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过渡

　　来源于 《中国改革》 2013年第10期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01日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9-29/100587724_all.html

　　生育是很难补偿的，中国也能做好政策调整后的“接生”准备



　　《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易富贤

　　2012年10月，蔡昉、李建民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家”出版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的报告，判断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还有1.5，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后，头几年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到4.4以上，总人口会在2014年突破14亿，在2044年达到15.35亿的峰值。因此建议分步放开二胎。德意志银行最近的报告认为，中国分步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将从目前的1.45上升到1.66，会在2028年达到14.2亿人口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甚至认为，中国2010年的生育率还有1.63，其低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13.9亿，在2020年达到14亿。笔者不同意上述预测。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有多高

　　人口普查中最可靠的数据之一就是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是预测人口的核心参数。总和生育率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15-49岁），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以2010年人口普查为例， 15岁妇女人均生了0.00011个孩子（年龄别生育率）...... 30岁妇女人均生了0.05979个孩子...... 49岁妇女人均生了0.00372个孩子，那么将15岁-49岁所生孩子累计，就是1.18个孩子。可见，生育率是15岁-49岁这35组育龄妇女及其孩子的配套榫卯关系，即便某几个年龄组存在误差，但不至于影响总结果。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有多高？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这些数据大致互相印证：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并没有达到1.5。国家统计局人口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等人以人口普查低年龄组存在漏报为由，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为准，将2000年、2010年的生育率修改为1.64、1.50。如果人口普查存在漏报，年龄越低漏报率越高，因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孩子的户口，没有必要漏报了。但是，崔红艳的分析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都是5岁-9岁比0岁-4岁漏报率更高，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2012年中国分别出生了1604万人、1635万人，那么，生育率应该分别为1.46、1.48。但是，《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生育率仅为1.04。

　　事实表明，1994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明显偏高，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认为1996年、1997年分别出生2067万、2038万，用存活率推算，2010年的14岁、13岁人口应该为1995万、1968万，但是，2010年普查显示14岁、13岁人口（都已经上初中了，不存在漏报了）分别只有1589万、1523万。

　　停止生育控制后生育率会达多高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以可比较的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台湾1987年、韩国1989年的水平，当年中国台湾、韩国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70、1.58 。中国试点二胎的山西省翼城县、甘肃省酒泉市、湖北省恩施地区的生育率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低于1.5了，说明二胎政策下的生育率也是很低的。

　　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人均GDP）与中国一致，泰国城市化水平比中国还低，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11年泰国、伊朗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56、1.64。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4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1996年之后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1.4。2010年印度较发达的七个邦的生育率全部低于2.0；印度排名第八的卡纳塔克邦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倒数第一的西藏，生育率只有2.0；印度排名第三的泰米尔施特拉邦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倒数第二的贵州省，生育率只有1.7。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综合判断，人口普查1.2左右的生育率数据是大致可信的。

　　假如中国大陆如韩国、中国台湾那样鼓励生育，三五年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之后，生育率将会跌落到1.6，然后还会沿着中国台湾、韩国走过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0.895，2012年分别只有1.297、1.265。

　　补偿性出生高峰到底有多高

　　以泰国和印度各邦为参照，如果中国2001年就停止现行计生政策，生育率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1.7，假设到2014年仍然稳定在1.7。那么，2014年0岁-13岁（2001年-2014年出生）的人口共2.623亿。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0岁-9岁（2001年-2010年出生）人口共1.464亿；那么，2014年4岁-13岁人口应为1.462亿。假设2014年0岁-3岁人口与4岁-7岁人口一样为0.602亿，那么2014年0岁-13岁人口共为2.064亿（1.462+0.602=2.064）。

　　也就是说，2001年-2014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59亿人（2.623-2.064=0.559），这是理论上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只有一部分会被补偿性出生，因为很多妇女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妇女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

　　其实，生育是很难补偿的。比如“一战“期间，德国、英国、法国都曾经因战争导致生育率跳跃性下降。法国“战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几乎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英国和德国由于没有像法国那样出台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

　　中国在 1959年-1961年，由于营养不良导致大量妇女闭经和月经失调，少生了2318万孩子，但此后只补生了592万。1966年是日本不吉利的火马年，部分人避开这年生孩子，但是少生的孩子并没有被“补生”出来。新加坡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只在1988年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上升到1988年的1.96，1989年再跌回1.75。而中国台湾、韩国、伊朗这些曾提倡二胎的地区，在由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过程中根本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

