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又说:
【“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1933年4、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一方面与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另一方面逼迫冯玉祥、吉鸿昌解散了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被迫出国,吉鸿昌被捕杀害。蒋介石在庐山军官团讲话中说:
【“如果中国抗日,三日就会亡国。”】可以说,蒋氏从未真正地想过抗日,他之所以还有所谓的抗日名声,不过是被共产党“逼”的。
【“假如他(蒋介石)同意(日本人的)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那末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可见,没有共产党的“从来不投降”,没有共产党的“逼蒋抗日”,蒋介石是不可能进行抗战的,即使抗战也不可能坚持到底。长年致力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直到“西安事变”后才不得不转向抗日。但是,蒋正式对日宣战,却是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是在美国对日本宣战后的第二天。这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有10年之久了。
【“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见《冈村宁次回忆录》)】
【“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不久,他进一步概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从而完善了对领导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当日军践踏祖国山河、民族危亡日益加剧而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节节败退,全国民众普遍感到前途迷茫之时,身在西北简陋窑洞里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正夜以继日地思考和撰写着一篇篇指导全民抗战的纲领性光辉文献,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光辉著作,无疑像黑夜中一盏盏耀眼的明灯,为迷茫中的民族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为此,冯玉祥将军还自费翻印毛泽东的著作,亲手把它送给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包括蒋介石。被誉为国军“小诸葛”的白崇禧,对毛泽东的著作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学习研读中总结了自己的心得: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
【“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国民党各级党政军官员纷纷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利或倚靠各种关系,竭力为自己谋利,或从人民手中巧取豪夺,或将国家财产化公为私,甚至发“国难财”。马寅初曾经在重庆发表演讲,沉痛地说:
【“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为着抗战建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丧尽天良、丧尽天良!”】一直盘踞河南省并节制豫皖苏鲁四省、号称“中原王”的汤恩伯就是一个极为贪腐之人。汤军所过之处,民怨沸腾,遭万夫所指,当地民谚说:
【“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河南老百姓把汤恩伯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日军进攻广西时,桂林城内只留下守备部队。市民每户留壮丁一人看守私人财务,其余紧急疏散。然而
【“守城官兵纪律松弛,各打主意。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许高阳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费后,90%送回家中,仅携带10%的经费入城,他们是准备桂林失守发国难财的。下级官兵每晚四出去民房翻箱倒柜、搜索财物,见鸡杀鸡,见狗劏狗,把居民留在桂林的财物抢得精光。”(见《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征兵抓壮丁则是又一件广受诟病的事。
【“在征兵过程中,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乡绅、乡镇保甲长相勾结,强拉壮丁、受贿替换、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层出不穷……士兵被送往前线时形同押解,一路上生病死去的和逃亡而去的比例高得惊人……1943年,中国空运1800名新兵去印度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见蒋梦麟著《西潮·新潮》)】如此军民关系、官兵关系,自然离心离德、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到抗战中后期,军民关系越来越坏,老百姓对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可谓是深恶痛绝。在豫湘桂大战中,河南农民趁着汤恩伯部战败,动手报复国军。《剑桥中华民国史》如此记录:
【“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内的腐败并非不知情。他曾猛烈批评国民党普遍存在的争权夺利问题,说:
【“现在从中央到各省各县各乡,都是有权利则大家争夺,有义务则互相推诿;最大多数的人,都是只知道个人的权利,再不曾顾到民生国计!”】针对豫湘桂大战溃败的问题,蒋说:
【“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蒋介石也并非不想整治。但是腐败的根子就在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上层。这也正是后来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的根源所在。根据《中美租借协定》,
【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物资。但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甚至不出两小时就“出现在黑市上出售”,或者“失踪”,或者“仓库失火”,极少到达目的地,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为争夺这块“肥肉”,蒋介石、宋子文之间还发生了激烈争吵,蒋一气之下将茶杯砸在宋身上。(见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消极抗日,令回国慰劳考察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十分不满,使他对国内的抗战形势和未来发展感到悲观失望。于是,他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力,决心到延安去实地考察共产党的情况。
【“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而在此前仰光的华侨欢迎大会上,他以极乐观的态度指出: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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