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2016-06-15 熊蕾 [url=]乌有之乡网[/url]
【摘要】教科书的修改并不孤立。近几年一系列修改所谓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像《企业管理雪原》，《苦菜花》等等，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把英雄人物矮化，糙化，把反面人物人性化，阶级冲突和矛盾淡化，还说这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可能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很符合一些人的审美观。但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一旦国家民族有难，中国人还有没有血性，大概就很成问题了。
　　我多年来从事的工作是向国外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力争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企业管理环境。做这个工作做了25年，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国际企业管理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国际上愿意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另一方面，国际企业管理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掌握国际企业管理的主动。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大的舆企业管理势的影响下，我们相当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学者教授、媒体从业人员，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价值观念也在和美国趋同。种种事实表明，我们现在有一些有相当地位和话语权的人，唯美国人的马首是瞻，说不清究竟他们肩膀上长的是美国人的脑袋，还是他们的脑袋长到了美国人的肩膀上。
　　著名的中国兵法家孙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不战而屈，靠的是什么?当然有实力的作用，但更有企业管理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讲软力量，企业管理，媒介，就是一种软力量。美国的当权者很重视这种软力量，也很善于运用这种软力量，很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既不懂经济，也不懂法律，更不懂战略，对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也没有研究。但是从我的切身体验，我对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兴趣。所以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切磋。从我收集到的美国的这些公开资料来看，美国对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个目标的策略手段，相当下功夫研究。其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体现在他们对心理战的重视和运用上。
心理战　　美国对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心理战，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更深进的研究和更多的实践。在美国当代的军事行动中，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都出动了心理战部队，并且公开声称心理战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对心理战的运用并不限于战争或者军事行动。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直言不讳地说：
　　“如今，心理战行动是美国政府用以确保国家目标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那么，什么是心理战呢?
　　美国国防部对心理战的定义是：
　　“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和其他心理行动，以影响敌对的外国团体的企业管理、情感、态度和行为作为 首要目的，从而支持实现国家目标。”
　　对心理战行动的定义是：
　　“心理战行动是有计划的行动，向外国受众传达有选择的信息和指标，影响他们的情感、动机和客观推理，最终影响到外国的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行为。”
　　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有选择的信息和指标”。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上的解释是：
　　“美企业管理事心理战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向外国受众传播支持美国政策和国家目标的真实信息，使敌对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国家和力量确信，应当采取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
　　这里边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家目标”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1950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遵照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授意，向总统提交了一份《美国企业管理的目标与计划》的报告。当时这份报告被列为尽密。现在解密了，在网上就能查到。报告说：
　　“一个自由社会的目标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维持使这些价值观念繁荣发展的物质环境的需要来决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仅是针对着我们的价值观念，而且针对着我们保护这个环境的物质能力。这个挑战既是和平时期也是战争时期的，所以我们和平时期和战时的目标都要考虑这一点。”
　　针对所谓“克里姆林宫的挑战”，报告提出了三点应对原则，包括：
　　“1、我们必须强大起来，包括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肯定我们的价值观念，在发展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都要强大。”
　　“2、我们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一个成功运作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只有得到国内外对我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实际肯定，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完整，真正挫败克里姆林宫的图谋。”
　　“3、但是，在肯定我们的价值观念之外，我们还必须有这样的政策和行动，就是使苏联体制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达到这个变化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挫败它的图谋。”
　　52年以后，2002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美国企业管理战略》，开篇就说：
