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对硬笔制图文化的变相封杀（下）
． （《中国书法批判》9－6）
陈捷夫
字符图，指古今文字符号。字符图是制图文化中一个特殊图种，是时刻供人们手工复制无数次的言行、思想等的记录工具。虽说不需圆规矩尺，但仍需一定的设计才能成图。由于承载着词义与读音，故又不同于一般制图，而必然要自成一个独立图系。与工笔绘画一样，虽渊源于图，但最终与图分道扬镳，自成一个独立图系。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史前字符图、古字符图、秦篆字符图与汉卓字符图。史前字符图，泛指甲骨文以前所有未可识读的各地考古发现的原始字符，如仰韶交化陕西半坡、姜寨陶器字符，大溪文化湖北杨家湾陶器字符等。古字符泛指商、周至春秋战国各国文字。秦篆指秦朝文字。汉卓字指今字。字符图的基本结构体方法基本上相同，即先以笔划组合成图，次以笔划与副字组合成图，再以副字与副字组合成图。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一书，收古字一千余个（含重文），秦篆九千余个，卓隶字为释文。《隋书·经籍志》曾载《文字图》二卷、《古今字图杂录》一卷等，今已不存。据此可知将文字称之为“图”，古已有之。
字符图的用途，主要在于“合集众字，以成辞义”，是记录人们的思想、言行等的重要工具，具备极强的实用性。至于其他事项，笔者在本章第三节里已简略地谈过，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给予强调的是，无论哪一类字符图，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几何图式，史前字符图如此，古字如此，秦篆与汉卓字也不能例外，尢其甲骨文里的几何图式更多、更显著。这里一再强调所谓“几何”式字符，无非为了说明所有的字符图，都是由硬笔所创始绘制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数学图，指与算学相关的图象或图式等。我国古代算书不计其数，唐朝之前即有大量算书，其中以《九章算术》等十部较为著名。如《周髀算经》一书里三国赵爽注关于勾股弦的几何图证，《九章算术》一书里三国刘徽注关于方田等的计算图式等，更是直接继承了古代几何传统的。史书所载刘徽的《九章重差图》、南朝祖冲之《缀术》、隋朝张峻《九章推图经法》等，肯定也不例外，都是以古代几何为主的。虽说唐朝以后算学界的相关算书，不再重视几何的应用而转向代数，所谓“几何的代数化”。但大量与算学相关的图式或图象等，依然多与几何有联系，所谓 “代数的几何化”（李迪《中国数学史大系》第一卷第9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如宋朝秦九韶《数书九章》，元朝朱世杰《算学启蒙》、彭丝《算经图释》，明朝程大位《算法统宗》、顾应祥《勾股算术》、李笃培《中西数学说图说》，清朝李潢《九章算术细草图说》、程瑶田《周髀矩数图注》、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夏鸾翔《洞方术图解》等，其中大量图式或图象，均与几何有关。尢其明朝末以来，由于徐光启等所译《几何原本》等外国数学图书的相继传入，几何学重新振作，使数学图的绘制，不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均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清朝年希尧的《视图》，戴震《勾股割圜记》等，即是其中典型例子。
笔者了解到，自宋朝至清朝近千年，我国的算书多达数百种（仅两宋300年即出数学专著50多种，超过以往各代）。几乎每一种都涉及到相关的算学图。综观先秦以来各种传本算书，尽管其中图式或图象多属后人所补上，但都分别存在着列式图、序数符号图、数目列式图、分数列式图、算题列式图和几何演算图等算学图。其中，在《九章算术》一书里，有演算图如方形图、长方形图、圆形图、椭圆形图、梯形图、三角形、五角形、六角形、八角形、不等边形等几何图。《周髀算经》注也有不少几何图。此外，还有后世对勾股定理所作出的不同角度的大量几何图证，累计约达近百种，如清朝李潢、梅文鼎等所作证明图，均是其中例子。就代数图和其它算学杂图而言，数量更大，如天元术各种图式、百子图、九宫图（也称幻方、纵横图等）、圆城图、写算图、《数书九章》中的暗码图等，均是其中例子。换言之，如将古代所有相关算学图汇辑成册，至少当在几万幅以上，蔚为大观。
几何图出现很早。据称，近年湖南发现距今7300年的刻石星云图。岳阳君山岛西部乌龙尾新石器文化遗址附近的一处岩石上，刻有许多八角形、同心八角形等图案等。被认为是继江苏连云港将军崖新石器刻石银河图如出一辙（据网易·东北新闻网2005.3.18报道，通讯员刘尔东等）。云南云县芒怀出土了6000年前的石版《方格网图》。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5000年前的《玉版图》等。甲骨文里也有不少几何式字符存在。这些无疑说明了中国古代几何图有着源流久远的历史。而在商周青铜器造型上，则体现了更为丰富的几何知识，如直角形、正三角形、矩形、正方形、弧形、棱形、等边三角形、椭圆形等。
