突变，下起了暴风雨，于是男女老少都赶回自家晒谷场上收稻子。雨越下越大，毛顺生始终不见石三伢子回家帮助收稻子，眼看着稻子就被大雨淋湿，有的还被冲走。费了好半天工夫，稻子终于收好了。这时毛泽东才浑身湿淋淋地匆匆跑回家，原来他去帮助一个佃农家收稻子去了。毛顺生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淋湿发霉坏了和冲走了就了不得，连吃的都没得了。我们家是自己的田，淋湿一点冲走一点也饿不着，怕什么！”毛顺生见儿子如此说，气得浑身发抖，扬手就打。还是母亲拉住了，劝说了半天才罢休。

　　还有一次，毛泽东挑一担稻谷去私塾老师家交学费。走到半路上听见本家的毛承七夫妇因为断粮正在吵架。毛泽东干脆就挑着稻谷走进毛承七家把稻子倒进了人家的米缸里。回家后，毛泽东把这事情跟母亲说了，母亲没有半点埋怨，瞒着丈夫又在米缸里量了一担，让毛泽东挑到私塾去了。

　　显然，在遥远的长沙发生的饥荒“暴动”和“造反”事件，与韶山冲发生的事是“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心灵中遥相呼应，产生了某种震动。毛泽东思想上受维新派的影响已经逐步开始“革命”。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韶山读到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仍能清楚地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和“它讲到的日本占领高丽与台湾”。毛泽东说自己这个“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的头脑里“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年轻的心灵开始为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

　　第一次离开家乡，毛泽东偷偷地改写了一首“立志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6岁这年，毛泽东把族长毛鸿宾将100多担稻谷封存在毛氏宗祠里进行倒卖，不平粜给断粮的乡亲，坑害贫苦百姓的行为抖搂了出来，一下子在韶山冲翻了天。父亲害怕儿子惹出事端，便打发他去湘潭一家他熟悉的朋友的米店去学徒。一开始，毛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早就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所“有趣的学校”就是他外婆家那边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个消息是表兄文运昌告诉毛泽东的。这所学校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不大注重经书”，“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很“激进”。但父亲不同意，于是母亲文七妹又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和儿子一起联合劝说丈夫，并请亲朋好友一起来说情。在老师毛麓钟、李漱清和表兄文运昌、王季范等轮番解释劝告下，最后还是因为“说这种‘高等’教育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毛顺生才答应满足儿子的愿望。毛泽东在“付了十四吊铜板作五个月的膳宿费及购买各种文具用品之用”后，便在这所离家50里的小学上学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远离家乡。临行前，毛泽东偷偷地抄改了一首“立志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送给父亲。他似乎是在向父亲立下“军令状”，表达自己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信心决心，又好像是希望父亲相信他这个儿子将来一定会给他争气，一定会功成名就。毛泽东这么写道：“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学堂读书，毛泽东才知道朝代已经变了，“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对他们的历史功绩非常仰慕。同时，毛泽东在“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并“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第一次听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美国。他后来跟斯诺说：“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这时，毛泽东还在萧三借给他的一本叫《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知道了“拿破仑、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毛泽东在这本书上加了许多圈点。而毛泽东最钦佩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独立。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他“开始渴想到长沙去”。因为他“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他甚至觉得长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毛泽东还听说那里有更高级的新式学校。恰好这年冬天国文教员贺岚岗应聘到了长沙这所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于是，毛泽东请求贺老师介绍他前去。贺老师欣然答应。于是毛泽东在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之后，过了年，就挑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到湘潭，再乘船到长沙应试。来到长沙，18岁的毛泽东心中一半是极端的兴奋，一半是生怕考试不能被学校录取，甚至有些惶恐地觉得“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然而，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他“很容易地就被录取了”。