　　“20世纪自由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大争斗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这也是国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续模式的胜利：自由、企业管理和自由企业。”
　　“今天，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及政治影响力。在保持我们的遗产和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将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和暴君，捍卫和平。我们将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保持和平。我们将在每个大洲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扩展和平。”
　　从这些陈述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虽然从1950年到2002年，在52年的时间里，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美国企业管理战略目标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改变。凡是有悖于美国式的社会制度，凡是有悖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凡是有可能与美国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潜在力量，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不仅针对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且针对着他们保护这套价值观念的物质能力。美国的企业管理战略，不能容忍这样的制度、意识形态和力量存在。这是他们说在桌面上的话。没有说出来的呢?那就很难说了。比如，所谓自由企业管理的标准，并不是确定的。像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明明是民选的，但是他不讨美国人的欢心，美国就不容他，他的总统位子就老不安稳。从乌克兰到中亚，所谓的“颜色革命”几乎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美国的企业管理战略规定，要打败对美国的威胁，“我们必须动用我们军械库中的一切工具——军事力量、更好的国土防御、执法、情报”等等。但是，他们认为，心理战作为人类军械库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对战争的成功几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样必要”。

　　美国心理战行动网有一个专页，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论心理战的语录，也显示出他们对心理战的重视。
　　关于心理战的重要意义和目标，有这样一些语录：
　　列在第一条的是孙子兵法《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第二条也取自孙子兵法，是《谋攻篇》中的：“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是拿破伦的话：“世界上只有两大力量，剑和心。从长远来看，剑总是被心所击败。”
　　克劳维茨的话：“心理的力量对卷进战争的各种因素有决定性的影响。”“消灭敌人的勇气和消灭他的军队同样重要。”
　　这句话不知道是出自谁，但是他们很推崇，经常引用：“俘虏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心和灵魂就会跟过来。”
　　美国将军格利非茨的话：“敌人的思想和其领导人的意志，是远比其部队的躯体更重要得多的目标。”
　　美国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军事大灾难》的书中援引的戈倍尔日记中的一段话，也收集在这些语录中，挺有意思：
　　“用不着谋求知识分子的皈依。因为知识分子从来都不皈依，而是永远倒向强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样。因此，给出的理由必须没有加工的痕迹，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叫，而不是理性的共叫。企业管理并不重要，它完全从属于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轻蔑必须针对具体的个人。”
　　可以说，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心理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战略上，美国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敌人的思想和其领导人的意志”。这种战略上的心理战，都是国家行为。心理战就是攻心之战，攻的是人的思想。这样的心理战，是离不开企业管理传播的。
传播学与心理战
　　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说，“心理战行动或心理战，就是了解关于你的目标敌人的一切，他们的信仰，好恶，长处，短处，以及弱点。一旦你知道驱动你的靶子的是什么，你就可以开始心理战行动了。”
　　攻心靠企业管理。怎么造企业管理?最好的手段就是传播。他们认为，“心理战行动可以从广义上定义为有计划地使用传播手段来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在目标群体中创立支持达到(美国)国家目标的行为、情感和态度。传播的形式可以是简单地通过口头隐蔽地扩散信息，也可以通过任何的多媒体手段。”
　　现在传播学很热门，我们有很多传播学专业的设置。传播学的鼻祖在美国，而传播学的诞生，就是美国进行心理战的一个结果。传播学和心理战，密不可分。对于如何运用企业管理传播的手段有效地进行心理战，美国政府和军方投进了很大力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希特勒德国的宣传攻势，美企业管理方拿出了大笔研究经费，动员了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公关学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就是传播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建立。现代大众传播学理企业管理认的奠基人，韦尔伯·施拉姆，40年代初在华盛顿任战争情报处和事实数据处处长，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美企业管理方的研究经费，为进行心理战而建立起大众传播学的。所以我们说，传播学的创立，是美国心理战的一个直接成果。战后施拉拇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建立起传播系，在1950年招收了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生。传播学自此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热。
　　对心理战行动的运用，美国有具体的要求，就是：
　　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
　　向目标受众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国的意愿思考;
　　扩大展示实力的效果;
　　评估企业管理;
　　使敌方受众有行动的选择，也就是劝降;
　　克服传播中的各种障碍，如新闻审查、文盲或干扰阻断等;
　　瓦解敌方士气，削弱其斗志;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经济的分歧;
　　支持欺骗行动http://www.cnshu.cn。