数学图的产生，是由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分配等实用需求本身所决定的。譬如同是计算一块梯形田的面积，现实操作模式上用长竿、长绳等进行实地丈量是可以的，但在理论模式上则不行。理论模式上必须借助图象来进行计算，所谓“解体用图”。这种实用需求，无疑正是几何图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墨经》里有所谓“圜，一中同长也”、“平，同高也”等几何学上的相关定义。或者说，几何图是为某种特殊的演算而产生的。这一点，古人已有深刻认识。如《周髀算经》赵爽序记称：“依经为图，……披露堂室之奥”。又“以图考之”。又如《九章算术》刘徽序记称：“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又“谨按图验”。又“以图之大体言之”。又“按图为位”。又“因物成率，审辨明分，平其偏颇，齐其参差……。勾股相乘为图之本体……”等，即已充分说明几何图在证明相关数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其制作几何图不仅为了演算或证明，而且要让“览之者思过半矣。”更说明了图书依然是所有知识传承的主要形式。清朝戴震所谓“辨方立度之文，图与传注相表里者也。”（《考工记图·序》）则无疑说明图是算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必然形式，在算学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地图。据文献记载，至清末为止，我国古代地图类的图书或独立作品不计其数。如《周礼·夏官·司徒》记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所谓“天下之图”，即是天下性通用地图。据考古资料显示，周初《宜侯矢簋》铭中，即有某王察看了伐商的地图即《伐商图》。又察看了东方的地图即《东或（域）图》。又晚周《散氏盘》铭中，也记载了史官“仲农”向“矢人”递交新界地图即《田界图》的事件。可见地图的使用不仅很早，而且应用范围很广。概括地说，古代地图内容丰富，有通用地图、军事地图、政区地图、城市地图等。通用地图，如马王堆西汉墓的《地形图》等。军事地图，如西汉墓的《驻军图》等。政区地图（辖区），如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木板地图七幅，即有一幅《政区图》。城市地图，如马王堆西汉墓的《城邑图》等。此外，还有其他分类专题地图，如交通地图、矿源地图、森林地图、水道地图、墓园地图（也称“兆域图”、“陵园图”）等。仅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木板地图七幅，其中即有政区图、地形图、经济图等（见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426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据史书所载，晋朝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等。唐朝贾耽有《禹贡图》。北宋有全国地图即《淳化天下图》，用绢100匹。现存石刻地图有宋朝《平江图》（又称《平江府图碑》），黄棠《地理图》（绘于淳熙16年，即1189年）刻石（1247年刻），存于苏州。有些传世的石刻地图，至今依然保留着方格网，如宋《禹迹图》（1136年刻），明朝罗洪先《广舆图》，清朝《大清一统舆图》等，均是其例。
据称，我国最早地理著作《山海经》原配图一百五十余幅，两汉仍存，但至唐朝间，则图失文存，而当今传本之图，乃明朝人所补，性质已不同。而当今考古发现的西汉地图，无论 “品种和数量都是空前的”（余应春等《中国地图史话》第170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其中之《城邑图》，绘制有城垣范围、城门堡、城墙上的楼阁、城区街道、宫殿建筑等（同上第44页）。有的是“实测地图”，其“测绘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有些绘图原则“至今还在应用”（同上第51页）。这些史实不仅说明了汉朝时地图学已相当发达，而且印证了《周礼》所载各种地图的历史真实性。而晋朝裴秀关于“制图六体”（法），则无疑是对硬笔制图文化其中之一即地图制图的一次继承性总结。