　　根据育龄妇女结构、生育意愿、生育能力综合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由于怀孕到出生有九个月的滞后期，如果2014年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出生高峰是从2015年开始。补偿性出生主要分布在2015年-2019年这五年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的生育率将大致分别在2.3、2.2、2.0、1.9、1.8，那么，每年出生人数将分别为2454万、2286万、2004万、1844万、1679万。可见，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生育率难以达到2.3；每年出生总人数也很难达到2500万，远低于中国1963年-1971年（年均出生2700万）、1987年-1990年（年均出生2600多万）和印度近年的水平（2600万）。

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分别早约23年、21年，中国大陆2020年的生育率大约相当于中国台湾1997年、韩国1999年的1.6的生育率水平。那么，2020年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跌至1.6，然后沿着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年的老路下降，到2030年，估计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会降至1.13左右。根据以上生育率数据，并假设2011年-2014年生育率如2010年那样为1.18，以201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为起点来预测，中国总人口在2021年达到13.9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30年降为13.5亿。

有人可能会质疑：国家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人口从2010年的13.41亿增加到2012年的13.54亿，怎么到2021年才13.9亿？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13.54亿人口是有水分的，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岁人口只有1379万（出生1383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人口司普查处处长崔红艳却认为2010年出生了1592万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1.04的生育率计算，2011年只出生1137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公报却公布2011年出生了1604万人。

　　中国能做好“接生”准备

　　社会有应付出生高峰的弹性适应能力。“一战”后的1920年，法国、德国、英国的出生人口分别是“战时”低谷的2.2倍、1.8倍、1.4倍。“二战”后的1947年，法国、英国出生人口分别是1941年的1.7倍、1.5倍。中国1962年-1964年合计出生人数是1958年-1961年三年出生人数的1.93倍。日本1947年-1949年年均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

　　纵观人类历史，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基础。“二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

　　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计划生育直接导致年轻消费者数量不足，一方面是很多人担心独生子女养不了老，需要自己存钱养老，不敢消费。其实，出生高峰所带动的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房地产和汽车，且可持续地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从宣布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和企业做好“接生”准备。

　　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现入学难，很多人担心几年后教育资源更加短缺。其实，目前城市的入学难是因为城市规划出了问题：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却只根据户籍人口规划学校，农村教师无法进城。总体来说，中国教育资源是严重闲置的。中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998年开始负增长，从1997年的1.40亿下降到2012年的0.97亿。初中、高中在校人数也分别在2004年、2008年开始负增长。大量教师失业。停止现行计生政策，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师下岗，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在农村不会引起太大社会震荡，因为大多数农村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超生比例也高，并且农村已经空巢化了，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人口政策调整对社会造成的震荡主要在城市，但是城市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放开二胎与停止现行计生政策的出生高峰相差不太大。

有人担心，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后会导致粮食等资源的不足。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68.6公斤增加到2009年的364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和德国的水平，粮食将增加30%；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的水平，粮食将增产70%。其实，就应对资源压力来说，中国更需要做的是将目前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为集约型。

　　有人认为目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不限制人口将会有更多的人口涌入。其实，中国大城市拥挤是因为城市规划失误。全国人口减少的话，大城市会更加拥挤。比如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1992年就开始负增长，中小城市丧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价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远远低于北京，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

　　有人认为，停止现行计生政策会降低地方财政收入，数十万计生人员的安置也是问题。其实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才200多亿元，并且还引起各界的质疑，而计生系统的年财政拨款2012年已经达到813亿元，比社会抚养费和各种计生罚款之和还要高。

　kzy：“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停止现行计生政策后既不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堆积高峰，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长期高于更替水平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并且管理成本更低，还更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过渡？

　　作者为计划生育政策研究专家、《大国空巢》作者


　　

中山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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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水寒 时间：
　　茅于轼、梁中堂、孔庆东、叶廷芳、姜明安、董克用、孙笑侠、余永定、苏剑、潘维、郑也夫、杨支柱为《大国空巢》写了推荐语