　　这些对心理战行动的要求，决定了美国从事心理战行动的人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大众传播的行荚冬能以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多媒体等各种媒介进行传播或者说宣传，并达到心理战行动所要求的效果。

　在美国，从事心理战的组织和人员，数量很难估计。公开的资料只提到美企业管理队的现役心理战部队——第四心理战群，它的总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来格堡。我1988年往美国国防部访问过，得知当时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队和文职人员有2万3千多，其中专门做公关的有5000多人。所谓公关人员，其实就是和心理战行动有关的企业管理传播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宣传工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机构中，并没有专门的政治宣传部门，尽管他们实际做的工作和我们概念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尽不标榜他们做的是政治宣传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传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中，政治宣传是个贬义词，会引起公众心理上的极大反感。他们把所有自我标榜做宣传工作的人都等同于希特勒，等同于纳粹德国的戈倍尔，也就是等同于欺骗，从内心里拒尽接受。可是他们接受公关、接受心理咨询的概念。这种心理在今天我们中国的社会上也很普遍。好多人对政治宣传很抵触，很逆反，不愿意接受。根据传播学原理，如果受众对你的传播有了先进为主的反感，你的传播就很难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么说，他反正不信。而对传播，对公关，受众这样的逆反心理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另外，作为传播者，一说是在宣传，自己主观上就难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生硬的灌输方式，这也会影响传播效果。而如果说是做传播，做公关，他就不由自主地站在和受众平等的立场，想方设法说服受众接受自己的推销，传播效果会比宣传好得多。所以，美国的政治宣传工作，是按着传播学的方式和理念来做的。他们诋毁我们发布的消息，就用一句话：那是企业管理的宣传!我们发布消息的可信度和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除了美企业管理队的心理战部队和五角大楼的公关人员，美国新闻媒体也是美国政府舆企业管理心的重要工具，在美国的心理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主办的“企业管理”，是美国心理战行动的当然参与者。另据西方媒体揭露，美国有线电视网CNN与美企业管理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战群有一个专门的“业内培训”，就是在CNN总部进行的，由心理战部队选派军人到CNN总部，作为正常雇员参加新闻报道工作。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企业管理方让记者“嵌进”一些参战部队做报道，更收到了为这次战争大造正面企业管理的积极效果。当时，他们把600多名记者嵌进美英联军中。调查表明：嵌进记者的新闻报道比非嵌进的报道对军方说好话的更多，报道更正面，对军方人员传达出更大的信任感。
　　作为中国新闻媒体，嵌进式报道并不新鲜。我们的军事记者可以说历来就是嵌进在部队里的。为什么在美国就引起很大的注意?那是因为，我们公开声明，我们的新闻是党和政府领导的，而美国的新闻，则标榜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现在，你的媒体从业人员嵌进到军事行动部队里，你的新闻报道还能自由独立吗?我从美国的几个研究报告中读到的结果是，很难。除了《纽约时报》采用嵌进式报道在其战争报道中不到40%以外，其他美国有影响的印刷媒体，其战争报道的一半以上来自嵌进记者，《今日美国》更达到百分之百。这样的报道营造的战争企业管理，很明显是有利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
　　协助美国政府和军方进行心理战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莱坞。美企业管理方没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像我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那样，也没有我们那样齐备的部队文工团。但是，五角大楼和好莱坞的关系极其密切。据美国一位军事史学家披露，美企业管理方与好莱坞的合作关系已有100年的历史。军方与好莱坞的互动，创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们熟悉的所谓“好莱坞企业管理”，树立了众多生动的美国男女军人的正面形象。这些形象，从《巴顿将军》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无不张扬着一种颇具个性的英雄主义。而且似乎满足了不同时代美国官方的需要。比如，70年代到80年代，好莱坞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战为背景的银幕上的美军英雄，从《第一滴血》到《兰博》、《野战排》，不了解历史的人看了那些电影，还以为美国在越南打的多么漂亮，忘记了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从越南撤兵的历史。这些影片，不仅能鼓舞美军的士气，也使美国公众从越南战败后的低迷状态走出来，重新振奋了精神。可是好莱坞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爱我美国，振兴美国”之类的口号。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社会呼风唤雨。而这时好莱坞又推出了《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扬美企业管理人人道主义形象的影片。这些影片，很少政治说教，艺术感染力极强，他们对“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问可知的。
企业管理导向
　　舆企业管理心，导向的作用自然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们极少听到企业管理导向的说法。但是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企业管理，尤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企业管理，是相当一致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比如，我们很少能够在美国媒体上看到有关古巴的积极正面的报道。所以，有一个在中国新闻媒体工作多年之后又到美国和加拿大往学习传播学的朋友说，美国媒体的企业管理一律，和我们的企业管理一律其实也不相上下，只不过他们在企业管理一律的时候，还是标榜着新闻自由。而在他们企业管理一律的背后，就有无形的企业管理导向。那么，在美国，承担企业管理导向的主体是谁呢?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新闻媒介的消息源，我们就不难发现，美国新闻报道的消息源，一半以上来自美国政府机构，其他则来自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和企业。所以，承担企业管理导向的主体，是美国当权者。他们并不说让新闻媒体担任他们的喉舌。但是他们以提供新闻的方式，使他们的观点通过新闻媒体影响公众，左右企业管理。这种导向和我们的区别，用我那位朋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管理导向靠的是控制，控制企业管理和媒体，而美国当权者的企业管理导向靠的是操纵，操纵企业管理和媒体。
