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注二十四史，惟独蒙元满清的历史不注，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那是中国的亡国时期。

1。 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蒙元灭宋、满清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 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 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3“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第237页。
   
   
    4。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记录，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页。
   
   
     5.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毛泽东主持编写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下称公开信）中有一 段很清晰的论述.文中写道:"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 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 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注2）
   
     关于中国,蒙古,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公开信中的论述是清楚的,也就是:"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公开信中更明确的 指出,"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由此可见,在公开信中,我们明确的告诉当 时的苏共领导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是遭受蒙元帝国侵略的国家.

公开信中又写道: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 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 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 页。）（注3）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用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的文章给了大国沙文主义的苏共领导人所鼓吹的变种"黄祸论"---既"中国威胁论"一记响亮的耳光.明确的指出,历史上侵略俄罗斯的蒙元帝国并不代表中国,当时的中国也是成吉思汗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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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民主，恢复帝制，这才是中华传统。

是的，你没有看错，恢复帝制。

还不是英美袁世凯的那一套君主立宪的假帝制，我要的是秦始皇、朱元璋父子的那种真帝制，也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我们必须彻底剥夺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犹太邪灵用来操控人的一句话，任何人一旦听信啊，它就是妖怪魔鬼了，它就永远也别想返本归真了，它永远都找不到它自己了，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嘛，它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它自己，失去了它自己，所以啊，这样的生命都是犯天条、天理不容啊，绝对是在被淘汰销毁中的，未来的宇宙中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生命存在的，它会污染了宇宙的。

所幸，我们可爱的人民公仆们都是很聪明的，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或多或少带自己的一些私心，有私心这就对了，这才是生命的正常状态。私心越大，就越能当大官。为私者是道德高尚，为公者是道德败坏，这是真正的道德标准。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目前进入了深水区，很多社会上的人不理解，大家知道啊，由国务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前段时间的报告，很快，我们所有的银行都要私有化，我们所有的央企都要私有化，非常正确，我们要完全、干净、彻底的消灭公有制，要完全复辟私有制，有人说，央企都私有化了，国内没有任何民营企业能整合这些央企，结果都会落入外企手里，这样的人是瞎操心，银行、央企全部私有化算什么，我们要把整个国家都私有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大帝，即将在十八大出现。

改革改的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幌子，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公有制，消灭犹太邪灵强加在华夏民族头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改革就是要恢复中华传统帝制，恢复中央集权，恢复个人独裁，剥夺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以后中国政治上的大事，全由中华大帝说了算，不需要任何选票。

一旦中华大帝出现，外国人想白白拿走中国一分钱，都是做梦。以后中国不实行法治，一切都是人治，就象古代那样。

唐奇的上级领导，救苦寻声，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有一系列的文章“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共九篇。我节选过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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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帝制？帝制的特征是什么？帝制就是帝王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制定王法约束群臣和百姓，而他本人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律不能倒过来约束帝王。允许帝王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拒不认错，他怎么做都是对的，这才是真帝制，凡是君主立宪的帝制，因为都对帝王权力进行大幅度的限制，所以都是假帝制。独裁专制，才是帝制的最大特征，就象主元神主宰这个身体，主元神得清醒，不能被副元神和身体里其它的生命体分权一样，副元神和其它的这些生命体只能被主元神无条件指挥，不能借口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和主元神平起平坐，更不能代主元神拿主意。君、臣、佐、使的名分不能乱，如果“识神死，（副）元神生”，也就是副元神把主元神的权夺了，那这人等于死了，等于臣篡了位，这国家已经亡了。表面上这些讲的是玄学，实际上讲的是体制问题

