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反孔系列之十三：儒家思想与中国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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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咸菜谈天下 于 2006-6-11 1:27:1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儒家思想与中国式腐败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吏治之腐朽不是某一朝某一时的孤立现象，中国吏治之腐朽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不治之症。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腐败与暴乱相循环的历史。
    当然，统治者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吏治的重要。《后汉书》记载，武王问太公“治乱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为治，其乱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又问：“吏之重罪者何。”太公曰：“……夫吏者有三罪，则国乱而民愁；尽有之，则民流之而君失其国。”太公明确地把治国的根本定位于吏治，并认为吏治不清，国家必亡。道理是说清了，那么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有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吏治之道呢？我们说从来没有，他们的不断覆灭就是证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只要有儒家思想做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它就必然会带来中国式的腐败。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儒家“性本善”思想必然造成反腐不力的局面。
　　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性本善”，《孟子?公孙丑上》篇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具有四体也。” 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即所谓“四端”的道德观念，皆是一个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是天赋而就的。既然一个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要防止他走向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唤醒他的良知，就要加强对他的思想教育，也就要讲政治。《尚书?康浩》告诫官吏们要“克明德”。《尧典》中则说“克明峻德”。孔子则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说法。孔子之后的儒家诸人更进一步地把儒家的吏治思想归纳为“三纲”“八目”说。北宋司马光在《才德论》一文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为了提高国家官员的道德水平，儒家诸人主要是提倡官员的自我教育，也就是要“修身养性”，其次是“从孩子抓起”，在国家设立的“庠”、“序”、“学”之中，大力推行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听起来当然是满不错的，如果人人都能够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了，那么反腐败当然也就不战而胜了。但实际上的效果却未必有那么美妙。为什么呢？因为道德它不是空洞地存在于世界之上的，它总是要有所附丽的。没有物质的追求，人作为一种生物，他就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了。没有制度的约束，一切道德最后都会流于空谈。
    对于利益的分配，在中国和在西方各有一个小故事。中国的故事叫“孔融让梨”，说的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主动把大的梨子让给别人，这个利益的分配方案之所以成为可能，取决于这个七岁孩子高超的道德水准，而这样的处世方式，正是中国传统的“性本善”思想的产物。西方也有一个有关于利益分配的故事叫“兄弟分饼”，一块饼如何分呢？为了公平起见，兄弟俩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切饼的人后拿”，这样分割饼子的人就会尽量分得公平，以免使自己吃亏，这样的处世方式，来源于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东西方的两种利益分配方案，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当然是高下立分的。东方的孔融不愧圣人之后，有先人后己的高风亮节，而西方的兄弟之间居然互相防范，需要制度的保证才能把饼子分配下去，看上去实在是小肚鸡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孔融让梨”式的利益分配机制看起来很高逸，可是最后却恰恰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利益取向的，一个人曾经让过梨，不等于他永远会让梨；一个人能够让梨，也不等于所有的人都能够让梨。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某一个人哪一天不“让梨”了，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并没有制约它的方法。所以“孔融让梨”式的利益分配方式本身就是极不合理的，而可悲的是，在儒家“性本善”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政府官员几千年来，恰恰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整个社会进行利益分配的，他们既担当切饼的人，又有第一个拿饼子的权利。不错，我们的儒家诸人一直都在对官员们进行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官员们的道德水准，让他们自觉地为自己拿一个小的。但是你可以让官员们一次两次拿小的，但不能保证官员们每次都只拿最小的。你也可以树立一个两个永远只拿小份的被称作“清官”的道德标兵，但你不能保证每一个官员都能成为这样的标兵。强调了“人性善”，我们就缺少了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制度，官员贪污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这就最终造成全体官员的集体腐败。而西方的那种兄弟分饼方式，虽然看上去好像利用了人性中自私丑恶的一面，不够冠冕堂皇，但它在实际操作中却很有效果，它能保证每一次的利益分配都能做到使大家满意。
    所以，只要我们是相信儒家的“性本善”的，我们最后就必然过分强调人的道德自律能力，我们就必然忽略对政府官员的制度性监督。“为政以德”，这个话当然很好听，但对贪官不起什么作用，没有哪一个贪官会承认自己没有“德”，所以“为政以德”最后就会演变成“能为政者必有德”了，最后“德”就变成权力盛宴上的一块抺桌布了。
    第二、儒家信徒做官的最重要目的，还是经济利益。
    孔夫子曾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述而》篇中也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朱熹解释这段话说：“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看看，为了赚到钱，孔夫子甚至可以不在意什么体面了。《论语?子罕》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在这里，孔夫子明确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待善价而沽的生意人了，这和后来人们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一回事。孔夫子周游列国，动机也没有多么的高尚，无非也就是要当官发财。“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卷四十九）孔夫子爱钱，卫灵公也是明白人，他直接就问清楚了孔夫子的价码，这样大家都高兴。想要有相当的本事，那就要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孔夫子是这样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里说得很清楚，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禄”。至于为什么“忧道不忧贫”呢？也很容易理解，忧治国之“道”，给统治者当帮闲或帮凶，是可以得到“禄”的，傻乎乎地只“忧贫”，那就只能越来越贫了。要学习当然也要有一定的学习成本，想拜孔夫子为师也是不容易的，也是要交钱的，孔夫子自己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孔夫子自己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孔夫子也是要向学生要腊肉吃的。不但孔夫子是首先注重经济利益的，后代的儒家诸人也是注重个人利益的。孟子就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还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孟子?滕文公下》）对于出仕的目的说得也是很清楚了。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上则说：“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看来“德”也只是个手段，“德”的目的还是在于名和利的。秦相李斯是法家，但我们如果考虑到法家是师承儒家而来的，李斯的老师就是儒家的荀子，那么儒家对富贵的意见应该也与李斯的意见有近似之处。李斯就说过：“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这里说得就很清楚了，穷就是穷，“自托于无为”是没有意义的，看来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这样的人和事，只是儒生生活中的特例，而不是常态，对儒生来说生活的常态还是要“利”的。
    另外，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儒家诸人想要在社会中如鱼得水，他们也是要有一笔钱做为基础的，没有钱，谁会听你们儒家诸人的摆布呢？所以《中庸》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者不侮（不遭受侮辱），宽则得从（受大众拥护），信则人任焉（得到别人任用），敏则有功（工作效率高），惠则足以使人（使唤别人）。”看出来了吧，就是说要想使唤别人，也是要有“惠”的。《大学》中有两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也可以看出，一个人要想成为能“发身”的“仁者”，他也要有一笔钱才行的。
    当然，儒家诸人空谈起道德的时候也是非常高妙的。孔夫子说：“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个话听起来当然很不错了，但“义”与“道”它不是法律规范，它是道德范畴的东西，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最后儒家诸人当了官以后，看在钱的份上，他们总是能很容易地为自己的腐败找到适当的借口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公孙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孔子就想去了，这明明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子路爱惜老师的名节，叫他不要去，孔夫子却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说得多么冠冕啊，如果投奔公孙不狃也能找出一些“道”和“义”出来，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找不出“道义”呢？就是汪精卫也很容易给自己当汉奸找出“道义”的根据来了吧。所以我们对儒家所说的“道义”不必当真，如果儒家诸人还要强调洁身自好的“道义”，那只是说明给的钱还不够而已，只要给了足够多的钱，儒家诸人就会扯掉最后一块遮羞布了。
    由此可见，儒家传统上就是很注重金钱的，他们要做官就是为了得到“禄”。“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个话就说得很明白了。俗谚也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没有形而下的物质追求，儒家诸人是不会去讲什么“道”的。这样看来，用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当上官以后，成为蝇营狗苟的贪官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当贪官，还会有几个人去读儒家的那几本乱七八糟的书呢？考中了功名，祝贺的人都是恭维对方将来升官发财，从来就没有听说有谁要祝对方将来做一个大清官，这也是对儒生自古好“利”的一个证明。
    第三、儒家对血缘亲情的重视妨碍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儒家学说是一种入世的学说，所谓治国平天下吧，而治国平天下，就必然涉及到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没有社会正义，就不会有对社会的正常管理。儒家在一般的意义上也是要追求社会正义的。比如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对“仁”的追求，他说：“当仁不让于师。”颇有点“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模样。孔子又说：“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看上去孔夫子是很注重社会公正的了。孟子也说：“仁者无不爱也。”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儒家看上去是很注重“谨而信”、“泛爱众”等等社会正义的理念的。