　　《大国空巢》被新华网甄选为十大推荐好书：http://www.xinhuanet.com/book/xhhsb8/index.htm

　推荐语（印在封底）：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给许多家庭造成悲剧，而且青壮年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小学校大量关闭，大学中学招不满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此紧急关头易富贤出版《大国空巢》有重大意义。在我看到的人口问题的著作中，这本书资料最详尽，观点最客观，论据最扎实，而且通俗易懂。想要了解中国人口问题的真实情况，这是一本必读书。——茅于轼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和观点不只反映了本人的忧患意识，而且尖锐并富有逻辑的阐述令人振聋发聩。这些都是所有体制内人口学家的著作所不具备的。《大国空巢》这本书讨论中华民族当前最重要和迫切却很可能被主流意识形态误导了的一个大问题，它将引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从而开启一个新时代。——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梁中堂

　大国如泡影，神州已空巢。借问肉食者，何日弃屠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

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政策突破国际共识的底线，实行极端的一胎政策，严重破坏民族的精神生态，导致青少年普遍的人格缺失。原非人口专家的易富贤先生，怀着对民族前途的负责精神，花大量精力，以翔实的资料和新锐的观点写出了《大国空巢》，惊聋发聩，有助于中国的决策者和部分受影响的公众走出人口思维的误区，走上科学决策的轨道。——中国社科院教授、原全国政协委员（曾联名29位政协委员呼吁废止独生子女政策） 叶廷芳

　人口政策事关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宁，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学界和实务界均应予以高度关注，应展开认真、客观和深入的研究。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条分缕析人口数据，用历史眼光、国际视野全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让人通幽洞微、耳目一新。此书值得国人一读，更值得人口资源部门在做相关决策时参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姜明安

　　人口是立国之本，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口政策的确是国策。既然是国策，就需要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和探讨。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就是一份很有份量的探索，他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他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董克用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大国空巢》从国际视野来研究中国人口与生育问题，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历史、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反思，揭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潜在危机，其观点值得国人关注，更值得政府决策部门关注。——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孙笑侠

　　作为门外汉，对易富贤先生的学术观点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则深感钦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中国必须尽快拿出办法。可以不夸张地说，围绕中国人口政策的大辩论有着比任何时髦经济问题都重要得多的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学部委员 余永定

　　易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一书以翔实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我国面临的严峻的人口危局。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反思，促使我国尽快取消祸国殃民的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鼓励生育，启动民族自救，避免民族消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 苏剑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细述了一个我国当代社会政治史的重要教训，值得以后永久记取。《准生证》标志政府权力被用到了空前的极限。政府可以颁发《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但决无颁发《准生证》的道理。生育自由是政府不能剥夺的、人类基本权利。——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潘维

易富贤十年磨一剑，成就这本书。他指向的是中国的一个元问题，不改变国策，由这元问题产生的一系列弊病都无从医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也夫

　　

易富贤因为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没有专业思维的局限，没有在国内挤火车而产生的怨愤，更没有课题利益需要维护，因而他能够像那个看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那样，看到中国人口结构的严峻现实和可怕前景，并发出第一声呐喊。我斗胆认为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大书。读了这本书，就知道中国法学界以国情特殊为由拒绝关注计划生育人权问题的借口是不能成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教师   杨支柱

《大国空巢》导读

　　1、主流家庭需要生三个孩子。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在2.3左右。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

　　2、人口推动经济繁荣。
　　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近代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市场扩大。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GDP增加73倍，人均GDP翻了10倍多。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世界平均生育率已经从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2.3左右，今后实际生育率将沿着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继续下降；世界人口将在2047年增加到81.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100年的61.8亿人。可以说，二十世纪面临的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而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将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