国家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帝王的权势，帝王个人的权势一失去，就等于亡国灭种。只有这种真帝制才适合于统治中国那方的人，只有这种统治才有可能统治得了那里的人因为那方的人只配这么统治。有的人说，这不是太看轻民了吗？圣贤们不是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吗？连唐太宗都还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吗？可是我要反过来问了，无论孟子、墨子、孔子、还是太宗，话说得那么漂亮，又哪个不赞成帝制而赞成民主的呢？他们看了现代西方议会民主这套肯定会摇头，他们会赞成让那所谓的“人民”的选票来决定人类的走向吗？他们又哪个不是以拼死维护君王的统治为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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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只有彻头彻尾的世袭制的独裁暴政，也就是帝制，才最符合国人的本性，这才不虚伪，这才是正直。这就好象是圣贤们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套衣服，最最合体，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必先恢复中华传统体制。只有把整个国家当作君王的个人私产，他才会好好地去管理这个国家。除非他神经有问题，否则他一定会把社会搞成锦绣山河，留给自己的子孙，总不至于要把社会搞得象现在那样各阶层矛盾这么尖锐，那么对立吧？那么人民生活在其中就得福了，人民的利益也就和君王的利益一致了，被孤立的只是官员，时刻受到君王和百姓的监督。如果现在的中国不是主席而胡皇帝，那些官员可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贪污了。因为现在贪污是贪污的国家的钱，主席即使知道了，心想：“这又不是我的钱，我迟早都要让位给下一任的，我凭什么得罪这么多人？给自己树那么多的敌人？我为什么要给于我毫无感情也没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任留个锦绣河山？说不定下一任还要和我作对呢。我乐得装做看不见。”就不会全力来整治，相反为了保住党的名声，而尽量遮掩，贪官事发大不了逃到加拿大就是，即使被抓住，往往也不会判死刑，轻判个无期，欺骗一下人民，过两年就“保外就医”放出来了。

而实行了帝制就不同了，你要贪污，皇帝就会认为你偷的是他留给自己儿子的钱，是他家的钱，就算他的私仇了，绝对不会饶你，那可真的要发雷霆之怒了。到时候还给你什么二审三审？什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什么“无罪推定”？那些本来就是留给奸人作奸犯科，逃脱制裁而广开的方便之门。抓住你不由分说五马分尸，祸灭九族，你就是象赖昌星那样躲加拿大也不行，派几个杀手去加拿大，神不知鬼不觉做掉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非你能坐火箭逃火星上去。我看这社会风气马上就能端正了，谁也不敢抱侥幸心理去以身试法了，诸多矛盾马上就迎刃而解了，经济马上就上去了。

胡锦涛之所以不肯花大力气反腐败，是因为他马上要下台，把权力交出去了。他才不愿意为了以后下任舒服而去得罪那么多人呢，给下任留个烂摊子看笑话多好。如果胡主席是胡皇帝，他能将皇位传给儿子胡海清了，我敢打赌他一定第二天就开始真正反腐了。胡主席现在连指定自己儿子做接班人都做不到，还被你们运运说成什么独裁，有这么独裁的吗？简直太没良心了。

这才是明智之举。一个皇帝总比现在九个常委九个皇帝好，还不如当年皇太极带八王议政，人家八个旗主王爷还代表八个旗的利益呢。现在九个皇帝都不把国家当自己的家，只代表自己家族的利益，又不代表哪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只管给自己儿女捞钱，要是换成一个皇帝，就会爱护这个国和爱护自己这个家一样，百姓就顺带有福了，损失的是其他委员和各级官员的利益，你们愚民何乐而不为呢？非要听独轮运的煽动向中共逼宫分权，闹得千万人头滚滚落地，最后由味精生李洪志达赖一伙来摘胜利桃子，你们才甘心？

与其向中共逼宫，不如向主席劝进，现在万事俱备，差就差我们网友支持这股东风了。我愿意做中华劝进第一人，征集大家签名，递交万民表，组建一个类似筹安会的组织，上达天听，呼吁十八大主席为天下苍生计，勉为其难，忍辱负重，不负祖国亿万父老的殷殷期盼，早正大位，造福子孙，流芳百世。