    但是，儒家一遇到血缘亲情，它马上又陷入了矛盾之中，与血缘亲情相比，社会正义又不值一提了。这方面有两个著名的故事。一个是孔夫子主张“父子相隐”的故事，一个是孟子所说的舜帝在父亲犯罪后“窃负而逃”的故事。孔夫子一直是主张正直的，孔夫子对诚实的追求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有人向微生高借醋，微生高家没有，他就从别人家借了一点醋来，给了那个有求于他的人。微生高的行为当然谈不上坦荡磊落，但这毕竟还是乐于助人的一个体现。结果孔夫子就很不高兴，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孔夫子就说得很严重，把这个事上纲上线了。但是就是如此注重诚实品德的孔夫子，遇到血缘亲情的时候，就换了一副腔调。有一个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事见《论语?子路篇》）意思是说：我们那儿有一个正直的人，他揭发了他的父亲。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孔子这一次不想保持诚实了，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意思是说，父子亲情才是第一位的，为了保住亲情，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共同欺骗社会。很清楚了，在孔子那里社会正义遇到家族的私德就成了一句空话。与这个故事相类似的是，孟子也是明确地把家族的私德凌驾于社会正义之上的人。“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父亲杀了人，身为天子的舜并没有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来对待这件事，他最后的办法是“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而且孟子还明确赞赏“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的原则，赞成执政者出于家族利益的目的，给自己的亲人谋取个人利益。舜将“至不仁”的弟弟象“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孟子也明确表示了赞赏。在亲情面前，孟子对他一向提倡的“尊贤使能”、“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主张就再也不提了。孟子不但主张亲人之间要有超乎社会正义之上的互相提携，孟子还认为亲人之间不能互相批评对方，“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父子之间的相互批评，是妨碍亲情的恶劣行为。孟子还说：“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儒家提倡的爱是有差等的，他们对自己的亲人理所当然要更爱一点。为了亲情，“仁者无不爱也”的话，孟子也不提了。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臣下因私德而害公义的，所以他们就宣扬“尊尊”的重要性。所谓“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公羊传》哀公三年）、“不以亲亲害尊尊”（《谷梁传》文公二年），即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孝以尽忠”。忠与孝之间，是取“孝”还是取“忠”，这体现了国君的公权与臣下的私权之间的一种矛盾与斗争。在任何社会里，国家的公权与个人的私权之间都是有矛盾的，在现代社会是应该一方面照顾到个人的私权，同时又不能在公共领域让私权妨碍公权的实施。这里面就涉及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在儒家那里是做不到的。在儒家看来，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他们只要用“齐家”的手段来“治国”就可以了。这样当社会正义与家族私德出现矛盾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发生了扭曲变形，他们就不再要求社会正义了，他们就只追求家族的私德了。即使他们也说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君为臣纲”“不以亲亲害尊尊”，但实际上，他们私下里是很容易走上“任人唯亲”“循私舞弊” 的道路的。“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以这样的观念去生活，当了官，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为自己的家族亲人谋取私利实在是水到渠成，非常自然的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对血缘亲情的重视，直接妨碍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儒家思想中的血缘亲情思想，必然会造成社会政治的极端腐败。
    第四、儒家绝对君权的思想，造成君权对官员贪污腐化的鼓励。
    儒家是主张绝对君权的，《礼记?坊记》中有这样的话：“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遵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这就说明了这一点。
    国君的权力巨大，对臣下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臣下只能“忠君死义”，那么臣下为了自保就必然要让国君放心，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国君最放心呢？那就是腐败，官员一旦腐败，一来可以表明自己无意于最高权力，二来送给国君一个把柄抓着，好让国君放心。《史记?萧相国世家》里有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看看，萧何为了避免窃国的嫌疑，居然是故意自毁声誉，自甘堕落了。与此相类似，宋太祖为了消除权臣们对自己权力的潜在威胁，“杯酒释兵权”，鼓励权臣们纵情声色犬马，放弃政治抱负。国君虽然也希望臣子们能清廉公正得民心，但他绝不会把行政正义置于安全之上。在儒家的君权思想之下，臣子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法家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极端化的发展，他对所谓廉吏的说法就更明确了。韩非子说：“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可见在韩非子看来，对国君来说清官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法家思想，不是儒家的思想，但是儒法两家本出同源，而且儒家对法家还有相当程度的欣赏。所以，从维护君权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这两者对清官的意见本质上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对君权的强化，最后就造成了官员普遍的自甘堕落、腐败成风。
    第五、儒家的愚民思想造成政治神秘化、政治不透明，恶化了廉政建设的环境。
    我们知道，要想搞好廉政，必然就要求政府行为的公开化。没有这样的公开化，我们不可能知道在哪个环节出现了贪污行为。但是这样的要求在儒家思想框架之下，是做不到的。儒家是愚民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绝对的顺民。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让人民知道怎么做，不能让人民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人认为这句话可以有其它的断句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孔子一贯的处事风格，我们就知道这种断句方法并没有错，孔子就是主张愚民的。比如当孔子得知晋卿赵鞅铸刑鼎，把刑书刻于其上时，就抨击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晋国公布成文法破坏了社会秩序。为什么呢？如果不公布成文法, “民”就会仍然陷于愚昧之中，只知按习惯服从上级，不会有非分之妄想和妄动，君主就可任意摆布臣民。现在晋国公布了成文法，那“民”就会根据法的规范向统治者提出自己的要求了，而且统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了，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办事了。这个故事是孔夫子愚民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孔夫子一贯是反对行政公开的。而政府运作不公开，政治神秘化，监督就成为不可能，最后也就不会有什么廉政可言了。
    所以我们认为孔夫子的愚民思想直接造成了廉政建设的巨大困难。
    第六、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成为政府官员低薪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反过来强化了官员贪污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我们在上文谈到，儒家诸人内心深处是强烈追求名利的，但是儒家学说又是一个以德为标榜的思想体系，所以就造成了它的内在矛盾性。它一个方面是利欲熏心的，另一个方面又有着不切实际的极端化的道德要求。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历朝历代它都会树立几个道德上的标兵，做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但是这种榜样总是清廉到变态的程度，是绝大多数官员们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做到的。但是在廉洁的正义性话语权面前，官员们还不能有任何异议，所有的人都必须口头上赞同“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说法。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中，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整个官僚阶层总是有意把薪俸降到极低的程度，甚至到了无法凭薪俸活命的地步。几千年来，在以德治国的高调之下，政府官员的工资一直都非常低。东汉时期，宰相每月收入为大米28.5石(约为3060斤)；最小的官员，每月只有1.9石(约204斤)。北魏初期，官员没有俸禄。明朝的宰相，月俸不足20两银子。清朝四品官月俸大米24石(约2576斤)，五品官月俸16石(约1717斤)，而七品县令的月俸，仅7石(约751斤)。一个县令，月俸只有7石大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充其量能养活七个人。这么点俸禄仅仅养活自己家里的人都很困难，而在官府里还要雇用衙役，还要有管家、侍女、马夫、厨子，加上官场上的迎来送往，靠七石米的官饷，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所以在儒家的道德高调之下，你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清官，那么你常常会连饭都吃不饱。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要自己种菜，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居然就成了当时的一条新闻。海瑞最后官至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但是因为清廉，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凑不齐。（参见《明史?海瑞列传》）
　　当然，真正能做到海瑞这样清廉的政府官员也不是没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只靠喝喝儒家道德的“西北风”就可以清廉下去的官员绝对不会很多。这就像是走钢丝，我们知道确实有人是能走过这根钢丝的，但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能通过修炼，达到走钢丝的水平。那么，怎么办呢？在唱完了高调以后，就是捞钱了，就是贪污了。拿晚清来说，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国家发放的官员薪俸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但是全国官员有据可查的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这是人人有份的集体贪污腐败行为，这在官场上是公开的秘密，连皇帝都知道得很清楚。可以说，你要想在官场上混下去，你就必须贪污。林则徐大家都知道吧，已经是少见的一个大清官了。他写对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可是他在当官的时候，对于官场的陋规，一样照收不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陕西巡抚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据张集馨记载，他就是按时给林则徐送陋规的，哪怕荒年也照送不误。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虚伪道德与现实欲望之间的矛盾，直接造成了官员的低薪和整体性的腐败，使“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成为了中国儒家信徒的突出特征。
    第七、儒家“刑不上大夫”的等级观念，必然造成廉政建设的失败。
    儒家文化主张贵族驾临于法律之上，孔夫子所说的“刑不上大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中，特权成为腐败的保护伞，特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由君权支持的腐败权。同样是贪污，但惩治起来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级别可以进行多大力度的惩罚，这在封建时代总是有着成文或不成文的一些规范的。反腐败总是打苍蝇不打老虎，最后只能让反腐成为一纸空文。

