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地球大家庭中，每五个人中间至小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在这个地球村中印行最多使用最广的一本共同的指南是《圣经》。《圣经》中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只字未提，似乎很难令人确信它是一部全人类的共同的经典。那么，《圣经》中究竟有没有提到中国呢？ 　　

一九四七年在考古学上发生了一种了不起的大事。一群放羊娃在寻找迷失的羊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用石头向洞里扔掷时听到了有陶器破碎的声音。结果走进去发现了七卷古旧的皮卷。这个偶然发现到１９４８年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有趣的是，这些古卷中竟有一些汉字文物。　　
　　《以赛亚书》49：12预言：“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们正确地将希伯来原文SINIM译成了秦。最负权威的英文雅各王版《圣经》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FROMTHE LAND OF SINIM”没有对SINIM进行翻译。若译成中文就是“从秦国来”。 SINIM是希伯来文的音译词，是现代SINOLOGY(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CH，即汉语拼音的Ｑ音，故只得用Ｓ代替。英文的CHINA来自法语的CHINA，因中古世纪的文化复兴是法国领头的。法语SIN的发音为SANG，故为了保持拉丁文SINIM的原音，CHINA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SHEEN，但英国人对CHINE的读音，自然便成了现代的CHINA。
我们上面引证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都起于建国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的秦王朝。而秦王朝的出现，是在以赛亚先知之后五百年之后的事。
在以赛亚作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20－前681年)，中国正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朝为正宗的中国王室。当时的秦国仅为数百诸侯国之一，不足以代表中国。而且当时周室已将其都府向东迁移，已不在秦地了。以赛亚若是要指当时的中国，应当说东周或直接说中国才对。
中国当时可能已经与西方开始通商。当时的秦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地位就好比对外开放后的广州一样。以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来代表整个中国之不合适，就好比以今天的“广州”来代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不合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以赛亚先知从数百诸侯国之中单选出一个秦国呢？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秦本纪第五》所载，秦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大费者，辅大禹平水有功，受帝舜赐妻，“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赢氏。”其后人中有一名叫做“非子”的，“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有人将此事上告于周孝王(公元前908年－前894年)，于是孝王召非子为其牧马及畜，马壮畜多。孝王大悦，“分土为附庸。”以秦为地，使其续赢氏祀，号曰秦赢。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公元前７７０－前７１９年)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
可见秦受封于舜，孝王时为周室附庸，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得封为诸侯，始称为秦国。襄公在位期间，秦国兴旺，位跻十四大诸侯之列。
后经过五百多年的盛衰变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力败六国，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时的秦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简单来说，以赛亚的上帝，在秦国还只是初封诸侯立国之初就似乎已经看到了秦国在今后的五百四十年间，将从数百诸侯国之一，在五百年间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要一举登上帝国霸主的地位。这个预见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五百年间，当初与秦同存的数百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这六个诸侯国最终也被秦所灭。如果秦国也在这五百年间消亡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中，可能根本就弄不清，这里的SINIM究竟是指什么。然而，圣经中的上帝不仅看到了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它将选用“秦”作为新的帝国国名。而且，世界各国从秦王朝直到如今，也将用秦来称呼中国。我们前面提过，英文中的CHINA，印度人所说的“支那”等，就是明证。
有些现代译本认为这里的SINIM是指SYNEN (ASWAN，阿斯旺)，埃及的一个小城市名。细读研究以赛亚的预言，能够自然地排除这种“现代神学家”们背离圣经本意的“高见”。圣经上（《以赛亚书》49：6）谈到“秦国”之前说：“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上帝宣告他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命，并不限于犹太国以及犹太殖民地，如阿斯旺；而是包括整个以色列国之外的外邦人，历来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的中国人，也在基督的使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