再举个例子，要现在是皇帝统治，估计社会上明的暗的妓院都会少许多。虽然人民去嫖妓和皇帝的私利并无多少冲突，但会有梅毒、尖锐湿疣，更可怕的是现在还有了爱滋病，这要泛滥起来国家就完了，国君必定下大力气整治。就象当年的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的折子说“鸦片横行，不出几年，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朝廷将无充饷之银。”一样，为江山着急起来，马上会雷厉风行地禁烟禁娼，连吸烟的亲王也抓来杀了，否则上对不住“列祖列宗”，下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当年要是不是英国作梗，我相信按照林则徐的工作力度，禁烟问题早解决问题了。道光打不过英国人，只好割地赔款，那是他从祖辈手里接过的私人财产，等于挖他的肉，知道死后无颜去见列祖列宗，据说还落了泪。现在要有皇帝，一定会下大力气整治那些艾滋病献血事件，可要没了皇帝，领土反正是公家的，可以随心所欲割让，据说什么“南坎、江心坡”，就是大笔一挥就送给别国了。

中国该有总统好？还是有皇帝好?还是有主席好？我正在研究一种衡量一个国家贪腐程度的指数，叫“救苦寻声”的指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就象用“牛顿”来反映力量，“帕斯卡”反映压强，“焦耳”反映热量，“瓦特”反映功率那样，“救苦寻声指数”是一种量化社会贪腐程度的计算单位，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formula 计算来得出数值。以前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度量单位都是外国人的名字，现在，华人的名字第一次作为度量单位在国际通用，这填补了一项我国空白，为整个中华民族争了光。假设在中国实行“主席制”时，社会贪腐指数是“50个救苦寻声”，那么实行西方“总统制”时会达到贪腐程度的最大值“100个救苦寻声”，而当中国有皇帝时，指数会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10个救苦寻声”，这样也就能向全世界客观地反映究竟哪种制度符合中国实际。

愚民们都认为，能让老百姓或者官员富起来随心所欲乱来的制度就是一个自由的制度。可是老百姓和官员都是不讲道德的，富了之后的好处无非时让它们嫖妓更容易一些。这能算是个好制度吗？目前就是这个情形，先富裕起来的官员们哪个不在嫖娼吸毒？富裕之后，它们就不再贪污不再受贿了吗？要是给这些人民主、自由、人权，那更不得了了，你要指责它嫖了妓吸了毒，它就骂你：“那是我的自由，关你屁事？”好像侵犯了它的人权。

衡量一个制度、一个元首是好是坏，愚民们看的是这个制度这个元首能不能让自己发财享福，看的是能让他吸上什么牌子的烟，能让他吃上什么肉，能有钱每天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他就说好。要是看见别的人已经过上小康，有闲钱去旅游去海南岛嫖妓，而他还没这能力，他就开始骂街，说这制度如何如何地不好了。有的人呢，根据的是国家允许他在网上胡说八道与否，能否按他的想法发展，能否让自己心情愉快，能否让他顺利和配偶离婚娶新欢，能否自由嫖妓，能否让她旁若无人地、理直气壮地当第三者勾引男人破坏它人家庭，来衡量制度的好坏，有的觉得国家政治军事强大了，能由着它的性子今天去打美国，明天去打日本，称霸世界，他就说这制度好，这元首英明。

愚民这么衡量好坏，圣贤却不这么衡量，大家在《四书五经》的《大学》里可以看到这么一句话：“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专门致力于聚敛财富的人，一定是由小人误导的，还自以为是善事呢。这是说治理国家不能以财富为利益，而应该以是不是讲‘义’为标准”。愚民们把能否解决那些自己生理需求看得比天都还大，但这些事情在圣贤看来屁都不是，圣贤觉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在于是不是能让愚民吸得起毒，嫖得起妓，吃得上名牌烟酒，住得上西式洋房，不在于是不是这个制度是不是能满足愚民们“吃喝嫖赌”等各种健康或不健康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在一个义字。

一个制度要是能把愚民们真的致富，却又放任社会吸毒成风，赌博成风，嫖娼成风，贪污成风，圣人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制度。相反，百姓虽然普遍经济水准不高，但民风淳朴，贫富差距并不大，官员廉洁爱民，文化健康发展，群夷仰慕它的文化艺术而不是军事，而且这个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道义而存在的，这个元首替天行道，做事不完全是为私利出发的，就象美国的某些任总统，敢于干涉别国内政，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主持公道，敢于打抱不平，敢于“王字出头我做主”的，上天倒觉得这是一个好制度好元首。