    以上七点，就是我们对儒家思想与中国式腐败之间关系的一个分析。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就是中国式腐败的一个总根源。今天有人还想以儒家思想来反腐败，只能是缘木求鱼而已。我们认为，要真正彻底的反腐败，只有一条路，就是彻底摒弃儒家思想，放弃“以德治国”的高调宣传，以“人性恶”作为我们吏治的根本出发点，从实际出发，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建立一整套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度，让人民参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打破行政行为的神秘化倾向，增加政府透明度，并最终实现人民对政府官员的直接选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国家反腐败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彻底摆脱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怪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
    任重道远，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感谢咸鱼飘香兄为我整理本人的反孔系列文章,在此贴出,请有兴趣的朋友批评指导:
文章提交者：咸鱼飘香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反孔系列：

一：关于人性善恶之争的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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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思想是中国革命历次失误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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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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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谈谈儒家下流的妇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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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家思想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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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儒家思想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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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儒道互补看儒学的包容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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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儒家丑恶虚伪的修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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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儒家大同思想与大跃进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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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儒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与它的现实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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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儒家孝道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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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儒家君权思想与文字狱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123832&page=1

十三:儒家思想与中国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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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论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及其致命缺陷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全面恶化，很多人病急乱投医地胡择药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并以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为名，大肆向民众兜售鼓吹孔孟之道等历史垃圾，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历史沉渣纷纷泛起。

我留意了一下一些儒教分子的言论，特别是台湾一个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人写的鼓吹儒教的书。且不说他书里面那些可笑的常识性错误，如已经被很多专家如张中行指出的作者对“无友不如己者”“不如诸夏之亡也”等含义的解释完全是不顾常识按照自己的需要蓄意曲解篡改，甚至连通假的常识都不顾了。但说以此为代表的儒教分子的那些戏说历史的弱智言论，完全是在故意误导没有古文根基，没读过原始典籍的读者。

这一类摩登儒教，虽然经他们胡乱引申发挥，跟他们祖师爷的原始意义已经有所出入，但是本质还是差不多的，而且因为这些言论是很有代表性的，是现阶段儒教分子极力宣扬鼓吹并且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类言论（他们甚至还大肆鼓动所谓的“读经运动”，实质上早就堕落成商人牟利的做秀表演），所以我们下文就以此来看看。

虽然现在的儒教分子已经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尊王”“忠君”之类的垃圾了，而是改口宣扬什么“孝悌”才是儒家的本义，妄图以此迷惑世人，博取人心，不过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他们为其祖师爷遮丑的无耻谰言。

《论语》一开篇，学而第二，有子就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将儒家所要宣扬的“孝悌”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表露了出来，宣扬“孝悌”从来不是什么儒家的“本义”，只是手段，维护君尊臣卑统治秩序的权宜之术而已。

可惜即使是这样，他这话也说得太早了一点，古代实行科举制之前，普通人要做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举孝廉”，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为人倒也确实是很“孝悌”，为报父仇，发兵攻打陶谦，一路屠城，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百姓，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为仁之本”吧。至于犯上作乱，那他更是“不鲜矣”。这样“孝悌”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

篡汉的王莽，也是一个著名的“大孝子”。

实际上，一个人爱不爱父母跟他爱不爱邻居，人民，国家，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相反，一个人倒是有极大可能性为了狭隘的“孝”作出损公肥私，伤害他人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少吗？

以孔子自己的言行为例：《论语》子路篇第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盗）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说老实话，如果我的亲人做了错事或者犯了法，我也是会为其隐瞒包庇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会这么做的，人之常情嘛，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我这么做是错误的，而且违法，如果没被抓住就算了，抓住了就认栽。

可孔子就能够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要干坏事你就干嘛，你还硬要强词夺理把你干坏事说成是“正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真理”。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宣扬的“孝悌”是很有迷惑性的，表面上看，爱父母应该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也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则，可是儒家志不在此，他们所宣扬“孝悌”只是作为维护君尊臣卑等级秩序的手段，权宜之术而已。

即使这样，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比起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境界也是有天壤之距。

人生三大感情，亲情友情爱情，我们先讲亲情，因为这是人伦之首。

人所共知的是，母爱父爱是世上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境界是远远不如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母爱父爱是完全不图回报的爱，无私的爱，不象中国人那样隐含势利，当作一种人生的感情投资。

