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共约80亿元,平均每户农民得到的贷款约有70元。这些贷款在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打击、消灭高利贷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53年到1955年,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的生产极积性高涨,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发展,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个时期,国家银行在着重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同时,也积极地扶持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并对重点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放了贷款。三年中共发放农业贷款31亿元,其中对农业社(不包括互助组)的贷款,由1954年占贷款总数的21.4%,1955年增加到43.5%。这个时期的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在对个体农民的贷款中,70%以上贷给了贫农。根据1953年到1955年湖南、江西、广西、浙江、四川、陕西等6个省122个县典型材料516万元贷款的分析,贷给贫农的占71.89%。中农占19.57%,其他占8.54%基本上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綫。】改革开放以后,高利贷逐步地回来了。在其蔓延的过程中,政策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要的因素应该是银行的变化,获取利润的动机压倒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的政治属性。到了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阶段,牟利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动机了。为了账面上看起来好看,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不挣钱的网点,于是出现了“四大国有银行退出县域经济”的现象。没撤的网点也变成了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抽血机”。
【只有放开民间金融,包括高利贷,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的增长。——陈志武】
【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必须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各类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尝试,而其中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的合法化。——许小年】伍我对所谓“辱母杀人案”的当事人是没有同情的。当事双方都是黄世仁,冲突的爆发不过是集团内部的一次大鱼吃小鱼而已。真正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因一时有难有陷入高利贷泥潭永世不得翻身的新时代的杨白劳,还有那些被拉下水的年轻女大学生,虽然她们蠢得令人厌恶。
【“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市场,中国面临着更多的金融困境以及与金融相交织的经济社会等诸多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像掌握军队一样,掌握金融,实现党对金融的领导,建议组建类似“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机构,负责组织制定大政方针,酝酿金融领域的重大决策,制定国家金融战略、策略和政策,监督金融政策执行部门的工作。这对保证我国金融工作的正确方向和科学决策具有重大意义,对保证我国在日趋复杂与严峻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重大意义。”】这位朋友的名字也叫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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