在我这系列文章前两集发表期间，就有不少愚民急不可耐地询问：“你说了半天都没听你讲到最关键的问题，倒底谁来当这个皇帝好啊？我有希望吗？要是让我当皇帝，我就支持你。要是别人当，我才不为别人抬轿子呢。”

大家想想，它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道德极其败坏的人民心目中，一提到“天子”，毫无神圣庄严之感，想到的必定是什么“三宫六院”，什么“敬事房的太监”，什么“每晚要翻几回牌子”，什么“番僧传来的房中术”。心里尽是这些肮脏的东西。觉得当皇帝就这事了，多舒服啊。仿佛不需要负一点责任，完全是享乐的一生。它们哪里知道做天子虽然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却要时刻为上天负责，那责任更大。做得好做得坏，死了要面对上天，身后要任由后人盖棺评定。有史以来，皇帝身边都有史臣忠实而详细记录其言行，甚至饮食起居的点点滴滴都被记录了下来，叫做“起居录”，这不是一种监督吗？你现在敢去记录胡主席奥总统平日私下的言行吗？你要敢透露一点，马上就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给抓了起来，没几天就从人家蒸发了。你说是帝制下的监督好呢？还是民主监督好呢？

唐太宗一直担心负责记录他言行的大臣褚遂良把他写得丑恶不堪，让后人耻笑，多次要求褚遂良把记录的档案拿出来给他看看，均被褚遂良给拒绝了。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皇帝居然对此毫无办法。我们还可以看到春秋战果时期，某人杀了国君自立，史臣就记录说是“弑君篡立”，新国君命其修改，史臣不从，新国君杀了他，又换了一个史臣，照样如此记录，又杀了再换一个，照样如此。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哪里象现在官方养的学者，把历史篡改的面目皆非，而愚民们却坚信不移，还恬不知耻地错误的历史里评头论足，说这个制度好，那个制度不好的呢。

天子每年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祭天，除了特殊情况可以委派太子亲王代理外，丝毫马虎不得。贞观初年，天下大旱，长安尤甚。传说是因为连年战争死的人太多，有的尸体变成了旱魃造成的。李世民先让大臣召道士祈雨，无效。只好由他自己作为人主出面向上天祈雨，跪在天坛上，赤膊全身，顶着烈日，念诵祈文，检讨错误，不吃不喝，连续三天，直至昏迷，以示心诚。因为自己是天子，这罪只有自己代百姓去受。回想当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那么做吗？其它国家的总统会去做吗？不是他们不懂，他们现在也想复兴这种文化，却让演员冒充乾隆皇帝去天坛、地坛和北海代行，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查看的。你说这不是儿戏吗？上天能认可它们是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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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今天定条法律：“鉴于干部下乡大吃大喝之风盛行，为提倡节俭，以后干部下乡每餐只能四菜一汤。”中国人是最有“智慧”的了，自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你不是只准四个菜吗？我就把每个菜做得象缸那么大，还是铺张浪费。等上面发觉了，指责他们不按政策和法律办时，他们振振有词：“你又没规定一个菜只准用多大的口径，我这不是四菜一汤吗？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算罪！”上面语塞。这些干部觉得自己聪明极了：“你看，还是我聪明，能想得出这种办法，你们就想不出来。”沾沾自喜。上面一看法律被人打了“擦边球”，只得规定装每个菜的盘子口径大小不得超过30公分。可干部们还是有办法，用极深的盘子来装，国家又发现不对了，等再指责的时候，干部们还是能学阿凡提的样子油腔滑调强词夺理道：“我哪里是犯罪？你又没规定盘子有多深？”国家只好再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盘子最深不能超过5公分，以免再被人钻了空子。这还是难不倒他，他就把菜尽量做成山珍海味，费用变本加厉，国家一看不行，不得已再制订各种级别的干部的各种工作餐标准，只能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桌吃，不够级别的吃另一桌。人为地把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搞得复杂得不行。可还是管不住下面这些干部，人家还是有办法，叫厨师做菜时，把原料价格报低，弄得满汉全席的价格和狗不理包子差不多，国家无奈，又得出台新的清单，洋洋洒洒列举了无数种珍贵菜肴、珍稀动物、高价原料不许吃，这时，这部法律已经缝缝补补几经修正，恐怕厚得象本书了，复杂得连律师也记不住了。可是效果呢？别说还是没管住下面，即使最后管住了，下面的干部解不了谗了，就会消极怠工，声称自己吃得太差，干不动活了，损失更大。那么大家想想，在中国哪行哪业，哪部法律出台，不是经历了这么类似的过程呢？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浪费掉无数的资源和成本，把简单的事搞得极复杂，最后还是没解决问题，反把下面所有的人都训练成了偷奸耍滑的老油条。

