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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曝光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背景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6-17 11:53:14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易富贤
摘要：
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早在1952年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并在波多黎各岛进行计划生育的实践。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讲演，认为“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
1966年联合国开始设立人口基金。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等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1969年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 ，并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报告。
1974年美国控制全球人口的意见遭到各国的坚决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于是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NSSM-200》）。1975年11月，福特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秘密的）外交政策。
《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
《NSSM-200》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将计划包装成“自由选择”和“可持续发展” 并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来实施其计划。
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向他们灌输人口爆炸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观念，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
联合国人口基金不但参与了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也参与了巴西、泰国、秘鲁等国的“自愿性”计划生育。1990年代《NSSM-200》被曝光，但仍是美国政府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官方基石文件。它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或不受到其思潮甚至具体策略的影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目录
一、美国颁布《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时代背景
二、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实意图
三、中国是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最大的受害者
四、中国不是唯一受害者
五、不对称的博弈
六、计划生育--摧毁中国的绿色鸦片
七、美国需要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
一、美国颁布《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时代背景
1974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1974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简称《NSSM-200》[1]。《NSSM-200》是由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主导下完成，因此又称《基辛格报告》。
基辛格是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他不仅仅受雇于美国总统，他还受雇于一手栽培他的犹太裔洛克菲勒家族（这个家族从1940年代以来一直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具有关键性影响力）。基辛格只是《NSSM-200》的捉刀人，站在他后面的是洛克菲勒兄弟（纳尔逊.洛克菲勒和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等人）等重量级人物。其中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
纳尔逊·洛克菲勒和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是石油大亨老约翰.D.洛克菲勒（地球上第一个亿万富翁）的孙子。据他们的弟弟大卫.洛克菲勒回忆，他们兄弟生活在占地3400英亩的洛克菲勒家族豪华住宅。主体住宅的四周环绕着花园、喷泉、跑马场和艺术雕塑作品，风景宜人。孩提时代，他们经常在家里的网球场、跑马场、高尔夫球场上和游泳池里嬉戏玩乐，有时甚至还去打打保龄球。为了更好地抚养大卫和他的四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专门雇来了一群家族服务人员，包括保姆、家庭教师、秘书、女服务员、厨房女仆、客厅女仆、卧室女仆、汽车司机和厨师等，真是应有尽有。小时候，父亲认为他应该在学校参加一些体育锻炼，因此，他就选择踩着四轮滚轴溜冰鞋去上学。为防止发生意外，家里还派司机开着豪华轿车跟在他的身后，为他“保驾护航”[3]。
洛克菲勒三世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对于约翰三世来说，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和与他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2]。作为著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三世的动机应该是很“高尚”的：让大家都过上他那种奢华的生活。在洛克菲勒三世的眼里，只有他那种奢华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笔者童年在湘西农村那种生活、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肯尼亚的亲人和先祖们的生活只能算是“非人的生活”，生存就是不幸，这样的人是连生存的权利都不应该有的。中国现在一些城市精英的心态也与洛克菲勒三世当年类似：农民穷，不值得同情，谁让他们超生孩子了？
优生学因为纳粹德国而臭名昭著，但是改头换面之后演变成了人口控制论。洛克菲勒三世在1950年东南亚之行中看到这些地区人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但人口却快速增长，感触很深。于是，这位“慈善家”便“大发慈悲”，于1952年创办了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以减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资助各国进行计划生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国际上影响很大[4]。
约翰三世从1950年代开始将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岛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来检验他的大规模人口控制的想法。根据这个岛国的公共卫生部所做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世界第一，而印度当时只有3%，中国估计也与印度差不多）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洛克菲勒的人口理事会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副部长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发起了这场绝育运动。他们谎称绝育能够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几张嘴吃饭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他们鼓励贫穷的波多黎各农妇到由美国新建的卫生状况良好的医院去生孩子。而这些医院的医生奉命给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们做绝育手术，结扎输卵管。通常他们并不告诉这些母亲实情[2]。