　　这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再次作出的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意味着一代伟人毛泽东辉煌的人生剧目开始上演了！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理想，他又要远行去比长沙更远的北京。这时，母亲文七妹患病了。慈母卧病在床，游子在外飘荡，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毛泽东决定回乡探母。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18年8月初，毛泽东从韶山冲和唐家圫匆匆探望了病中的母亲，很快就回到长沙做前往北京的准备工作。临行前，大概在上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给自己的两个亲舅舅文玉瑞和文玉钦写了这封家书：“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之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这封家书落款没有具体的时间，但从信中可以推断毛泽东确实专门回乡探母。信中提到“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事实上，毛泽东是8月15日从长沙启程的，农历是七月初九，而同行的有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陈赞周等24人。因为自己出门在外，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母亲常年住在舅舅家中，靠两个舅舅照料，毛泽东对此感激不尽。又因为“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而为了母亲尽早康复，毛泽东在家中和舅舅们提出想接母亲“同下省”——带母亲一起到长沙诊治的建议。或许因为自己马上要去北京，或许因为母亲的身体条件不许可，母亲仍然留在舅舅家休养。于是毛泽东回长沙后，还是在百忙之中，“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但毛泽东对此亦没有十分的把握，在信的末尾还是写上了自己接母亲到长沙治疗的建议：“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润连，就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将这封家书匆匆邮出，连时间都没有落下，可见他当时确实十分繁忙。15日起程后，在途中因洪水冲断铁路，毛泽东一行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于18日到达许昌，19日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全国。

　　在北京的消费很高，因为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的，所以一到北京就得找事挣钱糊口。在恩师杨昌济教授的帮助下，毛泽东被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于是，毛泽东在图书馆有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每月8块大洋。要知道，那时候，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块，胡适为200块，陈独秀为300块。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1919年初，所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手续都已经办好。3月12日，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决定辞职回家。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中。毛泽东一到长沙，就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同时为解决生活问题，经同班同学周士钊的推荐，到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每周6节课。这时，母亲在弟弟泽民和泽覃的护送下来到长沙诊治。

　　毛泽东一边忙着教书，一边忙着组织爱国运动。工作的繁忙自不必说，但毛泽东还是尽力抽出时间陪同母亲去看病，四处求医问药，在20多天里，他“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人子之责，孝敬可亲可敬的母亲。

　　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在毛泽东的照料下，母亲的“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哦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身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毛泽东有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他感到有必要向一直照料母亲的舅舅们表示感激之情，于是他在4月28日致信七、八两位舅父，将母亲来到长沙诊治的病情和自己北京之行的情况略做汇报。

　　毛泽东知道，对于52岁的母亲来说，从遥远的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机会难得。这是文七妹第一次到长沙，也是最后一次。恰好大弟弟泽民和小弟弟泽覃也都在这里，毛泽东便带着母亲和弟弟们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而这也是文七妹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母亲坐在椅子上，慈眉善目，安详和蔼，端庄大方，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3个儿子分立母亲的两侧，这个时候，毛泽东26岁，毛泽民23岁，毛泽覃14岁。而这张照片也就成了毛泽东一家最早的照片了，也是兄弟三人唯一的合影。

　　然而，让毛泽东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聚。母亲在长沙小住了一段时日，便由弟弟泽民护送回家。

　　此后，毛泽东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一个星期后，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发动学生总罢课，声援北京。7月14日，毛泽东主编并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创刊。他领导湖南学联、新民学会等“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成为湖南“驱张运动”的干城。

　　10月5日，母亲病逝。噩耗传来，晴天霹雳。毛泽东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带着小弟弟泽覃回家奔丧。回到韶山冲，母亲两天前就已经入殓，毛泽东没有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喊着他的名字。毛泽东闻言，心如刀绞，悲痛至极，热泪长流。跪守慈母灵前，母亲的音容笑貌恍然眼前，清晰可见，毛泽东不禁思绪万千。在闪烁昏黄的油灯下，他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歌《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这是一篇念颂母亲的绝唱！这是一篇感天动地的美文！毛泽东将自己的痛苦、悲伤、思念、惆怅、悔恨、感恩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母亲的病逝是毛泽东26岁的生命年轮里最为痛心疾首的事件！毛泽东曾在写给新民学会的老同学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生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0月8日深夜，毛泽东在写好《祭母文》后，意犹未尽，又含泪写下挽联两副——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守灵7日，过了“头七”，毛泽东带着小弟弟辞别父亲，回到长沙。后来，仍然沉浸在失去慈母之痛中的毛泽东给他的好友邹蕴真写信，对母亲的高尚品德仍念念不忘。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就是最后这一种人。

　　失去了母亲的毛泽东，这时更加感到“生前不孝死后孝”的遗憾，为了弥补自己“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他将克勤克俭的父亲接到长沙小住，尽一尽作为儿子的孝心。尽管父子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十分好，但这“代沟”在亲情纽带中又算得上什么呢？更何况，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在省城有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这无疑也给作为农村一个小米商的毛顺生添足了脸面。再说，父亲的严厉，何尝不是一种深沉的爱呢？