西方社会这种温柔而繁琐的管理机制、司法体系只能勉强管管西方那些国家的老实人。对中国人来说，就相当于用疏漏的篱笆来防狡猾的狼。中共曾出台过无数个“四菜一汤”的规章制度，不都没实行几天就成了摆设了吗？在中国，这么一点简单的事情，靠西方那套管理模式都没办法解决，那么更复杂更难办法律就更没法实施了，就更得打折扣了，到最后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而要是在帝制条件下实行王法，就不是这样的了。李洪志老师说得很对，古代的法律线条很粗，不象现在这么细腻。要是洪武皇帝规定了只准四菜一汤，你敢学阿凡提那样去他面前狡辩吗？调皮捣蛋地说什么：“你又没规定盘子尺寸多大，我就拿缸装。”你以为这就能把洪武顶回去了？就哑口无言了？洪武就马上把你九族给灭了。王法就是给了执法官个人很大决定和判断的空间，只看你起心是恶是善，不存在明知你犯了罪，还被你巧言逃脱的可能。因为“法治”是死的，“人治”才是活的。你说哪个效率高？你说哪个真正解决问题？你说哪个真正端正了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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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还问我，既然你说人都是短视的，那未必当皇帝那人就比愚民们看得远。那为什么还要让这皇帝一个人来执掌国家的航向，民主可能更好些。那是因为要让皇帝一个人看清前面的道路，比要让全体人民都明白要来得容易来得简便。皇帝身边有很多顾问，都比较有见识，这些是社会的精英，考虑的是整个国家长远的利益，他们的作用就是时刻提醒皇帝，给皇帝做参考，让皇帝看得远，再由皇帝拿主意。相比之下，你要让全国人民投票，就要做全国人民的工作，让全国人民都搞明白怎么回事，而人与人之间意见还并不相同，往往因为利益不同，或者看法不同，相持不下，坚持错误观点的人还占大多数，结果投票的结果给国家、社会、世界，乃至人类都带来致命的伤害，不仅繁琐，效果还不见得比说服皇帝一个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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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的人又要问了，为什么世界发展到今天，世人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了呢？为什么会如此迷信西方的那套“民主法治”？要回答这个问题，得找清醒的人。谁是清醒的人？我看就是李HZ。李HZ虽然人品卑劣，但脑子远比什么那些唾沫四溅，滔滔不绝，却又言之无物的民主斗士们强到哪里去了，民主斗士其实都是些蠢货而已。

李HZ曾指出，这一切现象都是外星人背后搞的鬼，就是要让人迷信科学，成为科学的信徒不说，还让人迷信法律，满口什么“以法治国”，“不要人治，要法治”，开口就是民主，闭口就是自由，张嘴法律，闭嘴人权，好像这样就显得自己“上层次”了。目的是外星人为了方便夺取人的肉身，因为外星人觉得人类的肉身太完美了。