中国人拼命地生育，而且重生男不生女，就是作为一种养老的投资。所以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往往比对待亲生子女感情淡薄，疏远，而且极力防止养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因为他觉得这种投资不保险；但是西方人收养别人的子女，却全心全意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倾心疼爱，无私奉献。哪怕是异族的孩子。

从东西方历史传统就很容易看出这种差异：中国人的皇位是一定要传给自己亲生儿子的，不然的话，就是被视为变了天，失了权，要动刀流血的；但是古罗马帝国的皇位一般是皇帝在有能力的人中选好继承者后，收其为养子，以此名义传位于后者。很少有传给亲生儿子的。从这种历史传统的差异就可以看出东西方道德境界的差异。

以前发生的那件美国白人跟中国移民争夺子女的著名案子，就很说明问题，中国人没钱的时候就把亲生子女送给别人（甚至卖给别人）抚养，什么时候觉得需要延续这笔投资了又想去抢回来。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费力不讨好地去收养其他种族的孩子，而且人家还不怕养子女长大了以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哪里。他们不担心养子女背弃自己去找亲生父母，因为人家完全是无私的付出，是真爱，不像绝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是把生养子女当作是一种养老的投资。（注意：我说的是绝大多数，已经将少数良知未泯的包括我自动排除在外了）

中国的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为什么？因为生男是一种合算的投资，生女是一件赔本的生意，生女不能给自己养老送终，是没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的农村，抛弃甚至杀死初生的女婴的情况非常普遍，我在农村时，就经常看到有人将生下来的女婴悄悄杀死埋掉。虎毒尚不食子，在爱这个领域，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中国人今天稍微变得象点人样了，完全源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天赋人权，博爱，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启蒙，教育。中国人应该永远牢记正是因为有了西方这个恩师的教诲，才有了中国人现在初脱兽形的人样社会。

西方人的爱是真正做到了“为爱而爱”，正是因为西方人的父爱母爱是完全出于真爱，不图回报的爱，所以相应的，西方人的孝敬父母，也是真正做到了基于真爱的一种感情。而中国人由于其一开始的父爱母爱就是出于一种隐含势利的养老投资，所以其衍生出来的“孝道”本质上也只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

表面上看，西方的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好像很疏远，冷淡，以彻底的科学化，制度化，法律化，将人的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好像有点冷冰冰，不够温馨，不够人情味，但是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的基本幸福得到切实的保障。

虽然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非要勉为其难地让子女与父母甚至祖孙几代人挤在一起凑合着磨摩擦擦地过日子，但是西方人通过完善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制度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解决得很好。并且西方人父母子女之间并不缺乏温情和关爱，在各自独立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很好地做到了有礼，有节，彼此尊重，合乎人性地感情交流。

西方人对待子女从小就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有尊严的人平等尊重对待（不像中国人把子女当作畜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随意打骂），并真心疼爱，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前途着想，培养好他的生存能力，长大以后则尊重其意愿任其自由发展，不图回报；而子女长大以后，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时常保持感情的联络，也认真履行经济上赡养父母的责任（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并不需要依赖子女）。

而没有父母的孤儿，西方人也通过制度性的孤儿院收养使其免于象中国人那样流落街头，或者被卖来卖去的悲惨命运。

通过制度建设，西方人真正地做到了“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理想境界。

而中国人虽然自以为是地强调并吹嘘所谓的“孝道”，但是中国社会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过，特别是在人没有能够有机会作出生养子女这种投资的情况下。

中国的城乡中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靠拣垃圾为生的老年人，可以说，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没有孝心的民族。

中国人所谓的“孝道”是非常虚假的，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当然，能够知恩图报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人由于背负着这种还债的心理包袱，尽管家庭内部如婆媳关系紧张恶劣，也要碍着面子勉强凑合着过，再加上彼此生活习惯的差异冲突，长期这样压抑的生活，就容易产生一种变态心理，导致中国人在表面“孝顺”父母的形式下，变相地虐待父母，如把父母当作是带小孩做家务的免费保姆，以求得心理平衡；或者是在父母在世时对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后又来隆重地“厚葬”，以此形式主义标榜自己“孝顺”。

这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这个污浊环境中难以摆脱的悲哀。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也有这种“大家庭”的传统，因为这是一种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共有传统，但是别的国家民族都没有发展到中国这样变态的“孝道”。

中国古代，子女对于父母是有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父母对于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可以生杀予夺，如同君对臣，“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有真实的刑律制度支持的，父母如果认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证据，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处死（一般都是陵迟），在这样残酷的刑律支持下，中国古代当然“孝子”多多，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谓“孝道”的真实本相。

儒家文化的虚伪性还典型地表现在《论语》学而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在这里是表示“多年”的意思，但后世守孝则确以三年为期）

为什么父在观其志？因为古时候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自主行事，要按照父亲的意志行事，要百依百顺。这倒也罢了，可为什么父亲去世了，仍然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不是发神经吗？你爹都死了，你再假惺惺地“无改于父之道”，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还能对他有何益处？

再说了，你要“孝顺”，要“无改于父之道”，那就应该一辈子“无改于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终，为什么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这到底是出于“孝顺”，还是做秀，还是怕坐牢，还是怕鬼魂缠身？

而孔子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孔子的母亲刚死不久，他还在守孝期间，听说季氏举办宴会，就不顾自己还在守丧的身份，急忙赶去蹭饭吃，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赶了出来。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所提倡的所谓“孝道”，“以孝治天下”，在现代社会中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硬要强制性地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反倒造成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隔阂。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大错特错！人的道德不是天生而来的，正是依靠法制约束才能建立起人的道德观，羞耻感，而儒家将道德说教的重要性置于制度建设之上，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后来发现行不通时，又开始用严刑峻法来弥补，这又错上加错，因为要做到真正的社会公正和谐，法律合理，不是依靠严刑峻法，而是需要三权分立的制衡，协调。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陷。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刑法最严酷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世界上社会道德最败坏社会治安最恶劣的国家。其根源之一就在于这种文化传统。

还有，儒家宣扬的这个“仁”的理念，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仁爱”有很大出入，确切地说，儒家的“仁”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道德规范，而这个道德规范是要以符合君为臣纲的统治秩序来衡量的，所以有的时候，“仁”的理念与“仁爱”有相重合之处，因为便于维持统治秩序；但更多的时候，“仁”则与“仁爱”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说，“仁”最高的标准就是不能“越礼”，也就是说诸侯使用的祭祀礼仪规格以及行政待遇不能超过天子，以此类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都不能有超过上级阶层的待遇规格。

孔子的学生颜回死了，无钱安葬，颜回的父亲请求孔子把自己的车卖了给自己换棺材安葬儿子，孔子说：卖了车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经做过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礼不可以步行的，所以这事我帮不了你。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和“礼”。

《论语》八佾篇第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仅仅因为人家多安排了几个祭祀的舞者，他就暴跳如雷到这种程度，但是从没看见他对在残酷的奴役压迫和诸侯战争中的民众苦难表现出这样的愤怒过。由此就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孔子自己就坦承：仁就是“克己复礼”。

