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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觉世录（第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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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尚书·无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记·殷本纪》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书纪年》却以为中宗是祖乙，后在清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称谓，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
2.郭沫若同志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的时候，就对《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有较高的评价。
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作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青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有本铭之‘十有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3.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共和”，《史记·周本纪》以为是周公、召公两人共同执政，《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共伯和干王位”，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段史实，他说：“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认为周、召二公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4.此外，由于《史记·六国年表》本身的混乱矛盾，并与其他文献所记不合，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清代和近代学者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主要的根据也是《竹书纪年》。
[ 本帖最後由 又一村 於 2014-11-19 21:35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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