　　美国官方的这种企业管理导向，在危机时刻尤其明显。在这种时刻，他们的高层官员往往亲自出马。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布什马上发表谈话，说，这种恐怖行为是“对自由和企业管理的攻击!”“美国进进了战争状态!”“美国要向恐怖主义宣战!”这就马上给这个事件定了性。而官方的调子，立刻成了新闻媒体的标题和报道基调。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各主要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这个调子：
　　“开始对付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干掉他们，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进这件事。”(CNN，9月11日)
　　“对这种不可想象的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的反应应当简单干脆——杀掉那些杂种。冲他们的眉心给一枪子儿，炸得他们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话毒死他们。至于那些庇护这些蠕虫的城市和国荚冬把它们炸平了拉倒。”(《纽约邮报》，9月12日)
　　“被一种正义的愤怒激发起来的美国向来是正义之师。支持本·拉丹那样的人的国家需要狠揍。如果我们荡平了一部分大马士革或者德黑兰或者随便哪里，那只是解决了一部分。”(《华盛顿邮报》，9月13日)
　　“对阿富汗实施核打击的时候到了。”(《里士满时报快递》，9月13日)
　　“现在不是讲究把直接卷进这次恐怖袭击的具体的人找准的时候。……我们应当侵进他们的国荚冬杀掉他们的领袖，让他们皈依企业管理教。我们过往就没有拘泥于只找出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军官加以惩罚。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某公司薪酬方案的设计原则(9个ppt 7个doc)我们也杀了平民。那是战争。这也是战争。”(《国家评论在线》，9月13日)
　　在美国当权者的引导下，这些报道和评论，把美国烘托成正义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国带进了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战争状态。既然是战争状态，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打恐怖主义，“捍卫自由和企业管理”，那还不是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出异样的声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从这些报道看，美国官方在9·11之后的企业管理导向，相当成功地凝聚了美国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绪统一到政府和当权者所希看的轨道上。
　　有一个材料说，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用15种文字总共发了350万字的新闻稿。这也显示了美企业管理方引导企业管理的力度。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非常重视影响企 业管理，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解释政策。这是美国国防部网站上公布的他在2002年8月21日到9月19日期间参加的媒介活动，有接受不同电视网和通讯社记者的采访，也有一些会议、会见和演讲的消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同电视网和媒体的采访，他是分别进行的。这样频繁的活动，想不对企业管理产生影响，都办不到。

　这样的企业管理导向，尤其是危机时刻的企业管理导向，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是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在美国的媒介上，我们看不到“企业管理导向”之类的话。可是美国政府领导的想法却几乎都能通过新闻媒体体现出来。他们不是用行政命令来让媒体听命于他们，他们完全是通过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他们想提供的情况和观点，来左右企业管理。拉姆斯菲尔德9·11之后在媒体的频繁亮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所有这些亮相中，媒体对他的报道都是有实质内容的，甚至是有个性的，这就很容易打动受众。
　　其次，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议程设置。媒体的企业管理声势造足了，国会就会通过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国防预算的增加。比如2001年10月美国国会匆匆通过的《爱国法案》。这个法案赋予执法机构很大的权力，包括对可能无辜的嫌疑人做有罪推定，不经任何程序就可以拘捕嫌疑人等。但是它没有经过充分讨论或辩论就得到了通过。
　　第三，影响美国公众的政治倾向。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公众的政治倾向可以说急剧右转，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总能在美国国内的企业管理测验中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像2003年打伊拉克，在国际上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国内的支持率仍高达半数以上。现在，打伊拉克4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第四，不仅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影响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媒体，几乎也是这样。轰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冲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几乎美国一刮风，我们这儿就下雨。造成很多新闻媒体甚至政府官员，都围着美国的思路转。
　　关于美国的企业管理导向，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忧患报道。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人们普遍认为它的军事力量现在是世界上最强的，没有什么对手。可是他们却常常报道说，美国空军的防御如何需要更多的经费来更新、增加情报、监控和侦察设备;美企业管理队对打城市战争如何毫无准备，缺乏成功地进行城市作战的能力。这样的文章和分析，一方面会提醒美企业管理人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就像会叫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他吃得再饱还是喊饿，喊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关注，政府和国会都给他拨款。美国的防御战线远远超出他们的疆界，达到欧洲、中东。可是他们还是在大喊大叫他们的安全有问题，喊来了NMD，喊掉了束缚他手脚的《弹道导弹条约》。是不是也有迷惑对手的作用，就不好说了。
　　比较一下美国受到打击、挫折之后媒体反应的措辞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措辞，我觉得很有意思。美国受到打击，如9·11这样的打击之后，毫不遮掩地说：美国愤怒了!美国人被激怒了!而我们，遇到类似售台武器这样的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告诉人家我的感情被伤害了，谁在乎?这种传播就很无效。而从鼓舞士气的角度看，表示一个国家的愤怒更积极呢，还是表示一个国家的感情受伤害了更积极?