　3、人口决定文明的兴衰。
　　弱小的秦国通过鼓励生育、吸引移民，一跃而成人口大国，并统一中国。家庭和婚姻的衰败使得人口减少，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西藏吐蕃人众势强（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只是吐蕃的一倍），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但西藏喇嘛教兴起后，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文明衰落。满清入关后，为保证北方退路安全，引进喇嘛教以降低蒙古族人口。冯玉祥将军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统治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天花等流行病，导致印第安人人口和文明崩溃。从1500年到1990年，英裔人口增加41倍，引发了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历次产业革命，原本只有数百万人使用的英语成为了世界语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鼓励生育，人口从1870年的344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万人、1990年的1.22亿，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战后，在美占期间，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的建议制定了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导致1990年代劳动力负增长，经济“日”薄西山。原苏联区域人口由1500年的1695万增加到1989年的2.89亿，崛起为超级大国苏联；苏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前几年，美国多位学者就认为人口结构决定了苏联即将崩溃。美国人口由1776年的250万增加到2010年的3.1亿，推动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人口在1820年达到3.8亿人之后，增长缓慢，到1950年仅增加到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1950年到1980年，占世界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2010年15岁以下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如果继续2010年1.18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只占全球5%左右），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这样一步步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4、中国计划生育出台的国际背景。
　　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欧美国家掀起优生学的思潮，希望通过选择性的控制生育（birth selection）以“纯化种族”（包括减少美国的unfit的劣等人口）。纳粹集中营事件曝光使得优生学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后，变成了人口学。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等人认为，让穷国“少生快富”符合美国利益，既可以获取其资源，还可以防止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二战后，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组织共同致力于控制全球人口。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其作者不但希望将世界人口从当时的30多亿减少到5亿，也希望将美国人口从2亿减少到1.35亿）和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中国在1973年开始实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1974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绝密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提出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学术界，从而制定控制人口的政策。1979年中国刚改革开放，联合国人口基金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累计2亿多美元；而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以建立计划生育和人口学体系，推动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1978年宋健到欧洲开会，有人提供给他控制人口的资料，他开始研究人口控制，中国根据宋健等人的理论在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学术的单一性，将多样性的国际思潮过滤成单色，并转变为国策。

　5、假如中国未曾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1980年的9.8亿，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1950-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7岁。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假如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大约15.3亿，不会如马寅初所预测的那样在2007年超过26亿。假如中国在1980年就彻底废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在2010年也只有14.7亿（人口和经济结构更为健全），在2036年达到约16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不会如宋健所预测的那样在2050年达到40亿。要是采纳马寅初人口论，那么1957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的老人却是其前出生的)，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步履维艰。1980-2010年共超生了2亿左右孩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额外”的活力。

　6、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由于世界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美国、加拿大、前苏联、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5.4%，但却拥有全球41.5%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67.7%，但由于亩产是印度的2.2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1.56倍。中国的人均每天膳食热能、蛋白、脂肪与日本、韩国相当，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而欧美国家则陷入了“低廉的粮食”和“高昂的医疗费”之间的矛盾之中。中国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68.6公斤增加到2009年的364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和德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加30%；如果亩产能够达到荷兰和比利时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将增产70%。中国的耕地长期被低估，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说只有14亿亩，但是后面用卫星遥感发现有19亿亩，2010年发现还有8亿亩后备耕地；中国有20亿亩沙漠、60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改造土壤、改良草种，将成为新粮仓。由于对耕地不合理的限制，2011年占全国51%人口的城市所占土地只相对于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导致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中国撂荒的耕地已经超过了城市总面积。南美只占全球5.7%的人口，却占全球1/3的水资源；中国人均水资源与德国、英国相当，比捷克、丹麦、波兰、比利时、罗马尼亚、印度、韩国等国要多，更是以色列的10倍。没有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可以自给自足，而中国除了矿产资料总量丰富外，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矿种比较齐全配套的国家之一。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是越采越多，1980年认为全球石油只能开采29年，但2010年却认为还可开采46年。中国目前城市污染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和城市规划失误，不是因为人口过多。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都会出现过高能耗、高污染情况，1885年英国、1920年美国的单位GDP的能耗分别是中国2010年的1.9倍、2.1倍。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的伦敦，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控制，目前空气比16世纪时还要洁净。中国单位GDP的能耗也将步发达国家当年的老路继续下降。今后廉价无污的新能源还将取代化石能源，环境也将大为改善。

　

　7、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会怎么样？
　　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认为：“要是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希望将中国人口降低到5亿，以使生活水平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2010年预测的低方案（如果中国只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生育率比联合国低方案还低），中国人口将分别在2081年、2100年降低到7亿、5亿。2010年中国中位年龄是34.5岁（发达国家是39.7岁），而到2081年将是59岁；2010年是8.4个（发达国家2010年是4.2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而到2081年将是1.15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人。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很容易在100年以内降低到5亿左右，但国家将是极端老弱而贫穷。俄罗斯地广人稀，人口从1992年就负增长，中小城市丧失活力，人口往莫斯科集中；莫斯科房价全球最高，人均住房面积远远低于北京，交通拥堵程度全球第三。如果中国人口负增长，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更加拥挤。