据载，晋朝地图学家裴秀（223－271）在其所绘《禹贡地域图》的序里，提出“制图六体”（法）：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分率”即比例尺，也即是用方格表示“计里画方”的一种方法。手工制图上的方格，没有硬笔与尺具联合写绘是不行的。而“计里画方”，即方格图，是我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地图“制图六法”理论，为我国“地图学奠定了基础，成了后代绘制地图的准则。这一中国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制图理论体系，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占有光辉一页”。（《世界之瑰宝，民族之骄傲》第77页，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而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称：“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其职……”（《晋书·裴秀传》）可见，裴秀的地图制图理论，是对古代硬笔制图文化中地图制图的重要继承和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地图对军事、行政、生产、交通、开采、水利等，作用重大。
天文历法图。天文图，也称“星图”。史书记载上，《汉书·艺文志》有《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等天文书的记载。《汉书·天文志》有“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等记载。而《隋书·经籍志》所载，则有战国《石申夫星经》与《甘公星经》等。东汉张衡《浑象仪图注》、《灵宪图》（又称“星图”、“悬图”）等，有《天文五行图》、《二十八宿分野图》等。《宋史》有苏颂《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志》、郭守敬《授时历》等。而今存刻石天文星图，计有南宋刻石《天文图》等。不少星图见存于古代壁画、石画与漆画等。考古发现上，上世纪后期杭州出土了距今1900多年的东汉石刻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石刻星图”（地图史话第32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战国楚人所绘的《彗星图》，上绘有不同形状的29颗彗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世界的瑰宝第66页）。此外，还有《秦汉日晷图》（洛阳出土）、（辽）《天庆六年星象图》、《天庆七年星象图》，《西汉式图》（用于占卜择日的博局图，江苏东海尹湾6出土木牍），《周髀算经》七衡六间图、《盖图》、北宋苏颂《星图》等，唐朝遗存《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写本》等等，不计其数。（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不少古代天文历法图，大多均以方格与直格写出，故当属硬笔制图文化其中之一。
据《旧唐书·天文志》记称：“观象制图，推步有征，相沿不谬。”天文历法图的重要作用，即在于为“推步”（推算）提供了相应的研究依据，从而准确地确定年、月、日，四时、节令、置闰等，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生活。天文历法与数学、医药，是我国古代三大带头学科，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物体摹写图。指对器物、植物、人物等的仿写图像，一般比较讲究比例，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有的与工笔绘画有相近之处。应用上多用于认知、研究，如制器研究、考古研究、经史研究、医药研究等。器物摹写图，指宫室图、王城图、陵园图、兵器图、农械农具图、生活用具图、交通工具图、服饰图、饰具图等。如五代俞皓《木经》，王黼等的《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李诫《营造法式》、程大昌《雍录》、曾公亮等《武经总要》，曾之谨《农器谱》、楼寿《耕织图》、李公麟《古器图》、陈元靓《事林广记》等，元朝王桢《农书》、薛景石《梓人遗制》、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营造正式》（也称“鲁班经”，作者佚名）、计成《园冶》、邓玉涵等《机器图说》、邝璠《便民图纂》、徐光启《农政全书》，茅元仪《武备志》，章潢《图书编》等，清朝官撰《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水利管理和土木工程的技术插图与解说》、《钦命书经图说》（以上资料见宋史、明史、清史稿）等。此外，清朝雍正年间《御制圆明园图咏》一书里等大量建筑物图像，是古代建筑物摹写图上的佼佼者，值得一提。植物摹写图，一般指药用植物图等。如隋朝原平仲《灵秀本草》、宋朝苏颂《本草图经》、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清朝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等。人物摹写图，指对人物或人体的摹写，一般多用于医学研究。目前所知如宋朝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景与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等。此外，还有诸如保健图、针灸图、人体骨骼图、脏腑图等。
