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反孔，反儒政策,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主因之一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当时儒教在干什么，呵呵)
作者:汉唐七龙
洪秀全对西方基督教进行了一番改造，创立了上帝教，用以动员和组织群众，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然而，宗教毕竟是宗教，是一种迷信，是“颠倒了的世界观”。
一
上帝教独尊上帝的宗教教义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大相抵触，不利于吸引、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加入反清斗争的行列。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信仰杂而多，多种宗教并存。有多种传统权威和偶像崇拜，如有如来、观音、玉皇；有城隍、土地、阎王；还有孔孟、关岳、灶君、门神等。道观、寺院、关帝庙、岳王庙是广大受苦受难人们祈求神灵保佑的圣地，是他们寄托精神世界的伊甸园。洪秀全用西方基督教“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权威，扫荡其他一切偶像崇拜。他认为：“盖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独一圣神。上帝曰‘除朕外不可有别神别帝也’”，否定在上帝之外的其他别的神的存在。金田起义后，尤其是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太平天国这种强制推行一神论，捣毁各种庙宇、偶像的做法，容易引起人们的惶恐、反感以至反对，不利于吸引人们加入起义行列。例如：洪秀全等人在广东传教开始时收效甚微。转入广西后，经冯云山的艰苦串联和发动，才有二千余名“老兄弟”信奉了上帝教；在太平军进军过程中虽有大量三江两湖的“新兄弟”参加起义，但这些“新兄弟”并非是对上帝教的真心皈依，而是在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和太平军劫富济贫的感召下卷入起义洪流的。又如：太平天国兴起之时，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风起云涌。但太平天国却受上帝教信仰的束缚，对于请求加入太平军的天地会等反清组织，“条件是必须改从他们的信仰”，“如不舍弃习惯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因而，太平天国不能很好地联络天地会、捻军等反清组织，失去了不少与其他反清组织合作的机会，使自己在反清斗争中处于孤立作战的境地。
太平天国信奉和宣扬上帝教，采取了激烈的反孔、反儒政策，禁读四书五经。进军途中，对封建儒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1853年，洪秀全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矛头指向受儒学熏陶较深的知识阶层的，这在客观上使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离心作用。清代咸同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为太平天国争取知识分子提供了广泛的可能。太平天国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不仅没去网罗知识分子，反而采取排斥的态度和做法。太平天国排斥知识分子的事例很多。据记载，太平军在湖北活动，特别厌恶绅士，“悉目为妖，其家被祸尤烈”。在皖赣时，“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士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从广西至南京，沿途名儒、饱学之士极多，却没有看到洪秀全、杨秀清潜心争取知识分子的行动。1852年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当时还是失意举人的左宗棠曾往谒太平天国领导，进献攻守建国之策，未果。后左宗棠回到家乡，创办团练，转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1860年11月，容闳（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生）曾满怀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奔向天国，向天国领导人提出“新政七建议”，但没引起洪秀全的重视，只好离开天京。王韬于1861年冬到达太平天国治理下的苏州，在表示归顺的同时，他上书太平天国地方当局，提出了极合时宜的复兴天国的军事良策。但上书后石沉大海，他亦只得失意地离开苏州。太平天国因独尊上帝而采取过激的反儒政策，忽视和排斥知识分子，其后果是把观望、动摇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壮大了反革命阵营。而曾国藩却不失时机地抛出《讨粤匪檄》，咒骂太平天国焚毁孔孟经书的行为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读书识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等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综太平天国之世，天国领导人的身前马后始终未汇聚有几个具有远见卓识、胸怀韬略的人才。这就使太平天国领袖们缺乏政治眼光和军事韬略的状况，始终未能改变和弥补。故李秀成总结说，清军中“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梁启超曾分析到，“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主要的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上帝教一神论教义的强烈排他性与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相违背，把广大的社会阶层拒之于太平天国门外，不利于吸引、团结更多的群众投入到反清斗争的行列。
二
太平天国把上帝教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手段，“天父天兄下凡”等宗教迷信方式对太平天国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迷信方式日益成为领导人争权夺利，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严重破坏了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团结和统一。