其实早在193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就向在波多黎各从事医学研究的康涅利乌斯.罗兹博士提供了研究经费。罗兹在1931年11月向同事抱怨道：“毫�蚨�问，波多黎各人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肮脏、最懒惰、最堕落、最有偷窃癖的人种。这个岛国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工作，而是一场海啸来彻底毁灭这里的人种。为了推动这一灭绝进程，我已经尽我所能干掉了八个……”这封秘密信件曝光后，罗兹吹嘘杀掉波多黎各人的话在1932年2月的《时代》周刊上刊登了。然而这个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科学家不但没有受到谋杀罪的审判，而是步步高升[2]。
1961年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洛克菲勒说：“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2]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促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5]。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著名的《人口爆炸》，他在书中认为：人口爆炸导致环境污染，死亡率将增高，寿命将大幅缩短。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提出了一系列控制人口的方法，他希望世界人口减少到5亿。他认为美国两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建议美国首先以身作则，将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6]。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受俱乐部的委托，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指数式的�茩乘W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7]。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各卖出了数百万本，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
1969年7月约翰.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 。约翰三世减少人口的实验和报告，后来成为基辛格《NSSM-200》文件指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政策。1972年，基辛格的秘密计划开始实施的几个月前，约翰三世把他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在大选之年尼克松决定低调处理这份报告，因此这份报告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注意。然而，这一报告的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2]。
1975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杰拉德.福特接替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纳尔逊的老朋友基辛格仍担任国务卿。至此美国进入了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期。福特一上任就立即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它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
尽管此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部曾发了数百份关于人口控制和国家安全的文件，但美国政府采纳的是《NSSM-200》。因此，《NSSM-200》才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政府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官方基石文件[8]。
美国决定起草该政策始于1974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之后，在大会上联合国未采纳美国的意见。美国的意见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更直接地说是由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提出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这一计划受到了天主教教会、除罗马尼亚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坚决抵制。它们的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亨利.基辛格被授权起草《NSSM-200》战略[2]。
二、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真实意图
《NSSM-200》称：“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位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依赖于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矿产。矿产供应存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基本储量的充裕程度，而在于如何获得矿产，如何制定勘探
和开发条件，如何在生产者、消费者和矿产所在国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等政治经济问题。”
《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应确保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茠𣇹a获取自然资源。
为了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NSSM-200》中列举了多种可能阻碍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地获取资源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1、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加，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增产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
2、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将难以购买化肥、燃料和其他原料，这样会试图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3、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会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从而有人数众多的反帝国主义的年轻人口。
因此，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人口控制的重点应该放在最大的和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如印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
《NSSM-200》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1,8]：
