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背后：
有些经济学家为高利贷事业呕心沥血分享到：•时间：2017-03-29 16:29•来源： 察网 作者： 李北方 浏览：798评论：1字号： 大 中 小
一些经济学家为了中国的高利贷事业的健康发展呕心沥血，茅于轼老先生就不顾年事已高，一边亲身给农民发放高息小额贷款(美其名曰“为穷人办事”)，一边为高利贷鼓与呼，说“高利贷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壹我在《警惕高利贷瓦解社会》一文中提到了老家的一个朋友，用他的例子引出了一点对高利贷问题的讨论。这个朋友比我长几岁，我们初中是一个学校的，他在家行四，我叫他四哥。每次回家，他都会喊我出去喝一顿。那个事其实还有后续。一年多以前，他到北京办事，吃饭时又说起小额贷款的事，我才搞清楚他并不是把钱投到别人的公司里，而是自己在做。说到利率，他也说太高了，有时候他都不忍心了，还举了个例子，一个非常短期的借贷，钱放出去两天，他就要回来了，跟对方说，这个钱你用不起，你的钱我也不挣了。我拐弯抹角地劝他趁早别干这个了，我觉得这个行当不好。大家都知道，我说话是无所顾忌的，用“直”都已经无法形容了，可是那次我竟然吞吞吐吐老半天也没说明白，因为我想表达的意思听起来有点伤人，对朋友说不出口。把他磨叽烦了，他说我知道你要说啥，这玩意儿吧，有点儿作损，嗯呐，干一段我也不干了。“作损”跟造孽是一个意思，是我们那里的表达方式。我说他是黄世仁，他说，那咋整啊，你希望四哥当杨白劳啊。这是个好问题，把我问住了。他是我朋友，我当然不希望他成为被人欺压的杨白劳。可是，这是个陷阱式的问题，预设了一个前提，不当杨白劳，就得当黄世仁。这个陷阱不是我朋友玩的语言游戏，他是个粗人，不会玩这套，这个陷阱是现实存在的，现实就是如此。我不希望有人当黄世仁，有人当杨白劳，可是这个选择已经又被剥夺了。当年八路军枪毙了黄世仁，枪毙的并不是这个肉身，而是这个肉身寄生的制度。枪毙了一个黄世仁，也不允许再出现其他的黄世仁。然而，八路走了，还乡团又回来了，黄世仁也就又回来了。

贰山东“刺死辱母者”案件后，有不少人说这简直是黄世仁和杨白劳故事的翻版(我并不这么看)。于是，我重温了一遍《白毛女》，想探究一下黄世仁的高利贷有多厉害。
不探究则已，一探究吓一跳，我发现黄世仁被冤枉了，黄家的利率好低的。

杨白劳欠黄世仁多少钱呢？历年欠的租子转为账，合大洋二十二块五；当年春天借粮六斗，加二斗的利，也转为账，合大洋两块半。共计二十五块。
当年的六斗粮，利是二斗，利率是1/3，或者说33.333%。
过年前，杨白劳去给黄世仁送欠账的利息，共七块五。如果本钱以二十五块记，利率是30%。
但当年的六斗借粮在转账时已经计过利息，重复计息不大合理，所以七块五应该是以前所欠的二十二块五的利息。那么，利率就也是33.333%，与六斗粮二斗利的利息是完全一样的。
看到没，黄世仁这个放高利贷的，年利率只有33.333%。这算高吗?一点也不高啊，我打小听过见过的亲戚朋友圈子借贷的年利率就在3分(30%)上下浮动。
山东那个案子所涉及的高利贷利率是多少?月息10%，年息就是120%。
年息120%算不算高?按照民间高利贷市场的行情来看，好像也不算高，从网络查一查，发现更高的利率也是不少见的，比如180%。

但180%算高吗?不算，180%怎么能算高呢?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现在已经出现了年利率达到1564%的高利贷了。这种高利贷目前仅出现在所谓的“裸贷”市场，即以“互联网金融”为名针对在校女大学生的定向剥夺。这种高利贷的周息为3分(30%)，算下来年利率就是1564%。