1848年4月，杨秀清利用紫金山区民间“降僮”巫术，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发布号令，逐步控制了当地拜上帝会。同年10月，萧朝贵亦假托耶稣附体传言。1849年5月，洪秀全从广东返回广西后，认可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从此，杨秀清取得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在宗教地位上取得最高权威，造成拜上帝会领导的两元化，埋下了以后领导集团分裂的祸根。杨秀清和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之举，起初能注意到维护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宗教和世俗的领导地位。而且，定都天京以前，“传言”在动员起义，服从指挥，严肃军纪，鼓舞士气，肃清间谍等方面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故洪秀全再三肯定天父天兄下凡在太平天国打江山的贡献和作用，说“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爷爷降托灭妖精，诛了无数妖魔，故能如此早到京”。但是，杨秀清、萧朝贵既取得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他们的权势欲也逐渐膨胀起来。就在决定起义的前夕，由萧朝贵出面，用天兄下凡名义严厉批评冯云山派人去白塘、八洞，是“计不及”，“不识宽紧”，接着利用天父与天兄对话的形式，用近乎逼迫的手段让洪秀全说出“天下万廓（国）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冯云山等“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他人是学成、炼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此后，杨秀清、萧朝贵在拜上帝会中的地位便排到了首创拜上帝会的冯云山的前面。在金田起义的紧要关头，为要夺取起义领导权，杨秀清装病躲在幕后操纵，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到处“避吉”，离开领导岗位。由此可见，天父天兄下凡这种迷信做法，开始成为领导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太平天国内部危机在起义前就已经出现端倪。
随着个人权势的急剧上升，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成为“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他动辄以一些小事借“传言”凌辱、迫害乃至处死广大太平军将士，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容、卫天侯黄玉昆等这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据称石达开“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惶悚流汗”。杨秀清利用“传言”和洪秀全争夺最高权位的企图同样咄咄逼人，“（凡）杀必请于天‘贼’，然天‘贼’曰杀，东贼必不杀，曰勿杀，东贼必杀之，谓出天意也。”1853年12月，杨秀清借口洪秀全虐待女官，“传言”令洪秀全跪地受杖责。这种做法连敌人也看出是极不正常的，说在历史上“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传言”的消极作用已到了顶点，导致洪、杨两位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间的矛盾迅速激化。1856年太平军相继打破江北、江南大营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杨秀清居功争权也到了顶点，再次代天父“传言”，“逼封万岁”，终于酿成了滔天大祸的天京事变。在这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内部角逐和火并中，“传言”的宗教迷信方式成了一个诱因和导火线，对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团结统一起了瓦解作用。
天京事变后，天王洪秀全不仅没有从惨痛的事变中吸取教训，反而皇权思想越来越浓厚，披着宗教外衣热衷于建立洪氏家天下。他颁发了一系列文件，宣扬自己受命于天和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孙同坐江山的神圣性。1859年，太平天国颁行《己未九年会试题》，对1853年发表的《十全大吉诗》作了解释，该诗有“禾王作主救人善”等诗句，意谓洪秀全奉天救世。1860年，太平天国颁行《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重新宣布洪秀全“丁酉升天”的经过。1861年，太平天国颁行《英杰归真》，对洪秀全“圣主当阳”重新作了论证。太平天国中后期，洪秀全陶醉于“爷、哥、朕、幼坐朝廷”，“父子公孙同显权”的“家天下”。1861年，他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1862年颁布《敬避字样》，规定“天国独我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可称”，并对君臣称谓按洪氏“家天下”作了详尽的规定，把整个洪氏家族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作法加深了他与李秀成、李世贤等主要将领间的矛盾，遭到他们的抵制。李秀成对洪秀全的用心看得很清楚，他说：“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无非是“恐人占其国”。洪秀全把从前宣传的“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变成为保佑他一家父子江山万年之神的时候，那就不仅是荒诞的东西，而且变成为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绳子，把自己越缚越紧，以至于身死国亡。
三
上帝教宣扬上帝具有“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主宰性，曾动员、鼓舞了千百万群众为创建“地上天国”而斗争。但这种宗教信仰毕竟无知和愚昧，它抹杀了人的作用，麻醉了人们的思想，使太平天国领导人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一定程度上酿成了革命失败的悲剧.