值得指出的是，经史研究类的器物摹写图不记其数。以《三礼图》（指《周礼》、《礼记》、《仪礼》）为例，从旧《三礼图》到新《三礼图》，即有东汉郑玄、阮湛、夏侯伏明、张镒、梁正、隋朝官撰至五代周显德计七家，属旧《三礼图》；宋朝聂崇义《三礼图注》则为新《三礼图》。《三礼图》图像内容分为十六门，其中“王城图”、“宫室图”、“弓矢图”等多门与几何有关，即必需由圆规矩尺的配合才能成图。其次，仅《考工记》一书的图解图，自宋朝至清朝不下数十家，如宋朝林希逸《考工记图解》、元朝林兆珂《考工记述注》暨《图》一卷、明朝张鼎思《考工记补图》、清朝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戴震《考工记图》等，均是其例。此外还有诸如清朝焦循《群经宫室图》等。
摹写图以摹写为主，客观真实地为写物而写物。图与物可对号入座，是物体摹写图的基本特点。而以图载物，以图示物，借图证物，则是摹写图的基本目的。其用途，或用于“审本”，以正名实，以辨真伪。或用于考其“制度法象”，“探其制作之源”。或用于“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等。（宋吕大临《考古图.·序》）。
框格（栏）图。指导写性框格图、文面框格图、画面框格图、表格图、其他表格图等。导写性框栏图，分方格与直格。方格，古称“井栏”，用途广泛，作用重要。既用于导写，又用于工程图绘制，地图的比例如“计里画方”，更用于图像等的缩放技术，还有用于“揆平取正”的画面框栏、文面框栏、棋盘等。导写上，西周《毛公鼎》铭文499字，32行，全由方格图导写，每字一格。直格，（古称“乌丝栏”、“朱丝栏”）。西周《大克鼎》腹内铭文290字，全由直格分隔，十分整齐划一。西汉帛书也多见“直格界栏”。如文面框栏图、画面框栏图、图面框栏图等，在宋朝以来雕版印刷的图籍，最为常见。画面框栏图，尢其多见于古代陶器画、玉器画、铜器画、壁画、砖画、石刻画、板画、帛画、纸画等。而刻本画面则几乎皆用框栏图，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插图。其中元朝至治刻本《三国志平话》一书，更采用了“上图下文”的特殊形式，回回有图，图文相应，被视为后世连环画的起源。（见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第93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独立性图表（含备填性图表）、附文性图表等，也自成一类。玺印框栏图，则有方型玺印框、圆型玺印框、菱型玺印框等。其他还有如书名框栏、牌记框栏、棋盘框格图、首布钱币框栏图、博局图等。除手写本常用框格图，自宋朝以来，刻本如《九章算术》、《武经龟鉴》等大量书也常用直格。换言之，框格（栏）图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无处不在，数量不可胜计。其几何图式，更成为硬笔制图文化的重要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书法作品，甚至也采用了直格“押笔”。试举两例，清朝乾隆皇帝第十一子永星（加王旁，下同）即成亲王，其书法篆书轴（123cm×46.5cm），即用直径约2毫米的铅笔芯，绘制了9直线（8行），上下则各置一平线。其开头句是“尽日寻诗”，落款为“皇十一子”。（此物偶见于2002年3月21日广东省博物馆举行的“清王室书画艺术展”上。）永星为清朝书法四大家其中之一。其次，据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纸质宋朝拓本《定武本兰亭帖》卷（纵27cm横66.7cm），仍然采用了直格图“押笔”的（见《国宝大观》第684页）。可见，有些纸质书法作品除了借助于“折暗直线”一法之外，也有借助于绘制“明直线”用来“押笔”的。绘制直线格必须动用硬笔与矩尺才能写成，这无疑是对古代硬笔文化的一种抄袭。
这里借诸则名句，用来形容框格图的基本用途，也许是恰当的。如《书·尧典》记称：“格于上下”。又如《礼记·缁衣》记称：“言有物而行有格。”再如《汉书·律历志》记称：“揆平取正”。即是说，框格图的重要作用，在于或“格于上下”，“揆平取正”，或“平其偏颇”，“齐其参差”，或使之“行有格”。而“平直方正”、“对称平衡”，无疑是框栏图的基本特点。所以说，框格图使相关文、画等，变得更有秩序，更加规则，更加美观。
