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学习毛泽东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

点击：433  作者：张文木    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  发布时间:2016-12-09 22:03:24

　　【作者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来到十三陵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对明亡教训有深刻研究的毛泽东将植树与培养接班人的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远。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强调要“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的深意，是有益的。本文选自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第九部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来到十三陵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对明亡教训有深刻研究的毛泽东将植树与培养接班人的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远。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强调要“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的深意，是有益的。本文选自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第九部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有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看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极端幼稚，毛泽东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更迭教训，决定开展教育革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1]作为成熟的治国人才，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更需要运用国力的能力。但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有一些逻辑推论和数量统计就够了；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相当的政治经验。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相当的反复拉伸的经验的道理一样。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了表率。

毛泽东同志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有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的能力。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2]

毛泽东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3]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4]。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它是实践的，物质是矛盾和变化的，所以它是辩证的。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越界是矛盾转变的标志和开始，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有效实施的。基于此，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表达的“人民必胜”的认识归纳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

1958年12月1日，他告诉全党：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5]

比如美国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8]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9]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F. Kennan）[10]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可能产生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11]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12]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为了保住其高额垄断利润，他们宁愿选择竭泽而渔的道路，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13]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14]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5]

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16]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17]

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僻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18]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9]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在今天已就是华尔街财团——需要美国不断扩张，扩张可以带来军火贸易，而军火贸易的增长又反过来增加了他们在美国影响政府的权力。

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20]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两次手录清朝人严遂成《三垂冈》一诗[23]，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24]。[25]

中国已经崛起且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根本无力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毛泽东意在告诉我们，只要中国能够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26]，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在纷繁复杂的万象事物中，毛泽东总能敏锐找到其力量运用边界。他一生不打远仗，最远的也就到中印边界。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27]远战当速，近战可久。1950年开打朝鲜战争，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启动对印自卫反击战，在两个月内大启大合。毛泽东明白，远处用兵是要拉长战线并由此要有长线长时的财力支出，许多国家就是被这越来越大的费用耗倒的。苏联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不太明白这样的哲学，搞世界革命且是实打实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结果把自己给拖垮了。英国衰落就是从占领印度洋开始的：为了巩固占领印度洋的战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战争，打了两次对华鸦片战争，收获不少，但支出更多。进入21世纪的美国步英国扩张后尘且以更快的速度转向衰落。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进行昼眠夜作的练习。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28]宾主大笑。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同期的苏联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战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运用的边界及其国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9]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30]，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31]。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尼克松巧妙地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32]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这段话做出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33]

尼克松说的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34]，毛泽东也看出当时中国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的可以为资本主义利诱的“有用的白痴”，知道这些人“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35]，容易犯赫鲁晓夫那种“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36]的错误。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37]

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