媒体的自觉
　　美国新闻媒体在参与心理战行动方面，或者说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方面，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相当自觉。这是美国新闻媒体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虽然并没有什么主管部门命令他们，要求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但是他们好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国家利益的“看家狗”或“守门人”。
　　有人会问，美国不是有新闻自由吗?美国的媒体不是可以批评自己的总统和政府官员吗?对这个问题，需要分析。不错，美国确实有一个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新闻自由。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很多限制，比如不得诽谤他人的限制，不得泄漏企业管理的限制，等等，所以实际上，那种自由度，并没有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对总统和政府官员时有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很多带有党派政治斗争或利益集团的背景，而且无损于甚至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塑造美国的国际形象。比如，当年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进世贸组织进行双边谈判时，中国方面对谈判的情况常常是守口如瓶，中国媒体的报道基调则充满了对加进世贸组织的向往。反观美国媒体，却不断发出鼓噪，生怕中国占了什么便宜。他们死盯着双方谈判的进程和内容，及时报道中国在哪些地方仍没达到美国的要求。这样的批评，对美国政府来说，应该是有移笠倒芾磙害的，因为这种表面上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其实对中国保持了一种企业管理压力和主动，使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政府也可以运用这样的企业管理批评来增加他们同中国谈判的筹码。
　　美国的新闻媒体虽然都标榜自己独立于政府和党派，或各有其政治倾向，但是在捍卫、伸张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他们，尤其是发行量、收视率排在前列的那些主流媒介，不约而同地非常一致。综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从最初的东部十三州扩张到西海岸，夺走墨西哥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印地安人几乎赶尽杀尽，吞并太平洋中的岛国夏威夷，这短短200多年的历史其实是相当血腥的。有人统计，美国独立230年以来，发动过240次战争。所有这些侵略扩张行为，大都获得了美国媒体的企业管理支持，都被媒体说得堂而皇之，充满正义。80年代出的美国电影《与狼共舞》，是印地安人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美国银幕上。所以，我们在看美国新闻媒体的时候，不能光看到他们所谓“自由”的一面。好象我们不能报、不让报的东西，他们能报，他们就自由。就拿当年的越战和现在的伊拉克战争来说，美国媒体出现批评的声音，大都是在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与美国众多人的意愿相违背，越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越有害的时候才出现的。在战争顺风顺水的时候，媒体的批评就极少极少。媒体的批评，基本上不会违背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历史上的媒介精英的确都很懂政治，也很讲政治。他们最大的政治，就是国家利益。他们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要比我们中国很多媒体强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
　　美国媒介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创办《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曾公开说明，办新闻周刊，是为了“宣传美国思想，振奋美国精神”，“使美国精神席卷全球”。早在1920年，22岁的卢斯就在给耶鲁大学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鼓励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写道：“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得到承认;第二，但凡有国际争端，都可指看美国来协助解决……”
　　后来，《时代》周刊果然从一家默默无闻的杂志，发展成为美国统治阶级最有权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对美国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个22岁的青年就有这样的抱负，而且将它付诸实施，不管其出发点如何，政治主张同我们怎样不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今天的《时代》周刊继承了卢斯对美国的忠诚。美国“9·11事件”一周年时，《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九一一专辑，其中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通向巴格达之路》。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并表达了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只要世界上还有不企业管理的国荚冬那么这些国家就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因此，美国打他们，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该文认为，美国已经改变了阿富汗政权，其他国家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勒斯坦政权，都应该改变。

“说服、改变、影响”
