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大跃进遭遇挫折后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是大有深意的。大跃进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而牺牲了人民的利益。解决这些问题,对干部进行教育、整风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毛泽东主席的答案是:必须真正落实人民 “最大的权利”,即管理国家的权利。
管理权是一切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甚至所有权有时候都会受制于管理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以实现最彻底的解放,将传统的由权力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升级为人民社会主义。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主要方式。从这些批注和谈话中流露出的思想,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文革时毛泽东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的端倪了。
1967年1月,在文革高潮中,上海爆发“一月革命”,由群众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一切权力,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几天后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主席在听到上海夺权成功的消息后,曾经高兴的说:“这样好,以前是解放军解放人民,现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军从旁协助。”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因为,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才能从一开始就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避免管理权的异化和腐败,出现“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