所以五四时期外星人就给中国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让愚民对“赛先生”深信不疑，让科学迅猛发展，最后研制出克隆人类，这种人类生出来是没有神注入的元神的，而是由外星人的元神代替。这种克隆人长大后居然看起来比正常人还聪明，于是再利用已经对“德先生”十分痴迷的愚民们自己去投票制定新的法律，说： “为了人类的健康发展，以后人只准克隆出来，不许再结婚再正常繁殖了”，就象全国人大出台个法律说什么“全国以后都只准生产转基因粮食”一样统一行动。到那时，外星人还会让人自己做出许多科学的解释，说这么做有如何如何的好处，骗你们这些愚民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人不是迷信科学吗？一听科学都说这对自己会有好处，也就接受了，人又很迷信法律，一看法律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结果一定是真理”一定对我有好处，肯定不会有错。连原本反对的人都老老实实地争做“守法的好公民”，这样外星人就顺利地进入这种克隆出来的没有元神的肉体里，最后全部代替人类。

社会上为什么出现庞大人群不想结婚，想结婚的人很多又找不着对象，又当了剩男剩女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劣等生命整天不厌其烦自以为是地在网络叫嚣要搞“美世民主”、“西方法制”、“一人一票”呢？（你们他妈民主逗士算个几儿啊？除了会整天跟在洋人屁股后面拾人牙慧瞎咋呼外，你们懂什么呀？）为什么有人执意要搞转基因食品呢？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这些人大脑都被外星人控制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怎么看得透这一切呢？其实就是外星人想让人成为法律的奴隶，让人的基因按照外星人的要求做调整，在给外星人实现其最后的计划做准备。让愚民们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别看这些现在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按照现在人类如此痴迷投票那么尊重法律的劲头，已经越来越放弃了自我对事物真伪、是非的判断能力了，以后将完全由电脑或者法律代替人类来做是非判断，过些时候可能真的就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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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可一日无君，即使一个最平庸的皇帝，也会比现在没有皇帝好。

（一）灰飞烟灭



　　1908年11月，毒杀光绪帝之后，慈禧太后病逝，立光绪帝的五弟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子溥仪为帝。慈禧是叶赫部，曾经杀害咸丰帝的顾命八大臣之铁帽子王郑亲王瑞华、怡亲王载垣、首席大学士肃顺（瑞华之弟），成功夺权，垂帘听政，引起清朝皇族的不满。

　　1908年11月，《大公报》登出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让载沣等恼怒不已。

　　1908年12月，大清皇帝登基典礼，3岁的溥仪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哭闹不止，父亲摄政王载沣哄他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摄政王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好象预示一种不祥之兆。

　　1909年1月，清王朝的开明派要求朝廷平反戊戌变法与维新派，载沣的岳父瓜尔佳·荣禄正是囚禁、迫害光绪帝的元凶，为寻找替罪羊，载沣解除了军机大臣袁世凯的官职，引发在朝廷与军队中的汉族官员的不满，“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个个摩拳擦掌”，而载沣自己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亲贵、虽无能但权欲极重的庸才。

　　1909年2月，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廷下诏预备“君主立宪”，各地组建“谘议局”。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由13人组成：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13人中，汉4人，旗9人（皇族竟有5人，故人称“皇族内阁”）。围绕在摄政王载沣周围的少壮亲贵们人人无能，却又个个要做官，载沣为平衡奕劻的权力，任用这些少壮亲贵。

　　1911年10月，武昌清军起义，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皇族内阁提出汉族及军人已经“离心离德”，建议解散北洋军，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任清军总司令，组成旗人军队，放弃十八省之十七省（保留直隶省）给汉人，“按祖宗遗训”，大清国退回华北东北，请求洋人调停。摄政王不愿意自己儿子成为元顺帝，决断不允，错失满洲退回北方的良机。

　　1911年11月，袁世凯密谋旧部，制造舆论要求其复出，皇族内阁认为袁世凯之前是无罪被免，现在复出，一定心怀叵测，摄政王不顾皇族内阁的反对，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1年12月，袁世凯掌握军权，故意制造南北均势，没有积极进攻，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囯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放弃满蒙，“满蒙可任取之”，野心家袁世凯竟然私自搞“南北和谈”，提出了“清帝退位，优待皇室”的主张，达成《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光绪陵费用由民国政府负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免皇族服兵役义务；筹划八旗子弟生计；皇族和国民享有平等的权利。