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这个“人”，是有特定意义的，也就是说是要符合统治要求才能算是“人”，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顺之者人也，逆之者禽兽也。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不“爱”你了，甚至你连人都不算了，他可以动手杀你。

孔子跟随鲁定公去与齐国会谈时，仅仅因为对方奏乐时跳的舞不符合他认定的“礼”，就硬逼着齐景公砍掉了舞蹈者的手脚。（热爱崇拜儒家文化的叶公好龙者注意了：我知道你们很多是喜欢跳街舞，迪斯科的爱国小愤青，如果你们回到你们梦想生活的孔子时代，你们很有可能会被砍掉手脚的）

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时，因为大夫少正卯聚众讲学，把孔子的门徒都吸引过去了，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恼羞成怒的孔子就找了几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少正卯杀了。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文化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的意思，一种君臣名分，纪纲。

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是从他自己的言行来看，他又何尝不是“巧言、令色、足恭”。

《论语》乡党篇：【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门言）（门言）如也。君在，（足叔）（足昔）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足具）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足具）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足叔）（足昔）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足宿）（足宿）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在上面的人面前装孙子，在下面的人面前充大爷。

子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两段话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要想混得好，有官做，就要学会装孙子。

孔子这个人很会做戏，去参加人家丧礼，吃饭时故意不吃饱，太做作了，依我看，如果真要表示哀悼的诚意，就根本不应该趁人家办丧事时去蹭饭吃。

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馊，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却要求别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虽然孔子也说“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齐易也，宁戚。”，不过说说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从来都是不惜铺张豪奢的。

从对待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来看，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中的“礼仪”与西方文化的礼仪相比，那是猴子的礼仪与人的礼仪的区别。

确实，中国文化的所谓礼仪只是猴子的礼仪：有吃的东西要先让给大王吃，有母猴子先让给大王泡，小猴子要对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对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对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这就是猴子的礼仪。

中国古代从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一些艳情故事，因为中国古代男女从来没有平等过，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必须三从四德；丈夫可以随意休妻，但是妻子无权提出离婚。这跟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态度有天壤之别。

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女孩子都热衷于傍大款，当二奶，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独立，是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

还有，孔老头那一副强装威严庄重的做派也让人好笑，你说你温而厉也好，威而不猛也好，你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你怎么能保证肖小之辈在你面前保持礼貌尊重，不乱来，你要是无权无势，他要骂你打你骚扰你，你又能怎么样？你孔夫子不是也经常被“野人”所围困，狼狈不堪。

这个问题，西方人就解决得很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制为保障，真正地做到了人与人之间“有礼有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要象中国人这种流氓德性，看见漂亮女孩就凑上去调笑，看见人家大腿就两眼色迷迷地扫来扫去，早就吃官司了。

师道尊严，这个简单说几句，比起亚理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界，差得太远。虽然孔子也言不由衷地说什么：当仁不让于师，不过他真正赞赏的却是乖巧听话会拍马屁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个境界远远比不上苏格拉底，耶稣，佛陀，人家就从不收费，主动到大街上去免费授课。

还有，儒家文化所支撑的宗法社会，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黑社会孳生的温床。中国的黑社会，其广泛性，深入性，残酷性，等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很多年前，我在社会上接触到一些黑社会势力时，就发现，他们有很浓厚的儒家那种“忠义”的色彩。中国文化的这种绝对性地强调人对人无条件的服从，忠心，并以之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以及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导致中国社会黑社会色彩异常浓厚的根源。

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中国人没有一种宗教的悲悯精神，使得中国人在社会斗争中异常残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什么卑鄙残忍手段都使得出来。

国外的黑社会组织，自己还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组织，为了逃避警方打击，极力隐蔽自己。中国的黑社会，根本就不避讳警察，甚至警匪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就在于中国社会是儒家宗法文化维系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旧黑社会历来就有供奉关羽的传统，实际上，看过《三国志》（不是三国演义哦）就会发现，刘关张三人的发家历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性质的，刘关张三人的故事历来也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典范。

现在儒教分子们大肆鼓吹儒家教义，实则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埋下祸根，可以肯定，将来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后，中国的下层社会政治必将全面黑社会化。

尤为让人愤怒的是，儒教分子为了抬高自己，愚蠢地诋毁贬低西方文化说他们没有“仁”“义”“孝”这些概念。真是可笑，难道因为西文里没有“仁”“义”“孝”这几个汉字你就可以以此宣称人家没有这个概念吗？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是比所谓的小人之交性质的“侠义”要高尚的得多的文化精神。

西方人是做到了真正的君子之交。

中国文化中“侠”的理念，跟儒家和墨家都有很大关系，但是根本不是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里宣传的那种所谓“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概念，而是跟武士道很类似的一种东西，仍然不过是为主尽忠，为友报仇，或者为雇主充当职业杀手那一套，《游侠列传》中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也是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一个文化根源。

中国人之所以不管做什么坏事，手段多么残忍，都心安理得，毫无罪恶感，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中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

可以负责任地说：即便只是跟西方的普通百姓相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只是流氓无赖。更不用说人家上层的精英。

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中国人为了私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西方历史上的罪恶比起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微不足道。

十字军东征，不过是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和突厥（土耳其）人对欧洲的侵略所做的自卫性防御性反击，完全正当！耶路撒冷本来是罗马帝国领土和基督教圣地，十字军将其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来，天经地义。

所谓基督教迫害科学家，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审判，被审判者也是基督教徒；而且这是西方世界的内部家务，中国人没资格指责。

基督教初起时，为了救度唤醒人心，很多教徒不惜牺牲自己，以身饲狮虎，毫无畏惧。这是真正做到了佛教所云的舍身行善。

所谓“贩卖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头领，黑人人贩子与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主动出卖自己同胞，西方政府一直都是视为非法，严厉打击禁止的（特别是英国），西方人没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强抢，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贩子购买，黑人人贩子是主犯，白人人贩子只是从犯；而且，贩卖黑奴最多时间最长最残酷最疯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一直到现代，阿拉伯人还在贩卖黑奴），但是敌视西方无耻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骂阿拉伯伊斯兰土匪，只是拼命诋毁攻击西方，其三，中世纪欧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绑架贩卖为奴，多达数百万。

更不用说，中国人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在合法地买卖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所谓“贩卖鸦片”，实际上当时西方人是把吸鸦片卖鸦片看作是跟吸烟卖烟一样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鸦片，英国有好几个首相都是鸦片瘾君子。人家没有故意陷害你的意思。

所谓“屠杀印地安人”，首先绝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们早就跟后来到来的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为一体了，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而北美印地安人只有区区几十万人，以前是那么多现在还是那么多。他们只不过占据了很少一点地盘，而且并没有建立国家组织，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状态，并不对这些土地拥有主权，北美的绝大部分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是靠后来欧洲移民的辛勤开垦才建设成今天繁荣富裕的美丽国家，欧洲移民有功没有过；而且绝大多数的印地安人是死于对之没有免疫力的欧洲疾病，不是死于什么“屠杀”；其三，在印地安与西方人的冲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绝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善类，一般都是他们主动先发起对欧洲移民的屠杀攻击之后才遭到报复的。这跟中国的义和团性质一样。