《易》图。指历代《易》类图书里与图相关者，如《八卦图》、《六十四卦图》、《占卜图》、《河图》、《洛书图》等。据有关统计，《易》的著作，自秦至清，约达3000余种。如西汉京房《乾凿度》、唐朝周鼎祚《周易集解》、宋朝邵雍《皇极经世》、朱熹《周易本义》、明朝来知德《易经图解》，清朝胡谓《易图明辨》等。若以一种书至少10幅图计算，则3000种书即等于30000幅，汇辑起来，则俨然一部易的专题图册。虽说《易》图无益于正事、实事，甚至于反映了硬笔制图文化存在着某些落后的内容，但也说明硬笔制图文化的存在和成为一股潜流。
文间符图。指句读符号、重文符号、题示符号、编辑符号等，属制图文化之一。由于前面已谈过，这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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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图类，仅是择要而叙，并不全面。硬笔制图文化，就内容而言，有制器工程图、字符图、数学图、地图、天文历法图、器物摹写图、易图、框格（栏）图、文间符图等。就功用而言，有用于制器工程方面的，有用于记言记事等的，有用于计数演算的，有用于地域知识的，也有用于天象计时，或用于考古、考经与考器之类的，等等，不一而足。就应用形式而言，则有专题图册、文间插图、展示性图作（含工程图与地图等，挂图）、文档性图作与画面框栏图等。没有制图文化，哪有历代气势宏伟的宫殿王城建筑等？没有制图文化，哪有入世的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车、舟等交通工具？没有制图文化，哪有记录工具、平面计算工具？没有制图文化，哪有地面知识和天象计时知识？没有制图文化，哪有医药知识与考古、考器、考经等学问？还有其他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制图文化不仅生产精神产品，而且生产物质产品，是生产精神与物质的两栖工具。制图文化不仅是硬笔文化中的首要文化，而且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根本文化。由此可见，硬笔制图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巨大的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西汉王朝实施“扬孔抑墨”的思想文化路线，废理性与实用于不用，本身已是一个重大错误。唐王朝以散卓笔取代硬笔，不仅自此变相地摧残、垄断制图文化，而且大肆鼓吹书法和书法文化，全面实施“扬孔抑墨”路线，更是罪责难逃。
几何图不仅是古代算学上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墨经》的重要内容之一。汉朝武帝“扬孔抑墨”的畸型政策本身，仿佛即决定了几何学的哀退。然而，如果没有唐朝“书法绑科举”政策的演绎，几何学肯定依旧会发展，赵爽的勾股定理几何图证（弦图）、刘徽的大量几何图，以及南朝祖冲之的割圆术等几何图，其实即是传承着墨学的方向，便是有力的明证。贞观年间，李淳风利用为《九章算术》等十部算书重新作注的机会，抽毁原书所有的旧几何图。这行为本身无疑即宣告了墨学中的几何学等的彻底死亡。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因是，软笔不可能与圆规矩尺联合作图；几何学不是软笔的专长。而科举取士科目中设有“明算”科，显然不可能容许几何图的重新出现。所以说，愚民思想文化的基本思路与软笔相结合，即决定了几何学的死亡。其次，据笔者所了解，唐朝以前的大量图书，到了唐朝即先后或佚散或佚亡。有一个具体例子，是唐朝某官员谎称祖冲之的《缀术》一书太深奥，无人懂，所以就给废置了（大意），这不是很荒谬吗？这说明了一件事，唐王朝利用整理、重编、重注与大校群书等机会，编造出种种借口，相继对所有图书作出过滤和清除。关于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作出具体考证。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坚信唐朝是屠灭中国古代一切进步的思想文化的一座地狱，危害至深。
