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小政府”,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只要继续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够激发市场活力,让经济增长恢复。
这种“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这种理念起源于西方80年代,这种观点甚至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观点,而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种话语迷信,这种迷信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出现的,垄断资本营造这种话语,在国内是要突破政府对资本特权的限制、以便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在国际上则是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让发展中国家放弃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巩固和加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抛开其意识形态因素,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小政府”的观念也不成立。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在现代化初期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美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保护,并且是通过政府开辟海外航道、圈地运动等为工业化准备了条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供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启动初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就更难以启动。
相反,目前广大陷入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现代化的初期,政府起着维持安全和秩序、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实施产业政策等办法,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履行基本的职责,以至于现代化久久不能启动。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之后,政府的职能也不是削弱了,至今在国际上相比,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史学家Marc Law 和Sukkoo Kim(2011, 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那种把一切政府监管虚无化的观点,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优胜劣汰,这并不符合事实,市场上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买家没有卖家精,政府进行监管、制定标准、进行认证、披露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为了有助于市场主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对技能人员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就是对其执业能力的信息向社会的披露,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认证,企业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呢,可能每家企业都要付出时间和成本进行认证,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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