1、基辛格明确提出：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美国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美国将告诉各国，用在发展援助和卫生项目的基金将逐步减少，而用在人口计划的资金继续增加。
2、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3、鼓励堕胎合法化。
4、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
5、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6、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
7、强制性地实行计划生育。
8、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因为妇女是生育的主体）：
1）、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现在中国国家计生委正在通过“关爱女孩”行动来贯切这一计划，并计划给女孩高考加分；但是由于妇女寿命比男人长，却将使得数亿老年妇女老�茤�养）。
2）、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高居全球17位）。
3）、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中国国家计生委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
9、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按照1948年联合国宪章的严格定义，这种政策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基辛格自然明白，如果美国政府积极在原材料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推行人口控制政策这一图谋一旦暴露，美国政府就会被扣上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种族灭绝甚至更难听的帽子。他耍了一系列宣传花招以掩盖真实意图，在《NSSM-200》里说：
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美国应反复重申这一支持是源于以下关注：1）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2）对于贫困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既是普遍贫困的诱因又是其结果（中国计生委所宣传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估计是来源于这里）。进一步，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即控制世界人口增长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现在成了“自由选择”和“可持续发展”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在《粮食战争》中指出：“说白了，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就是 ‘如果这些劣等人种妨碍我们获得充裕的廉价原材料，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们。’这就是《NSSM-200》的真正含义，它只不过是用了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来表述而已。”[2]
《NSSM-200》还特别指出，为了掩盖美国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行动，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实施这项计划，并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福特基金会等很多美国基金会和个人都热衷于资助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口研究，现在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加入到赞助中国的计划生育的行列中来了）。
在华盛顿高层看来，《NSSM-200》一旦被公开或者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国内（尤其是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在国际上也肯定会造成爆炸性影响。因此，根据《Kissinger Report–2004》总结： “Throughout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United States mus hide its tracks and disguise its programs as altruistic. Otherwise there could be a serious backlash. The United States must convince the leaders and people of LDCs that population reduction is in their own best interests, hiding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access to their natural resources.”（整个实施过程中，美国必须掩盖其真实意图，而让人觉得美国的计划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否则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强烈反弹。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真实意图，而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
这个秘密一直保守了15年，直到与天主教教会有关联的一些组织采取私人法律行动，最终才迫使这份文件在1989年解密。1990年代才供一些学者进行研究。解密的资料到底只是一部分还是全部，还是经过修改、增删的内容，笔者不得而知。
三、中国是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最大的受害者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进行资源分配时给予最
优先考虑。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在国际人口爆炸思潮的影响下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允许生两三个孩子）。
《NSSM-200》认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向他们灌输人口爆炸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观念。而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其后，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知道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否向中国领导人推销了他的人口观点。
1978年宋健访问欧洲，东道主给他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控制人口的资料[9]。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中国从此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学术的单一性（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具有多样性）使得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思潮缺乏综合辨别能力。1970年代全球掀起人口爆炸舆论，中国就有宋健提出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2007年戈尔因为“人口引起气候变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就有中科院院士蒋有绪提出要征收呼吸税（减少人口当然是中国最能做到的减排手段了）。