　

8、计生委用虚假数据进行人口恐吓。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在1995年后只有1.4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33，说明中国早就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改为1.8，并夸张地预测今后人数（比如2000年国家计生委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2010年、2033年中国人口分别将达到13.6亿、15亿）以制造“人口恐慌”。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其中2010年只有1.18。2000年人口普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12.2亿，低于预期，于是被修改为12.658亿；2010年人口普查实际人数应该只有12.8亿左右，但是被修正为13.4亿（光是福建就“拨高”了10.8%才凑够数）。中国育龄妇女在2012年开始减少（2032年的20-29岁妇女将比2011年减少43%），而随着老年人数的迅猛增加，每年死亡人数却在不断增加（已经由1980年的626万增加到2011年的960万，还将增加到2050年的1870万），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人口峰值也难以达到14亿，今后还将锐减。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一些人口学家和计生委官员又将2010年1.18的生育率修改为1.6、1.7；并恐吓说即便只是放开二胎，生育率将超过4.4，今后人口总数会达到15亿。

　　9、中国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
　　小学生源在1998年开始负增长，10年之内减少了40%，导致大量学校关闭、教师失业。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减少，导致2004年开始出现民工荒。日本、欧洲都是在总抚养比开始止跌回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的时候出现经济危机的；中国总抚养比在2011年开始止跌回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从2014年开始，初婚年龄男性人口将快速超过女性人口，2018年二者比例超过125%；2022年光棍总数将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2041年超过4000万。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1.78亿、1.19亿；而到2037年将分别超过4亿、3亿；到2050年分别达到4.5亿、3.4亿。而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已经开始出现养老金危机）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世界平均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人口并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额外”过剩1.4亿劳动力，内需不足，导致高就业压力，“劳动力（年轻）短缺”和“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从1975年到2010年一共产生了约2亿个独生子女，有近千万会在25岁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成功补生，也将有数百万个家庭遭受失独之痛。

10、二胎方案也是错误的。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台湾、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后面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1.1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2010年生育率只有1.67。凡是曾经提倡只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也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生育率全部低于1.6。湖北省长阳县、五峰县以及新疆建设兵团以前与全国一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面放开二胎后，都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

　11、投资“造物”不如投资“造人”。
　　纵观人类历史，出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出生3000万，是1961年的2.49倍；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一战后的1920年，法国、德国的出生人口分别是战时低谷的2.2倍、1.8倍。二战后的1947年，法国出生人数是1941年的1.7倍。美国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日本1947-1949年团块世代年均出生人数是1946年的1.7倍。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而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是因为1970年代之后的婴儿荒。根据育龄妇女结构、不孕率、生育意愿等综合判断，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三千万人。加上正常出生，每年出生总人数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多万）。中国的医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投资“造物”只相当于体外“心肺复苏”，只能短时地拉动经济。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所驱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多得：既可以通过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劳动力短缺、光棍危机；既减少现在群体事件，又增加今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也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2、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式调整。
　　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判断，等补偿性高峰一过，生育率会回落到1.7、1.6左右，然后还会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0.895。人口政策调整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跨大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的力气。既然停止计划生育后既不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堆积高峰，今后也不会因为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而出现人口膨胀压力，那么人口政策何必用二胎过渡？再说，即便是放开二胎，也会出现一个补偿性出生高峰，与停止计划生育的补偿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在城市更是如此），同样的政治成本却使得政策变成“夹生饭”。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鼓励生育。中国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的“多生”人口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面对万丈悬崖，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是“慢慢游”。中国政府应该拿出当年丘吉尔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那种政治勇气，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尽收人望。

中山水寒
　　


　　中国二胎过渡政策不可取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 易富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总书记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

