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
第一部分：满清官方屠杀文告
首先，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第二部分：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第三部分：满清入后的大屠杀
1、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 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 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 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 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
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人中讲道（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