更不用说中国人自己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时就开始对西域的印欧民族主权国家进行长期野蛮残暴的侵略和屠杀，两千多年来，仍不断对周边国家民族如朝鲜（隋唐时）越南进行多次侵略殖民，对南方百越苗蛮诸族多次进行种族屠杀（秦，汉，三国，明清时代），以及现代对西藏的种族屠杀，中国才是世界上进行侵略和殖民，种族屠杀，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罪恶累累（我将来要系统地将这些历史整理出来，以警醒世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西方的殖民扩张，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民主政治，传播到了广大的野蛮落后愚昧的亚非国家和民族地区，是符合历史进步性的，恩德无量，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只要看看香港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很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再来殖民统治中国，帮助中国搞好管理，早日实现现代化。

所以说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西方人高尚得多。

西方文明的优秀代表，美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拯救了中国，而且冷战时期还阻止了俄国要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企图，否则中国人早就亡国灭种了。虽然中国这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现在对美国又嫉又恨，妖魔化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人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碑立坊，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美国的恩德！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一些儒教分子喜欢无知地卖弄什么：我们几千年前就知道要“仁”“义”“忠”“孝”，我们多了不起。你们西方人不知道吧。以一种掩耳盗铃的心态自欺欺人地说什么：你们西方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一，中国文化还停留在告诉人们要吃饱肚子才不饿的阶段，并为此很自得；而西方文化对讨论这个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猪都应该知道要吃饱才不饿，他们要研究的是怎样才能吃饱；其二，中国文化满足于告诉你应该怎样，而西方文化要追问为什么要这样。

黑格尔说：儒家学说只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不是高出一两个层次的问题，而是至少高出五六个层次，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一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一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一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一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一两个层次。

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

西方文明，常让我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越是接触得多，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也许穷尽一生之力也只能做到稍窥门庭。更何况她还在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

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他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我不用对等的“文明”二字，因为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根本够不上资格称为文明），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如果你将其孤立于全人类历史来看，似乎总会看到很多神奇之处，但是一旦放到全人类历史这个大环境中一比较，马上就变得平平无奇，就好比一块玻璃，你在荒漠之中猛然发现时，闪闪发亮显得很是耀眼夺目。但是把它扔到一堆钻石之中，马上就失去光芒。

在我逐字逐句将儒家的主要典籍研读之后，我发现其中有很多言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我甚至还从中得到了一些启迪，但是我还是对其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这个问题就类似于中医和西医的关系，虽然中医根本算不上是科学，但是由于数千年的经验积累，其中仍然有一些有效的作用，如果没有西医，我们仍然可以而且也不得不继续采用中医，但是有了西医之后，基本上中医能够解决的所有问题西医都能够解决了，而且解决得更好；而更多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完全依靠西医。更要命的是，中医中除了一小部分有益的东西之外，大部分都是有害的垃圾（比如长期服用某些中药会导致慢性中毒），而且中西医这两者之间还完全没有任何承前启后的关系，完全是两个独立发展起来的体系，所以我们已没有任何必要再保留中医。

同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再恢复儒家的那一套。西方人文思想中每一个方面都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替代品。

甚至我觉得与其去提倡儒家那繁复而肤浅的一套，还不如就简简单单地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或者“五讲四美”就行了。

顺便说一句，儒家思想里这个“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学会做事做学问”的理念倒是唯一值得稍许肯定的，但其只是勉强在形式上能够及得上西方的水准而已，其性质完全不同，儒家所谓的“学会做人”是要求学会怎样做奴才，而西方文化要求的是学会怎样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难以生存。

现在中国人中很流行对儒家原始典籍的种种稀奇古怪的“新解”“重新诠释”，虽然文言文难免有一些晦涩难懂之处，但是孔氏师徒那些弱智的格言，“哲理”，大部分含义都是浅白明易的，自古以来也早已有确定的注解，但是很多不学无术的儒教分子竟然可以不管不顾地按照自己的需要，通过重新断句（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篡改字义，附会历史，甚至连基本的通假常识，语法结构都不顾了，蓄意篡改歪曲原义，还美其名曰“重新发现了儒家的价值“。

如果他们祖师爷的神圣经典竟然是这样可以任意随人意愿修改的话，那看来跟放屁也没什么区别。

这类戏说历史的弱智读物，也就只能蒙蒙那些没什么古文根基，没什么判断力，没读过原始典籍的中学生。

我告诉大家，要了解儒家就看其原始典籍和历史记载，不要轻信儒教分子之流江湖骗子的胡说八道，但是我同时又想劝大家不要去看，因为那些垃圾看了实在恶心，我看了以后都隐隐感到受其毒伤。

还有，要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原义，就要只看其文言原文以及权威注释，不要去看今人胡乱解释发挥的白话翻译，免得受其误导。很多愚蠢无知的家伙，看了点戏说历史的白话今译就出来大肆吹嘘，所谓“热爱中国古文化”的一类角色大抵都是这种叶公好龙不学无术的货色。

我本来想将《论语》等儒家典籍逐章作一个评解，但是考虑到厌恶中国文化的人不会有兴趣去看，而自称“热爱中国文化”的叶公好龙者基本上都不学无术，他们又看不懂。所以没有多少意义，故就此作罢。

另外，最好是将此文与《论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一文对照阅读，这样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注意：我发现有些网友把我文中某些段落拿去重新编排抄在自己的帖子里，我不反对你们来抄我的，这有利于广泛传播我的观点，不过你们不要乱改我的文章，因为这会破坏我文章的逻辑性，连贯性，歪曲我的原义）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地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特别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

　　孔丘这个公开申明搞政治根本不需要杀人的伪君子，稍一得势，就露出了一副大恶霸的凶残面目。他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就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正卯下了毒手，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是一位法家的先驱者。他宣传革新思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他周围“聚徒成群”（《荀子·宥坐》），集合了一批先进的社会力量。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赶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学生好几次都跑光了，冷冷清清，只剩下颜渊一个人。少正卯的革新理论严重威胁着孔老二的复辟事业。孔丘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要干掉他。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而且少正卯声望那么高，杀害他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表示反对。然而孔丘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根本不顾舆论的反对，利用他篡夺的代理宰相的权力，给少正卯硬安上五大“罪名”，极端凶残地把他杀害了。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

——《红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假仁假义地熬了一点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喝，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红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论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


如果我们要评判一件事物，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对该事物作出明确的定义，所以本文开首就来对「中国文化」，或者，更普遍性地，对「文化」这个概念作一个明确的定义。

事实上，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这样一种概念，从来就没有能做到给出一个真正明确的定义，一般的词典上都是含糊其事地这样解释：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侧重于指精神财富。

然而，这种解释是有很大问题的，正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够对「文化」这个概念做到准确把握，所以只好笼统地把其定义为「所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但是这样一种解释，既不能够帮助人们准确地认识到其内在本质，令人易于迷惑，而且，从实际操作上，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总和」这样一个定义域，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你对其认识的严重不完整性（即使是专家，穷其毕生之力，也不能把某个小领域认识完全），在这个前提下，任何宏观性的文化比较研究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不过，我们从这个模糊的定义中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有价值的资讯：「侧重于指精神财富」。确实，我们通常谈论「文化」等问题时，一般都是特指思想理念，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即使是某些物质方面的内容，也是因为其附着了思想理念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才成其为文化概念。