　　“治大国如烹小鲜”语出老子的《道德经》，对人口政策调整有很大的启迪。

　　有治无类

　　河上公注《老子》：“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为什么烹小鱼不用去肠、不用刮鳞呢？是因为小鱼和大鱼不一样。大鱼可以分门别类，单独烹调。而“小鲜”是芸芸众生，数量繁多，并且很脆弱，如果还分门别类的话，一方面即便是使尽浑身解数也处理不过来，会被搅烂、烧糊；一方面管理成本太高。因此烹小鲜最好的办法是不挑，不拣，不分类，一锅煮之。

　　国家卫计委（原国家计生委）官员、主流人口学者认为停止计划生育不现实，必须用各种二胎方案过渡以保持政策连续，并认为渐放二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人口学者如果只找“政治理由”，不找“学术理由”，还需要人口学干什么？

　　各种二胎方案名目繁多，有人提出先放开单独生二胎；有人提出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先行试点二胎，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有人提出生育率最低的东北地区先放开二胎；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先放开二胎；有人提出农村先放开二胎；有人提出城市先放开二胎。主流人口学家是将人口政策当成“大鲜”来烹，如果采纳他们的建议，将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停止计划生育与各种二胎过渡方案的政治成本是一样的，但是收获却大多了；并且行政管理成本低，因为大家都可以自由生育，不用牵扯到地区之间的差异、人群之间的差异。各种渐放二胎方案的行政成本比停止计划生育更高，因为存在生二胎的资格鉴定和管理，现在流动人口很多，需要另设一个膨大的机构，而现在国家计生委已经与卫生部合并，根本无力去行使该职能；并且今后还得过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

　　法律和正义的底线，应该以“人生而平等”为原则的。人有几个兄弟姐妹，又不是自己决定的。各种过渡政策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立法原则，意味着国家在制造新的不公平，从娘肚子里就开始的不公平必然会引发民众抗议，增加维稳成本。国家为什么非得跟一部分人为敌呢？

　　因此，人口政策应该有治无类、一视同仁、大而化之，不能分人群、分地域地瞎折腾，这才是“其政闷闷，其民醇醇”。

不要优柔寡断

　　小鲜久烹则糊，需要及时翻动。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四十多年了，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三十多年了，“小鲜”已经“烧糊”了，人口政策现在该翻就得翻。

　　小鱼越糊越粘锅，但是如果不果断翻动的话，全锅都会被烧糊。同样，计划生育实行了几十年，形成了强势的利益集团（包括计生委系统和人口学体系），他们非常“粘锅”，他们的各种渐放二胎方案就是变着法子要阻止停止计划生育，今后他们也将以各种理由阻止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政策。“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人口政策调整应该无视主流人口学家的建议。

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也扭曲了民众心理，将这不合理的政策当成正常了，很多人对计划生育还念念不舍。比如广东省人口学会副会长段华明认为，如果允许生二胎，对那些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来说，非常不公平。依照段华明的逻辑，女生宿舍一人被强奸，那么其他女生都得等着被强奸才行，否则对第一个女生就不公平了？房子着火，有人被烧伤，大家应该齐力灭火、逃生才是。丧失生育能力的人虽然自己不能再生育，但是停止计划生育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有利于完善社保制度，对全民都是有利的。

　　一步到位

　　大鱼可以慢慢翻动；小鱼如果慢慢翻的话，全部会被翻烂，因此翻的时候就要干净利索，不要拖泥带水，当然也不可避免会翻烂少量小鱼，那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韩非子·解老》：“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也多注如此。老子是告诫执政者，为政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国家就会出乱。《左传》：“国将亡，必多制”，不能三五年一个人口政策。

　停止计划生育这个坎总是要过去的，因为未来的方向是发展人口。控制人口政府说了算，但是发展人口政府说了不算了。日本、台湾、韩国的政要们在打拱作揖请年轻人生育，但是效果甚微。如果不果断与过去的计划生育划清界限，就不可能放开手脚发展人口，那么今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比台湾、韩国、日本还要低。

　　人口再生产是长周期的，“过渡”本身就在制造新的问题。比如如果在二胎过渡中为了“防止多孩”而“少生奖”，但是今后的方向是如发达国家那样通过税收政策实行“少生罚”，那么今后民意会支持这些“少生”的人继续领取奖励么？“二孩晚育软着陆”也增加出生缺陷。中国退休金面临危机，推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但是不停止计划生育又怎能推迟退休年龄？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人口政策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雷霆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