　　父亲是在母亲安葬1个月后来到长沙的。同来的还有韶山冲毛氏家族中“学位”最高的国子监监生、堂伯父毛福生。和上次母亲来的时候一样，毛泽东同样带着父亲和堂伯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从照片看，毛泽东依然身穿长袍，但在他的左手手臂上戴着一个黑纱——显然，他依然在深深悼念着他敬爱的母亲。

　　农历十二月初一（1920年1月23日），在母亲去世才3个半月的时候，父亲也积劳成疾，因患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享年50岁。五十而知天命，妻子尸骨未寒，长子与幼子远在他乡，老人自觉不久于人世，不禁心境苍凉，黯然神伤。临终前，这位一辈子善于经营，辛辛苦苦、精打细算一心想发家致富的农民，也没有合上双眼，大儿子远在北京，小儿子在长沙读书，只有二儿子泽民守在身旁。

　　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声声含泪，字字是血。塾师毛麓钟代毛泽东兄弟撰写的这副挽父灵联，逼真刻画了对儿子“恨铁不成钢”的父亲的儿女情长舐犊情深。因为带领湖南“驱张请愿团”到京和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没有回家奔丧。父亲和母亲同冢合葬。毛泽东只能把悲痛和哀悼埋在心底。

　　毛泽东站在父母的坟墓前，跟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1921年2月，毛泽东带着弟弟泽覃回韶山过春节。父母双亡，长兄为父。也就是在这个春节，毛泽东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举家迁往长沙。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二弟泽民、小弟泽覃、继妹泽建和弟媳王淑兰等，畅谈家庭和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等情形。毛泽东作为大哥劝泽民把家中事情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舍家为国，舍己为民。就这样，毛氏四兄妹从韶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韶山也因此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了叱咤风云的毛氏三兄弟。

　　此后的1925年和1927年的春天，毛泽东也曾回韶山短暂停留，还带着妻子杨开慧和儿子岸英、岸青回到韶山，一边学习一边开展革命活动。每每回到故乡，毛泽东总要到父母亲的坟墓前祭奠，缅怀父母的养育之恩。

　　1927年秋，毛泽东奉中央指示，发动秋收起义。他匆匆安顿娇妻幼子，开始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这一别竟然整整相隔了32年。

　　1959年6月25日下午7时，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他1927年离开后就没有再见的故乡、他的出生地韶山冲。他的革命事业早已成功，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再过3个多月就是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纪念日。毛泽东站在故居中后人悬挂的他的父母的照片前，久久伫立，久久凝望，好一阵子，他才指着照片跟随行人员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头上生了疱，穿了一个眼。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当他走到自己的卧室，看到他与两个弟弟和母亲的合影，一下子高兴得像个孩子，用家乡话说：“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外婆家的表兄们保存下来的。66岁的毛泽东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如今，照片上的慈母去世已经整整40年，二弟弟泽民也已经于1943年在新疆殉难，小弟弟泽覃则早在1935年就牺牲于江西的红土地上，如今就只剩下自己一人，纵有万端感慨又与何人说？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一个人静悄悄地爬到南岸对面的一座松青柏翠的小山上。这座名叫楠竹的小山坡上，安葬着毛泽东的父亲母亲。工作人员看见后，都赶紧跟随过去。毛泽东随手折下一枝松枝，向父亲母亲三鞠躬，嘴里默念：“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将松枝插在父母坟墓前的泥土上，作为祭奠。

　　简单的祭奠完毕，毛泽东站在坟墓前，跟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韶山宾馆松山一号楼，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嘴里念念有词，黎明即起，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飘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人物峥嵘变昔年。

　　故乡行，诗言志。毛泽东将“别梦依稀哭逝川”之中的“哭”改为“咒”，其实，他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又岂是一个“咒”字了得！

　　毛泽东说“我下次回来，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父亲母亲——笔者注）”，而且还对陪同人员用家乡话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咯块子给我搭个茅棚子住，好吗？两年后，“茅棚”——滴水洞别墅搭好了，1966年他也的确回来了，也住进了这个被他称作“西方山洞”的“茅棚”。然而，他却因种种原因再也没有走进离他近在咫尺的家门、他出生的老屋，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母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959年别离32年后的回家，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踏进家门看父亲母亲的最后一眼！

少年毛泽东：曾威胁父亲要跳池塘
2013年4月19日08:15　转载文章　 我要参与(0)