人类生命国际（Human Life International）Brian Clower博士所著的《Kissinger Report 2004》估算，1965年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了173亿美元的经费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主要投入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其次是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总额超过6亿美元[8]。
联合国人口基金最“伟大的贡献”是帮助了中国等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培训大量控制人口的官员，并授予中国“联合国最佳人口控制奖”（the United Nation’s award for the “most outstanding population control program”）[10]。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32个县级机构有合作项目，其办事处通常就在当地的计生委，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却说，“虽然有人指责中国采用强迫方法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批准使用强迫的方法”[11]。它声称：“中国妇女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怀孕的时机和间隔；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指标；堕胎不是促进中国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计划生育不存在强迫。”[8]
198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Rafael Salas说： “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8]
Rafael Salas与洛克菲勒三世有极深的渊源。早在1969年Rafael Salas就被洛克菲勒三世推荐担任负责菲律宾人口控制计划的联合国人口项目高级官员[12]。
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Nafis Sadik在CBS Nightwatch电视节目中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不支持世界任何地方的堕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强迫”。她坚持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完全自愿的”[13]。她说：“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其过去10年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高兴。现在中国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并派技术专家帮助其他国家。”[14]
联合国人口基金还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为中国主流人口学家提供了大量研究经费。1980年代初中国建立人口学科的时候，是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基础，一开始就受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中国人口学在学术上一直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所主导。
联合国人口基金从来不采纳中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客观数据（比如1.2-1.3的生育率），而是采纳篡改后的数据（比如1.8的生育率）。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引导”下，中国人口学者也踊跃篡改人口数据（并且很容易发表在国际刊物）。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往往采纳夸张后的生育率进行预测，得出乐观的结论。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又将联合国的“权威数据”拿回来作为继续计划生育的理由，以误导决策层。
现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后果已经显示，过去篡改的数据难以掩盖，停止计划生育已经是势在必行。人口问题一旦爆发，将是一场社会大地震。但是主流人口学家们还在用臆想的“生育高峰”、“生育率反弹势能”来恐吓决策层，想着用各种“过渡方案”来延误、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调整。主流人口学家是“当事人”，心中应该有数，他们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就是说，人口学科的研究经费既受制于国家计生委，又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学术标准也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及其支持的国际主流人口学科和学术期刊）。这种经费和学术格局决定了中国人口学科难以进行独立的研究。中国人口学家畏畏缩缩，有浓重的“爬蚤心态”，不仅仅是迫于计生委的压力，也是迫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压力，还受制于国际“主流学派”形成的习惯思维。庆幸的是，中国人口学界还是冲破多重牢笼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坚石的重压之下还是露出了笋尖，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一些宗教组织的建议下，布什政府2003年开始中断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2009年估算，如果美国没有中断资金支持，过去七年中，人口基金应该从美国获得2.44亿美元），其理由是联合人口基金间接支持中国实行强迫性计划生育。但是遭到很多美国团体（包括一些宗教团体）和国会议员的反对，众议员约瑟夫.克劳利引用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立场，表明人口基金说服中国政府官员实行自愿的计划生育方式，而非强迫方式也可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并加以落实[15]。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宣布，他将与国会合作，恢复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金支持，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讨论计划2009年向人口基金提供4000万到6000万美元的资金[16]。
就是说美国至今并没有放弃《NSSM-200》，反对的只是“强制”堕胎，而认为中国应该像泰国、韩国那样温柔地控制人口。
四、中国不是唯一受害者
中国虽然是国际控制人口思潮的最大受害者，但不是唯一受害者。越南也于1988年开始实行强制性二胎方案，生育率从1989年的3.8急剧降低到现在的1.8。越南今后将为其“二胎方案”后悔几辈子。
巴西自然资源丰富
，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基辛格在《NSSM-200》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巴西的特殊地位：“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按以前的计划它的人口到2000年就将赶上美国。《NSSM-200》警告说，巴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1]