唐朝专制统治阶级不仅屠灭以往历代流传下来的制图作品等，而且连唐朝本朝的建筑物等大量王室制图资料，也都没有保存下来，致使其有关资料空空如也。就连《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作者──有意试图拔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要想了解一下唐朝的建筑物资料，竟自叹只能去参考敦煌的某些壁画了。这无疑反映了唐王朝对制图文化的排斥和封杀的结果。有趣的是，分明古人将制图称为“作图”、“为图”和“制图”等，文献俱载。而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却将工程图称之为“特种画像”。（第4卷第111页，原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这就是“偷换概念”的旧把戏了。不论是作者原文如此，还是出于改编者的疏忽、或翻译者的误译，所谓“特种画像”的提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它混淆了制图与绘画彼此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书法封杀硬笔文化，尢其封杀硬笔制图文化的结果，是使正面的、实用的、理性的文化遭到根本性的动摇，逐渐地萎缩下去。而接踵而至者，是是非黑白失去衡量尺度和标准；是民用器物匮乏，社会思想文化趋于浅薄，相关知识和相关科技发生断层，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其实无异于是一种变相的倒退，十分恐怖。宋朝以来，虽说专制统治者阶级吸取了相关教训，硬笔制图活动空前活跃，知识内容、形式逐渐丰富起来，品位提高，但依然多为官方所垄断。尢其为了让位于所谓书法文化，致使那些只有由硬笔应用才可能获得继承、开拓、创新和发展的重要知识科目，几乎全部陷于凋敝。几何、物理、化学等即是其中显著例子。值得关注的是，宋朝以前，所有科技图册多不传。宋朝以来，则是民间士人所作图册，多不传。一个显著事例，明朝末年宋应星（1587－？）作《天工开物》一书，内有原创配图数百幅，内容侧重于记录国内各地农业生产技术及其制作过程，是古代难得一见的科学名著。清朝《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仅录载其书十之七八的内容、十之三四之图像。而该书自此不见于国内流传。300年后即至1928年，我国科技工作者才从日本传回几种日本翻刻本。又清朝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竟将宋朝《武经总要》等图书图像，进行窜改，使之各种图像本身不成比例，看上去十分别扭。这也反映了对硬笔制图文化的一种封杀方式。可见，自唐朝以来，官方每每十分重视封杀民间硬笔制图文化，并非事出偶然。所谓“万事一经官办，就要糟糕，这大概是古今一律的。”（翦伯赞《秦汉史》第2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推论无疑也适用于此。
有人曾替旧制度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作辩护说，古代技术以师徒传授形式或祖传形式为主。言外之意无非是说，相关图书传承形式是多余的。或者说，会制作者不会写书；会写书者却不屑而为，等等。笔者并不反对技术上的师徒传授形式或祖传形式，但借口所谓传承形式的特殊性来扼杀最基本的图书文化，却是不能认同的。相传三国华佗的医学造诣与外科技术不错，由于不屑于为曹操所利用而惨遭杀害了。华佗的技术传给谁了？若向前上溯，战国《墨经》里所涉及的几何、力学、光学等方面的科技知识，早就已写成书籍了，可到底传给谁了？三国赵爽、刘徽在《周髀算经》注与《九章算术》注中，都多少遵循了《墨经》的几何方向，继承了《墨经》的几何方法，结果不是在唐朝贞观年间让李淳风给抽毁封杀了？商周至春秋战国期间产生的大量青铜器制作技术，后来几乎全部失传，连产生时间相近的《考工记》一书，对相关制作技术的描述，也被窜改得不清不楚。中国古代不缺科学家，但其发明或创造多不见传承下来。若说近一点，明朝宋应星将平生所了解的各种农业技术、制器技术（涉及物理、化学等方面）等写成《天工开物》一书，希望有中国人能“披图一观，如获重宝”（《天工开物·序》），其旨意在于振兴和弘扬中国科技文化，但结果却是其书被传给了日本人，300年后才折转回中国来。难道可以说，这些都是所谓师徒传承或祖传等知识传承形式所能造成的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书法上天，科技落地。书法文化泛滥，基础文化萎缩。所谓彼此一消一长。而手工制器技术与农业生产技术等停滞不前或毁于一旦，百姓的精神生活陷于单调，百姓的物质生活哪有得到改善之理？
种种事例显示，唐朝与其书法，不仅是全面封杀中国进步的思想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是全面封杀中国硬笔文化的罪魁祸首，尢其是直接封杀硬笔制图文化的罪魁祸首。以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落后与思想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要振兴中华，就必先振兴进步的思想文化。要振兴进步的思想文化，就必先清算秦汉以来的愚民思想文化的罪行。要清算秦汉以来的愚民思想文化的罪行，就决不能忽视唐朝与书法这两个重要方面，如此而已。
（本文原题目：《变相地封杀硬笔制图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