上帝教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皇上帝创造的，皇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人世间的贫富贵贱、死生祸福、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自然界的风雷电，无一不是由皇上帝精心安排的。洪秀全充分利用了他创造的上帝，假借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名义，动员、组织了一支农民起义大军。这些起义的农民深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从全知全能的皇上帝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鼓舞他们为创建“地上天国”而斗争。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到攻占南京，前后仅用了二年多时间，取得了辉煌胜利。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是如何理解来得如此之快的胜利的呢？《太平救世歌》宣称：“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遥，百万铜关，尽行打破，愚顽向化，其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夫岂人力所能为哉。”《天情道理说》亦称：“自武汉至金陵……不过一月之久……，若非天父权能也，何能捷易如此哉？此又可见天父排定之权能也。由是观之，我们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气，四海升平矣。”从上可见，太平天国领导人不是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去总结经验教训，而是用宗教神学观点去解释战争胜败的原因；不是把胜利的形势归功于浴血奋战的将士和热情支持配合的人民群众等因素，而是把战争的胜利归之于天父天兄的默佑。
上帝教不象其他宗教，许给人们的仅是来世的幸福。来世的幸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易被识破。上帝教许给人们的是现实生活中切身的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此类的诺言，在现实生活中又如何呢？定都天京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行，使“有田同耕”成为空头支票；政治上，“天下一家皆兄弟”的平等关系，也为“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原则所取代。君臣之间、官兵之间等级森严，从称呼、服饰到仪卫舆马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准逾越。诺言无法兑现，就很难巩固人们对皇上帝的虔诚信仰。而天父天兄“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的预言，同样经不起现实的考验。桂林、全州、长沙、西征、北伐，多次损兵折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天父默佑产生疑问。特别是发生在1856年的天京事变，天父的几个儿子大动干戈，几万太平军惨遭杀害，天父第四子、上帝代言人的东王杨秀清被杀，天父第六子的韦昌辉是事变的罪魁祸首，站在韦昌辉背后的是真命主、上帝次子洪秀全。不久，天父第七子石达开又率大军离开天京。据上帝教的说法，洪、冯、杨、韦、石五人都奉有皇上帝的特殊使命，“兄弟五人赖蒙天恩主恩授封为王，恭承天父亲命，下凡辅定真主，同心合力，诛灭妖群，劝醒人世”。这场大灾难，对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是无情的讽刺和嘲弄。“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的现实，驱散了往昔皇上帝的威灵和神圣，动摇了广大群众对神天上帝的信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歌谣的传播，说明宗教神话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已失去了原有的维系力。1859年洪仁ｇāｎ玕在《兵要四则》中有很深的体会：“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众一心，故众弟妹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
天京事变后的广大太平军将士的宗教信仰受到了严重伤害，洪秀全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口号和政策团结内部、重振人心，而是进一步脱离广大太平军将士，越发沉溺于宗教迷信。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他一概归功于“天灵”。第二次西征前，李秀成建议多备粮食，洪秀全责之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到了晚期，更是“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1863年12月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并予以严词训斥：“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俱曾妖者乎！”临终前，洪秀全还下了道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上帝教已经俘虏了创立上帝教的洪秀全，他对当时所处的危机和即将到来的亡国杀身之祸，失却了现实感。列宁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宰是人民群众，不是上帝。洪秀全的上帝教之所以能一度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愿望，客观上符合革命形势的需要，故他能一度获得胜利。洪秀全到后期沉溺于宗教迷信，“信天不信人”，脱离现实，脱离广大太平军将士，思想僵化，便不可能“保持政权”了。
李大钊在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是一种反科学的、迷信的、消极的意识形态，它只能歪曲地、颠倒地、错误地反映客观世界，决不能指导农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