由于巴西的政治制度不适合实行强迫性计划生育，而是用其他隐蔽的方法以替代。1991年，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目标的秘密备忘录的信息在《巴西杂志》及巴西其他主要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巴西卫生部开始对巴西妇女大规模绝育的报告进行调查。政府的这次调查是在国会的正式过问下开展的，由来自巴西立法机构各个政党的165位议员发起。巴西政府震惊地发现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已经永久性绝育。大多数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1970年代中期该计划刚启动时就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巴西政府发现绝育手术由形形色色的机构实施，其中有一些是巴西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美国开拓者基金会、自愿外科避孕手术联合会和国际家庭健康组织。所有计划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支持和指导下实施的。巴西政府抗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绝育计划“做过了头，完全没有必要”。一些报道称，这个绝育计划实施后，多达90%的所有非洲裔巴西妇女做了绝育手术，这意味着这个黑人人口仅次于尼日利亚的国家的黑人后代将面临灭绝[2]。
秘鲁面积128万平方公里，人口才两千多万，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1995年到1997年，秘鲁总统藤森也实行计划生育，25万妇女被“自愿”绝育。一些贫穷妇女为了获得免费粮食而被绝育，一些享受政府救济的妇女被威胁将取消救济而去接受绝育手术，一些妇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绝育。2002年秘鲁国会调查发现，藤森总统的计划生育是受美国国际发展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的，尤其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导[8]。
泰国是“自愿性”地实行了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泰国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1、普及避孕方法，保证了育龄妇女的需求能够被满足，方法的使用增加了避孕普及率。2、提供良好的服务，受到良好培训的工作人员在拓展服务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3、注重宣传教育。泰国1975年避孕率只有34%，结扎率为7.5%；但是1996年避孕普及率达到了77%，结扎率达到34%[17]。生育率从1975年的4.55下降到2009年的1.65。现在泰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也高达85%。泰国今后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老年化危机，但是泰国的学界和政界似乎还��动于衷。
伊朗1989年开始采纳国际人口学家的建议实行家庭计划，提倡只生二胎，每个家庭最多只能有3个孩子。1990年，国家建立了一个“生育控制委员会”，委员会的目标是在已婚妇女人群中不断扩大避孕药具的发放面；控制总和生育率，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委员会制定了以下战略方针：向广大公众进行人口问题的教育；扩大已婚夫妇获得免费避孕药具的接收面；提供多种现代避孕药具；对计划生育服务和人口政策从多个角度作研究。伊朗并大力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入学率[18]。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6年的2.8。到2000年，大规模的人口健康调查再次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的2.0，在城市地区已降到1.7。而200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伊朗妇女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了1.4左右[19]。伊朗生育率的直线下降，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际主流人口学家的高度赞扬，并倡议其他穆斯林国家以伊朗为榜样。伊朗总统内贾德已经意识到伊朗人口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在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伊朗应当修改现行的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内贾德说：“伊朗现在有七千万人口，再多五千万人也不是问题。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完全可以容纳1.2亿人口。”[20] 内贾德还表示应该制定新的法律，使拥有较多孩子的妇女能够相应减少工作时间，但却能领取全额工资。很快，内贾德的言论遭到了伊朗国内的批评。一些改革派报纸发表评论说：“大多数国家都在讨论如何控制人口，而伊朗却反其道而行之。”一份报纸则引用一位女议员的话说：“他(内贾德)是在开玩笑吧！”[21] 2008年伊朗《德黑兰时报》披露了美国《NSSM-200》[22]
1976年，当时印度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23]。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东欧、前苏联、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区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老化速度甚至超过了发达世界，这预示着这些地区不久就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8]。
韩国、中国台湾1960年代就开始提倡只生二胎，生育率在1970年代、1980年代直线下降，被国际主流人口学家和政治家们称之为“少生快富”计划生育的典范。但是现在这两个地区生育率只有1.1，彻底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国际社会今后会管他们的养老吗？
五、不对称的博弈
有人说，计划生育话题难以中国主流媒体讨论，是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碍于计生委的阻拦，那么在国际社会应该可以引起强烈反响的。其实不然，中国计划生育话题在国际上舆论空间更加有限。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
新思潮、一些活动很敏感，但是我们在网上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宣传，国际主流媒体却几乎��动于衷。原因很多：
1、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生育意愿低下，又长期被人口爆炸的国际舆论的所误导，对生育不感兴趣。比如海外华人、中国台湾、香港的民众对中国计划生育普遍不太感兴趣。
2、国际马尔萨斯主义仍然很强势。马尔萨斯人口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优生学—现代人口学是一脉相承的。从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到1968年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80年卡特政府《2000年全球报告》、1992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地球的平衡》，再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最近出版的任何书籍或者公告，两百多年来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24]，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茪@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25]。但是这一脉伪科学谱系很能蛊惑人心，一个预测破产之后，但是又改头换面，继续占领舆论高地，先后以粮食危机、石油危机、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为理由，变着法子要控制人口。他们希望在环保上制造舆论，因此中国的环保人士容易获得国际认同。
3、中国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利用现代媒体，一唱一和，宣称中国的计划生育与其他国家一样是自愿的，发达国家的民众还信以为真。
4、计划生育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中国国力在增强，香港和海外一些中文媒体投鼠忌器，担心因为批评计划生育而得罪中国中央政府，他们的“自律性”比中国大陆媒体还要好，因为他们的广告收入来自中国大陆和一些国际组织。