而且，纯粹物质生产方面的内容，「中国文化」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地方，众所周知的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人类在此之前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更不用说现代西方。

虽然现在在某些弱智的中国人中间很流行「古时候中国的ＧＤＰ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另有百分之五十到九十不等的多个版本）」这样一种白痴笑话，不过只要是对世界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是远远超过中国地区的。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的生存时间长，罗马分裂之后的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达一千年之久（还不算其前身）。

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的假相，跟今天中国地区的靠着残酷剥削广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内地的民众，以及城市普通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以及官商阶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来给「中国文化」这个概念作一个准确的定义，首先，特指精神方面的内容，其次，区分其外在的表相和内在核心思想，那么，所谓的「中国文化」，就应该是指：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行为模式，或者说生活方式，包括生活哲学。

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深入彻底地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中国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来对其作一个抽筋剥皮式的解剖。因为其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诸多内容，不过是其主要几种核心思想的附着物，衍生物而已。

在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的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文化」概念跟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概念是不一样的，考古学上的「文化」概念一般用来指石器时代人类遗址，是一个专业术语，这个问题在《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一文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一种精神产物，思想观念，「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人性的，其具备神秘主义，专制，反智，愚民，暴力倾向等特征。当然，在上古时代，并不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在以后几千年里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完全没有自新的能力，完全陷入恶性的死回圈，一直到今天。

其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

既然说到「反人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人性」这个概念，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事实上，与历来不同的是，我们并不应该将这个概念简单地定义为褒义或者贬义，人性中既有善的方面，也有恶的方面，但是其主要部分，只是无所谓善恶的中性的对于幸福安康，自由快乐的自然的本能的追求，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最应该予以保障的。

然而，西方人相对正确地认识到了人性中恶的一方面更占上风，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或者中性的那些本能性追求更容易滑向恶的倾向需要更重点加以防范，自省；而与此相比，古代中国人在经过短暂的争论之后就自欺欺人地将人性的本质定义为了简单的「善」，并利用此为借口，为自己以后数千年施行种种罪恶制造了理论上的依据，一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模式仍然作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在使用着。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彻底反人性的文化，不仅仅在于它完全地彻底地扼杀人性中追求幸福自由的方面，以及善的方面，而且更在于其积极鼓动人性中恶的那一方面，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开始，其一开始就是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感性的，反理性的特征，并全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思想流派，也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伪科学——中医的指导思想的根源，一直到现在还在毒害人类，迷惑人心。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本原始时代的算命书而已，巫术迷信的弱智产物。

实际上，虽然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为它里面那些弱智呓语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但是这并不防碍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国学专家」「民间科学家」利用它来装神弄鬼，毒害欺骗民众。

表面上，中国文化的宗教性不强，但那是因为其内容中的专制成分的强势抑制了宗教势力在上层建筑的壮大，然而，在民间，各种巫术，鬼神迷信，邪教一直长盛不衰，根深蒂固。实际上其反理性的倾向毫不亚于那些宗教文明。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理性的，感性化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致命之处。

其次，构成「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儒家思想，虽然现在中国人开始流行对它的种种美化，不过，这一切都篡改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的内容，以及谱系，骯脏罪恶的履历，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任谁也美化不了，篡改不了。它的思想内容也贫乏弱智的很，没有多少可以引申发挥的空间。

儒家思想，它最能够迷惑打动人的一点就是它所谓「仁义」的主张，我们不否认这是一个美好的承诺，问题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承诺而已，一张空头支票，那并不是它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作为维系专制秩序的手段。它更为强调的是人民对于统治者的驯服和顺从。

来看看人类哲学史上的泰斗，黑格尔是怎样评价孔子学说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常识道德而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够找得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比如在希腊人那里。

这一评论可以说已经为孔夫子那简单肤浅的「思想」盖棺定论了，那甚至根本不够资格称得上是「哲学」，马克思就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确实，我们在中国的思想典籍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思辨色彩的东西，只有零零散散一些装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实则弱智的格言，顺口溜。

那么，儒家虽然在思想上乏善可陈，但是如果其目的是好的，而且在现实中起到了好的作用，那么仍然可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可惜的是，它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都是：维系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学者」开始厚颜无耻地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的成分，根据仅仅就是因为孟子随口说了一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完全是无耻的歪曲！他们拼命揪住这一句心血来潮的呓语作为救命稻草，却完全不顾孔孟等儒家头目的其他多得多的支持专制统治的言论。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儒教分子的虚伪无耻，以及儒家文化的伪君子文化本质。

从儒家的原始典籍，到儒家主要创始者的历史言行，无一不证明了儒家的专制文化本质，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篡改不了的。

儒家是「中国文化」成其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传统最为深厚，性质最为残酷的一种专制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实际上，想靠复兴儒教来挽救今天中国道德全面沦丧败坏，社会全面腐败局面的新儒家分子，他们一直故意忽略了一点：孔子当年所面对的社会局面跟今天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也希望能借复兴古礼来恢复他心目中「尧舜之治」的幻想，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徒子徒孙也没有真正做到，他们只是把社会变得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腐败，更加虚伪，更加堕落，更加黑暗，更加残酷，更加扼杀人性。

因为他的终极目标始终只不过是为了维系君尊臣卑的专制秩序，所谓「仁义」只是幌子而已。从来不曾真正施行过。一旦你不能满足统治要求，他们马上就撕下这个面具，动手杀人。

实际上，经常吹嘘中国是什么「礼仪之邦」的人从来就没搞明白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的意思。

事实上，中国从来也不是什么「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的国度，而是充满了血腥，黑暗，阴险残酷的宫廷斗争，野蛮的杀戮，令人发指的酷刑的野蛮国度。二十四史每一页都浸透了血泪。

儒家的孔孟之道，这是决定「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的一个主要根源，并成其为主要特征：集权专制。

那么，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流派呢？说到这里，又要澄清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历史误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大繁荣时期。不可否认，相比较中国历史上其他死气沉沉的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相对是一个思想文化自由发展，比较活跃的时期，但是这也就只能在中国内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一比较，所谓的诸子百家（其实只是一个夸张的文学描述，真正也就那么屈指可数寥寥几个思想流派），其思想内容实在是贫乏弱智得很。

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位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首先搞出来的），等等，虽然很多都是被驳斥过了无数遍的谎言，但是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我以后有空再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我们比较同时期的希腊和印度，波斯等文明，我们就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流派，在思维深度上，逻辑严密程度上，都差得很远。