跟今天的民间金融市场比起来，我们得说黄世仁是中国民间金融的先驱和良心了。把黄世仁骂成是放高利贷的，实在是冤枉他了，我们都欠黄世仁一个道歉。
叁我当然不是要为黄世仁翻案，只是想说，今天新的黄世仁可要比黄世仁本人厉害多了。
枪毙黄世仁和对黄世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是新中国建立其合法性的基础;但今天的实践已经使得批判黄世仁的合法性基础丧失掉了。所谓“一夜回到解放前”都已经无法表达，好多方面连解放前都不如了。
今天满地跑的黄世仁有哪个被枪毙了吗?自从吴英免死之后，这就已经不可能了。以“裸贷”为关键词搜索一下，可以找到大量的相关新闻，大量被曝光的手持身份证的女大学生的裸照。这样的丧尽天良的事情每天在发生着，延续着，国家打击了吗?
关于高利贷的负面性和禁绝高利贷的必要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说了。我朋友的说法，“这玩意儿作损”，就够了，而且很传神。那么，跟“裸贷”这种事情沾边的人，从上到下，说他们作损造孽已经不够了，都特么生孩子没屁眼儿。

肆黑尔格讲，凡是现实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高利贷当然也是合乎理性的，有它存在的原因，即社会上永远存在着无法通过常规途径得到满足的对资金的需要。所以禁绝高利贷不能靠一“禁”了事，还得疏导。
毛泽东时代禁绝了黄赌毒，也禁绝了高利贷，靠的也是堵和疏的两手。我没有做金融史方面的专门探究，随手搜索到发表于1958的《中国金融》上的一篇文章，将提要复制过来做个参考：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共约80亿元，平均每户农民得到的贷款约有70元。这些贷款在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打击、消灭高利贷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53年到1955年,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的生产极积性高涨，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发展,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个时期，国家银行在着重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同时，也积极地扶持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并对重点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放了贷款。三年中共发放农业贷款31亿元，其中对农业社(不包括互助组)的贷款，由1954年占贷款总数的21.4%，1955年增加到43.5%。这个时期的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在对个体农民的贷款中，70%以上贷给了贫农。根据1953年到1955年湖南、江西、广西、浙江、四川、陕西等6个省122个县典型材料516万元贷款的分析，贷给贫农的占71.89%。中农占19.57%，其他占8.54%基本上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綫。】

改革开放以后，高利贷逐步地回来了。在其蔓延的过程中，政策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要的因素应该是银行的变化，获取利润的动机压倒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的政治属性。到了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阶段，牟利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动机了。为了账面上看起来好看，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不挣钱的网点，于是出现了“四大国有银行退出县域经济”的现象。没撤的网点也变成了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抽血机”。
这就让出了大片的领地，供高利贷野蛮生长。
一些经济学家为了中国的高利贷事业的健康发展呕心沥血，茅于轼老先生就不顾年事已高，一边亲身给农民发放高息小额贷款(美其名曰“为穷人办事”)，一边为高利贷鼓与呼，说“高利贷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这两天，被大家挖掘出来的为高利贷正名的名人名言还包括：

【只有放开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的增长。——陈志武】

【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必须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各类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尝试，而其中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的合法化。——许小年】

伍我对所谓“辱母杀人案”的当事人是没有同情的。当事双方都是黄世仁，冲突的爆发不过是集团内部的一次大鱼吃小鱼而已。真正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因一时有难有陷入高利贷泥潭永世不得翻身的新时代的杨白劳，还有那些被拉下水的年轻女大学生，虽然她们蠢得令人厌恶。

高利贷引发的人间悲剧已经够多了，2012年媒体就报道过山东邹平(距离“辱母杀人案”所在地聊城冠县不远)有30多人因高利贷旋涡死于非命的事件，可惜没人重视。“辱母杀人案”炒得厉害，让高利贷问题进入公众视野，算是坏事中的积极因素。
社会上从来都存在对金融的需求，是用合情合理的方法去满足这一需求，还是仍然黄世仁崛起去利用这一需求鱼肉百姓，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说到这里，也许更有助于诸位进一步理解“要像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样，坚持党对金融的绝对领导”这一命题的含义——这里的“党”指的政治原则，而不是组织。
读了本篇，也会更容易理解我为什么说现今的金融工作不是党在领导，而是带路党在领导了吧。
昨天，一位朋友跟我说，“要像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样，坚持党对金融的绝对领导”这个命题的提出者不是刘海波，是他。他还发来了他文章中的一段话：

【“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市场，中国面临着更多的金融困境以及与金融相交织的经济社会等诸多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像掌握军队一样，掌握金融，实现党对金融的领导，建议组建类似“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机构，负责组织制定大政方针，酝酿金融领域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金融战略、策略和政策，监督金融政策执行部门的工作。这对保证我国金融工作的正确方向和科学决策具有重大意义，对保证我国在日趋复杂与严峻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大意义。”】

这位朋友的名字也叫海波。
【李北方，察网专栏作家，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研究专家,志奋领奖学金获得者。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行走与歌唱”，id“xingzou-ge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