1912年1月，孙文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囯成立，袁世凯及各北洋将帅通电支持共和。清皇室贵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以“君主立宪维持会”名义发布宣言，强烈要求光绪遗孀隆裕太后坚持君主立宪，逼摄政王载沣交权，密谋免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摄政王为了一己之利，接受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保留清帝帝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溥仪父子暂居紫禁城；岁用四百万元，民国政府拨款供给，“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并得传袭，其袭封时，仍用大清皇帝册宝，凡大清皇帝赠封爵位，亦用大清皇帝册宝。”

　　1912年2月，同盟会人弹彭家珍炸死良弼以后，摄政王惶恐不安，命令宣统帝逊位，带头剪了辫子，诏告族人：今后还政于民囯，爱新觉罗子孙远离政冶、不干预国事。

　　1912年3月，袁世凯登基，满洲人骂他是“窃国（大清国）大盗”。

　　1912年12月，袁世凯授予镇圧武昌起义的刽子手、原陆军大臣荫昌为陆军上将，是中华民囯的旗人上将第一人。

　　1913年2月，光绪帝的表姐和皇后、慈禧太后之弟都统桂祥的女儿、隆裕太后病逝，享年45岁，袁世凯以国丧规格处理丧事，与光绪帝合葬崇陵（河北易县清西陵）。

1914年4月，宗社党在东京重建，大连设秘密支部，主要成员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原陕甘总督升允、原陆军大臣荫昌、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原海军大臣载洵（光绪六弟）、原陆军部尚书铁良、原军谘大臣载涛（光绪七弟）、原内务府大臣载润、蒙古贵族巴布扎布、富升阿、日本人川岛浪速、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30余人。

　　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囯约法》：“中华民囯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中华民囯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 袁世凯作为大清王朝的旧臣，袁世凯对故主及其遗民还是保护有加的。

　　1915年12月，蔡锷在北京“八大胡同”工作的失足妇女小凤仙（原名朱筱凤、父亲是浙江省的八旗军）帮助下逃离北京，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滇军大肆卖鸦片，发动内战。

　　1916年3月，肃亲王善耆在大连与川岛浪速组成宗社党“勤王军”，在大连、安东（今丹东）、皮子窝等地招降纳叛，联络原两江总督“辫帅”张勋，准备起事。

　　1917年7月，原陆军部尚书铁良指使老部下“辫帅”张勋与宗社党串通，乘“府院之争”率领五千辨子军进京，11岁的溥仪复位，铁良为弼德院顾问、载涛为禁卫军司令，这场闹剧仅仅上演了十二天便随着一声炮响，张勋司令部被炸而草草收场，溥仪还为他再次的退位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张勋复僻失败后，铁良等逃往天津日租界。

1922年12月，16岁的溥仪同时迎娶了一后、一妃。正白旗达斡尔部郭布罗·荣源的女儿16岁的婉容为皇后，额尔德特·端恭的女儿14岁的文绣为淑妃。在大婚当夜，溥仪无心顾及她的两位新婚妻子，而是一个人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感慨万千“如果不是闹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回到了父亲醇亲王府暂住，不久，便住进了日本的公使馆。铁良、溥伟、原广西大臣郑孝胥、原礼部侍郎陈宝琛等清朝遗老继续向溥仪效忠。

　　1925年1月，孙中山造访醇王府，会见了载沣，还留下一张合影，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一个多月以后，孙中山逝世，载沣把孙中山的照片供奉在大堂，遗老遗少痛骂载沣是“狗奴才”。孙中山曾经说过：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之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

　　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公使馆的秘密护送下，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寓居天津日本租界，先后在张园和静园共度过了七年的寓公生活。溥仪积极拉拢各派军阀头目，企图利用军人的力量，当他看到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时，做着复辟梦的溥仪，便开始与一些日本的军人政客频繁接触，把日本视为其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

　　1925年5月，日本少壮派的“一夕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开始联络追随溥仪流落在天津日租界的遗老遗少。

　　1925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了日本要设计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内满等问题，提出扶持满洲傀儡。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⑵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⑶。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⑸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⑹，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⑻，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⑼，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⑽，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⑾，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⒀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