有一个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各文化之间的优劣之势：那就是，希腊思想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思想文化，而印度思想文化继而又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影响在三者间基本上是单向的，没有反向的影响。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实际上，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贫乏弱智也决定了它以后难以再有更大发展的空间，果然，历史证明，这之后两千多年里，后代人只能继续弱智地反复在这些弱智思想里面兜圈子，不能推陈出新。虽然也出现过象程朱理学这样改头换面的重新包装，但是只是使它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那么，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到底有没有可取之处呢？表面上看，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追求身心自由，墨家主张仁爱，似乎也很符合人性，当然，在初期他们也呈现出一些优秀的方面，但是实际上墨家道家自始至终都是肯定专制的，而且极力主张对民众的愚民政策。他们跟儒家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实现手段的不同，这跟希腊罗马早期，人民对统治者不满，就能够自发地驱逐国王，实行公民投票选举执政官的情况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到了后来就更不用说了，墨家这种温和的平民主义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终于消声匿迹。而道家，极力鼓吹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压抑人性中追求自由富足的本能，从而实现了对反人性文化主体的妥协，进而也成其为帮凶，蜕变为这个反人性文化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极端的唯心主义成为中国民间鬼神迷信以及巫术的重要根源。

至于法家，以严刑峻法实施暴虐统治，当然更不用说了。实际上，法家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核心，所谓外儒内法，中国历史一直如此，儒家的虚伪无耻与法家的残暴专制结合得天衣无缝，法家彻底决定了中国文化暴力倾向的主要特征。

古代印度和基督教都曾产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国，只有墨家有过一些相似的成分，实际上还根本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是也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它的难以生存也证明了中国文化中暴力成分的强势地位。

总评中国文化，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其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就是最为腐朽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就是奴才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思维模式，太监的思维模式。

这样一种扼杀人性的文化体，在它内部，任何最具有自由精神，最具有思想能力的优秀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那些在逆向淘汰中选择出来的具备这个邪恶文化体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那一类人。

那么，难道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化就没有缺点吗？当然是有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优缺点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中国文化的优点却是一个有无的问题，所以西方文化最终能够自我更新，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成功时，有一种很错误的思维模式，即：为什么你做到了，而我没有做到？一定是因为你运气好，而我运气不好。

更无耻更愚蠢的一种想法是：是因为你们西方人偷走抢走了我们的文明成果，你们才成功的。（比如所谓「四大发明」等神话。关于此问题可参考我以前的文章，我将来还要继续做更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事实上，这种弱智思维的前一点是不无道理的，西方文化的成功，其能够成功地演变到今天的现代文明，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面貌，这种成功，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的，虽然它在一开始就具备了演变为现代文明的若干必要条件，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了最后几个步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这一点，正如进化论所阐明的：人类之所以能进化成人类，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当很多必要条件都凑巧满足时，这一点才成其为可能。我们不应该事后诸葛亮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同样的，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其他文化和文明都没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所以，我们过去的那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思考的方向完全搞反了。我们应该明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完全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进而言之，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其之所以没有进化成现代文明，也就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做无用功去愚蠢地绞尽脑汁反复思索为什么它没有成功进化，并为了满足自己对历史的幻想，自欺欺人地去蓄意编造种种「古代中国科学成就」来意淫。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不可能演变进化为现代文明的，而且不仅仅只是中国，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所有文明，文化，统统都没有能够进化成现代文明。一场赌博，只有一个赢家，其他都是输家。我这样说你们应该能够明白了。

所以，所谓的「中国文化」，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彻底地抛弃它。

另外一个常常被用来迷惑人心的问题，即：传统继承的问题，中国人有一种不加思索的认识，即：传统是天然应该被继承的，最开明的看法也不过是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已。

确实传统有坏有好，也有值得继承的东西，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事实上，传统有很多种，西方的传统也是一种传统，而我认为，我们要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因为它的推陈出新，已经证明了其才是正确的传统，符合人性的传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传统，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为所有人类所继承。

事实上，一个早就应该成为科学常识的事实是：人类都是起源于非洲，大约在几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世界各地，今天中国土地上生活的这些人，也不过仅仅只是一两万年前才来到这里，进入文明时代也不过仅仅三千多年，而且其文明也是经由中亚直接传承自中东而来。

如果我们要继承传统，要寻根，那我们应该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到人类的共同历史中去寻找。我们四千年前，跟世界上大多数人类并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没有滋生出易经，儒家，道家，法家，程朱理学等等毒素，那时候我们是天真自然的状态，三千年来，我们只不过走了一段弯路而已，三千年跟人类百万年的进化史相比只是一瞬间，跟人类六千年文明史相比也只是小字辈，跟我们的未来相比更是无足轻重，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人类大家庭的共同轨道上来，是理所当然的，也为时不晚。

我们应该有信心：这是这个邪恶文化体最后的回光返照了，在古代，由于地理位置的极度封闭，偏僻，它得以不受太大干扰地不断重复其改朝换代的低级回圈，周边连文字都没有的游牧部落构不成对它的致命威胁，但是现在，面对人类文明的优秀代表，西方文明，它已经全面败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一次它的灭亡，就将是永远的灭亡。

对「中国文化」，不是纠枉过正的问题，也不存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而是应该完全地，彻底地，系统地，予以毁灭性的清算，对于这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滋长出来的畸形怪胎，恶性肿瘤，这个极端邪恶的产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我只能不定期地逐步完成，而本文，只是提供给大家对「中国文化」进行认识和批判的一个简略的思想纲要，在细节上是不够充分的，留待以后逐步分类解析。但是你们只要按照本文的思路去进行了解，一样可以得到很多全新的认识，全新的结论。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得“礼坏乐崩”，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占领历史舞台。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郰叔纥（郰音邹，纥音合）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红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主阶级法西斯式的专政。孔丘杀害少正卯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仁政”。代表反动阶级的复辟势力一旦上台，就会象孔丘那样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孔丘一生，到处搞复辟，到处碰壁。当时人民群众骂孔老二“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孔老二一生的遭遇。这是他推行那条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


    孔老二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坐着一辆马车，颠颠簸簸，先后到过齐、卫、宋、陈、蔡、楚等国，奔波了十几年。但所到之处，不是坐冷板凳，就是被驱逐出境，大家都厌恶这个死顽固。卫国国君听说孔丘善于搞阴谋，派人带着武器出出进进地盯着他；齐国和宋国的新兴势力还要杀掉他。孔老二每次都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在陈、蔡，新兴势力还派人把孔丘一伙包围在野地里，使他们七天吃不上饭，饿扁了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病得爬不起来。连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大闹情绪，对孔老二那一套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马克思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死抱住孔老二僵尸不放、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们的前途是不美妙的。世界的未来属于无产者！

標題: ★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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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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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2-26 18: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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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贴子的要广传:花鬼们兵发仙真论坛的目的，是让师父给它们一句肯定，唱了九个月的高调了，师父不理它们，又没一人加入，这让人大笑！它们仍然作乱，这就是它们的罪！花鬼们的路线很正确，能让宇宙众生得到提高！

行家一出手，就知功夫有没有  我们不是神棍没想普度众生，

一亿学员一亿烂鬼一亿外星人都是狸媚哥安排的，我们就是彻底清理你们这些蜥蜴外星人烂

鬼 清理的干净彻底，才叫彻底消灭法轮功

郑军、哄光，你是在帮牛逼丸子发小广告吗

通过考核，哄光郑军畜生终于可以圆满了


哄光郑军畜生为蜥蜴外星人叫屈可以理解，你们本来就是蜥蜴外星人，郑军搞男女双修，屁股早

长了蜥蜴人尾巴:z25

还李洪志先生清白，彻底剿灭邪教“法轮功”，千刀万剐李美歌佛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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