《NSSM-200》并不强调个人和国家的权利和福利，而只强调美国有不受阻碍地获取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权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珍惜自己的隐私权和人权，对侵犯人权的个例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却非常虚伪，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告诉他们不能生多少个孩子，剥夺其他国家孩子的生存权。任何国家都��权侵入其他国家民众的私房卧室。《NSSM-200》倡导通过计划生育来侵犯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最宝贵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性，公然干涉他国民众最隐私的权利！
国内是几十年一面倒的宣传，控制人口的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这种对生育文化的破坏，是笔者最为担心的），��论是中国左派精英何新、程恩富，还是自由派精英何清涟、李银河，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大，但是在人口问题上的观点却是惊人地相似，都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
可以说，现在中国面临的危机远远超过孙中山时期，当时是“如何活”的问题，现在是“能否活”的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的阻力远远超过孙中山时期。
我们只能在业余时间在网络论坛上进行一些宣传，还得为生计和生存而担忧。而我们的对手，不但有庞大的中国国家计生委利益集团（掌握着媒体），也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还有财大气粗的国际基金，比如光是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2007年的经费就高达7420万美元[4]，福特基金等用于计划生育的经费也应该不少。2009年05月2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诸多亿万富翁参加了一次在纽约的绝密聚会，其中包括盖茨(Bill Gates)、巴菲特(Warren Buffett)、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布罗德(Eli Broad)、索罗斯(George Soros)、特纳(Ted Turner)、温弗瑞(Oprah Winfrey) 以及布隆博格(Michael Bloomberg)等等。这个绝密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延缓全球人口增长[26]。
中国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NSSM-200》仍然是美国基本的官方文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仍然正常运行。力量的悬殊决定了道路的艰难。但是灯光毕竟能够赶走黑暗！
六、计划生育——摧毁中国的绿色鸦片
过去40年来，人们对是否需要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实行计划生育一直存在争议。然而，现在已经取得共识：当初根本就不应该通过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自发下降。现在只有那些靠人口控制
计划牟利的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计生委、人口学家们）还在为计划生育狡辩。
从一开始，“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的概念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虚假警报。这种虚假警报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几十年来却并没有给这些地区带来丝毫好处。计划生育的实践和理念使得这些地区难以应对即将来临的真正的全球性危机—人口萎缩（population implosion）[8]。
19世纪，英国为了满足自己追逐利润的�茩面𤥿獢A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鸦片泛滥使得“中原几�茈i以御敌之兵，且�茈i以充纳之银”。
而计划生育是摧毁中国的绿色鸦片（就像当年清朝用来摧毁蒙古民族的黄教一样），也将使得中国今后“几�茈i以御敌之兵，且�茈i以充纳之银”。其后果远远超过当年的鸦片战争。
几十年来，中国整个经济体制都围绕着独生子女这一基本国策，已经形成了制度定势。但是今后需要保证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那么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其难度不亚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
台湾、韩国即将尝试当年“提倡二胎”的苦果。他们几十年的政策演变已经为1.1的超低生育率奠定了难以逆转的的社会和经济的制度保证。今后伊朗也将为这短暂的“提倡二胎”而后悔几代人。而中国的一些人口学家们却建议中央用“二胎方案”（强制性）替代独生子女政策。
洛克菲勒家族也承认他们控制人口的计划，他们是想通过“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动摇家庭结构，进而减少生育、控制人口[27]。由于妇女寿命比男人长，各国老年化最大的受害者都是妇女，洛克菲勒家族和《NSSM-200》所提出的“提高妇女地位”却换来了大量妇女老�茤�养，其实是损害妇女的权益。韩国和中国用“关爱女孩”来治理性别比，笔者在《大国空巢》中认为是错误的，现在笔者更加确信这一点。
与中国国家计生委的“管理型政府”不同，泰国和伊朗控制人口的部门是“服务型政府”，为民众提供避孕服务和生育健康服务。这种为国际社会所赞誉的“家庭计划”也是现在中国很多人所期盼的计划生育模式，其实这种模式就是美国《NSSM-200》里所倡导的那种“家庭计划”（可见《NSSM-200》影响之广），既降低了生育率，又不侵犯人权。这种计划生育仍然是绿色鸦片，也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伊朗、泰国就是前车之鉴。
现在经济制度已经决定了全面放开生育也难以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不但需要停止中国目前的这种计划生育，也需要停止国际社会目前公认的那种家庭计划。政府的职责不能是提供避孕服务（提供避孕服务的计生委应该撤消），而是需要通过调整分配、教育等制度来鼓励生育，理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让部分家庭养得起更多的孩子，恢复生育的多样性和人口持续发展的能力。
笔者认同穆光宗教授的“生育私权”和“生育公权”的划分。个人有生育私权，政府有生育公权。笔者提出的“停止计划生育”相当于穆光宗教授的“多胎不限，还权于民”；笔者提出的“鼓励生育”与穆光宗的“生育公权”有很多是重合的。笔者认为生育上应该是“顺其自然”而不是“任其自然”（仅仅恢复个体的生育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经济、文化上进行相应变革）。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国家的“生育公权”来为个体的“生育私权”保驾护航（现在是“生育公权”限制“生育私权”）。
美国的生育率能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行使了生育公权，生育公权保障了生育私权，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而台湾和韩国的生育率降低到1.1，就是因为虽然名义上有生育私权，但是这种权利却没有得到保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笔者认为生育权（群体“延续下去”的权利）是最基本人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需要优先得到保障的。而台湾、韩国在其他方面的人权（个体“活的好”的权利）确实取得了进步，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生育权的保障却还不如以前。综合起来，台湾和韩国的“总人权”（生育权+其他人权）是倒退的。
中国的生育私权已经遭受了几十年的摧残，更加需要生育公权的保护；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私权很难恢复活力，生育率将像台湾和韩国那样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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