油画：少年毛泽东求学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本报从今期开始特别推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专栏，将其一生分成七个阶段：一、成长求学阶段(1893∼1920)；二、建党初期(1921~1926)；三、建立红军、长征阶段(1927~1937)；四、抗日战争阶段(1937∼1945)；五、解放战争阶段(1946~1949)；六、建国初期阶段(1949~1966)；七、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1976)。我们将在丰富的史料中选取精彩的片断重现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以缅怀其丰功伟绩。
成长求学阶段(一)
出生在偏僻之地
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尽管贫穷落后，但山清水秀。在这个“每日瞻依仙境”的山沟里，毛泽东在他16岁之前，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方圆十里地的地方。
母亲文七妹在她26岁时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毛泽东。这一年，父亲毛顺生23岁。因为前面两个儿子都在襁褓中夭折了，这给文七妹的打击很大。为了把第三个孩子平安地养大，她干脆回到湘乡的娘家唐家圫，而且还在一座观音庙那里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并给孩子取名“石三伢子”。因此，毛泽东的童年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一直在那里生活到9岁才回韶山冲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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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顺生把儿子送进了离家最近的私塾读书，南岸这个离家才200米的私塾，是毛泽东读书生涯的第一站。私塾老师邹春培对收毛泽东这个学生，很是欣慰，他跟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精明能干的毛顺生对此却毫无奢望，他的想法极其简单又实际：“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但上私塾后的毛泽东并不能让毛顺生顺意，甚至事事顶撞。从因为带领同学去池塘游泳而顶撞塾师，受到父亲的责骂而离家出走“罢课”，到父亲当众责骂他“懒惰无用”，再次离家并以投水自杀相威胁，引经据典地说什么“经书上说‘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前，‘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叛逆”的精神在13岁的毛泽东心中已经像越冬撒下的小麦，开始迎接春天。
常做“忤逆不孝”的抗争
从9岁到13岁这4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在4所私塾的4个老师门下读书，几乎是一年换一个私塾。毛泽东对这种私塾封建式教育难以接受，再加上父亲让他读书的初衷基本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胜任父亲交给他的“记家账”的任务了。在13岁到15岁这两年，毛泽东干脆停学，“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
毛泽东对父亲的专制不满并自行其是，做了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为此，他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毛泽东的这个比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心态。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在思想上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这个时候，最爱革命的湖南人在长沙等地“造反”不断，同样也波及到韶山这个偏僻的山沟沟。毛泽东家因为父亲毛顺生的经营，已经成为韶山冲的“大富”，因此也成了“造反”的对象。毛泽东回忆说：“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显然，在遥远的长沙发生的饥荒“暴动”和“造反”事件，与韶山冲发生的事是“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心灵中遥相呼应，产生了某种震动。毛泽东思想上受维新派的影响已经逐步开始“革命”。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韶山读到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仍能清楚地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和“它讲到的日本占领高丽与台湾”。毛泽东说自己这个“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的头脑里“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年轻的心灵开始为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
16岁这年，毛泽东把族长毛鸿宾将100多担稻谷封存在毛氏宗祠里进行倒卖，不肯粜给断粮的乡亲，坑害贫苦百姓的行为抖搂了出来，一下子在韶山冲翻了天。父亲害怕儿子惹出事端，便打发他去湘潭一家他熟悉的朋友的米店去当学徒。一开始，毛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早就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 (丁晓平 据《党史文苑》)

少年毛泽东轶事
“我可以屈一膝下跪”
毛顺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毛泽东的脾气很像他，倔犟顽强，甚至还有些暴躁。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儿子读了书以后，竟然也引经据典地来反对他这个父亲！
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13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
周济贫穷的乡亲
毛泽东像母亲一样周济贫穷的乡亲，尽力帮助他能帮助的人，与父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私塾读书时，中午都是自带午饭的。有一天，当毛泽东发现同学黑皮伢子因为家里穷，没有带午饭。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午饭分一半给黑皮伢子吃。以后，毛泽东每天吃午饭时，都叫上黑皮伢子，两人一起吃，自己却饿着肚子等到晚上放学回家再狼吞虎咽一顿。渐渐地，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儿子的这个小小变化，就将饭盒换了一个大的。但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后依然还要大吃，好像午饭没吃一样。母亲对儿子饭量陡然大增感到奇怪，就问毛泽东：“你上学读书怎么比在家干活还吃得多呀？”毛泽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自己的秘密。母亲知道原委后，慈爱地说：“石三伢子，你做得对，只是你不该瞒着我，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好给你多带点饭，省得两个人都吃不饱，不能饿坏了身子呀！”此后，母亲天天给毛泽东带上两份饭。(丁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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