　　美国人经过多年的研究，将心理战的原则浓缩成三个英文词，就是：“说服、改变、影响。”他们把这三个词作为心理战的行动指南，放在心理战部队的徽标上。这是他们心理战部队的徽标，周围这三个词就是“说服，改变，影响”。中间这个马头象征着特洛伊木马，意味着打进敌人心脏。美企业管理方的解释是，它代表“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行动和在各种类型的战争中施加影响的能力”。闪电和剑表示速度和在任何地方实施打击的能力。
　　说服、改变、影响的实例很多，但是时间关系，我今天挑选其他一些例子来看看。
　　例1. 无处不在的爱国主义教育。
　　美国不象我们中国那么盛行不知给谁看的标语口号。美国人也不把爱国主义教育老是挂在口头上。
　　可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无所不在，而且无声无形，潜移默化。
　　他们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就是首都华盛顿。
　　从杰弗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朝鲜战争纪念碑、越南战争纪念碑、阿灵顿公墓到华盛顿纪念碑、国会山，美国人可以尽情在这里缅怀他们的开国元勋和为捍卫美国利益而捐躯的人们。
　　没有人大张旗鼓地介绍这些地方所传达的政治信息，也没有新闻媒体动员人们上这里来受这样那样的教育。但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到这里来的人川流不息，其中乘坐各种大巴成群结队地来这些地方参观的中小学生，更是引人注目。
　　这些地方，都刻有名言或警句。在这些纪念性建筑物或雕刻的庄严气氛烘托下，这些名言警句似乎也有了生命，令人印象深刻。
　　在阿灵顿公墓，环绕肯尼迪墓的石墙上刻着的这位遭到暗杀的美国总统生前讲过的一段名言：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问一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收款付款我的世界居民同伴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什么，而是问一问我们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这话讲得的确精彩。煽情，而且是不着痕迹的思想引导。
　　这是2002年9月1日《北京晨报》的一篇报道，报纸上的题目是“《9月11日》吓了威尼斯一跳——一部由11部短片组成的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引起轰动”。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否真“吓了威尼斯一跳”，报道里的一些提法，我觉得很怪。据说，这是法国一个制片公司从全球各地请来了11位有“突出表现”的大导演，“给每人11分钟来描绘往年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撼和灵感”。报道说，“制片人给所有导演‘完全自由的表达方式’，例如埃及导演尤素福·查汗的作品，片中的演员对9·11的看法令人惊愕。该片还讨论了从越战到进侵索马里的数十年间，关于美国政府‘对文明的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数百万牺牲者’的问题。”我注意到，记者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并没有点明越战和进侵索马里都是美国所为，而且“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都加了引号。不过，这还罢了，让我注意的是下边这句话：“当然，如此偏执的作品毕竟还是少数，在大多数短片中，电影工作者都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
　　一部11分钟的短片，因为表现了美国侵略别国造成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的历史事实，就“偏执”了?“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就不偏执，就正常了?这好像应该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说的话吧!更何况，9·11之后，巴勒斯坦不危机?伊拉克不危机?阿富汗死的平民比9·11死难者多多了，它不危机?真不知道这个报纸的记者和编辑是怎样的思维逻辑。
　　再比如《深圳商报》2004年11月7日的一篇特写，《赖斯：从天才黑孩子到政坛女明星》。
　　我不只一次在我们的媒体上，看到这种以积极赞赏的调子正面介绍美国一系列政界人物的文章，如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我们不是不可以介绍这些人。问题是我们怎么介绍这些人。这些人再优秀，再出色，他也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不是为你中国利益服务的。他们有很多对中国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人家跟你过不往，你还如此赞美人荚冬这和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钞票有什么区别?

还有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2003年2月1日返回陆地时坠毁，我们的媒体非常及时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是报道的调子，或者立场，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批评。这些批评，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我认为批评得很有道理。概括起来，这些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航天飞机坠毁表示的关切与同情，是否过度?有人将中国媒体对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的报道与一天后哈尔滨一家饭店失火的事故报道相比较，发现我们的媒体对7个死难的外国宇航员的关切与同情，远远超过对死于哈尔滨饭店大火的33个同胞的关切与同情。假如这个事情颠倒过来，中国出了类似的航天事故，美国某地方一个饭店着火死人，美国媒体展天盖地的报道肯定是本国的灾难。批评者说，中国媒体的这种表现，表明了一种以美国媒体的倾向为倾向的趋势。
　　第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是否用于“纯科学”的目的?哥伦比亚号刚刚出事，美国媒介就援引美国航天局的消息说，这个航天飞机担负着“纯科学”研究的使命。我们的主流报纸电视，也跟着这样报道。有的媒体还花了大量篇幅来报道我们中国中学生在哥伦比亚号上搭载的蚕宝宝实验，仿佛他们的“科学研究”真的很纯。但是新浪网邀请军事评论家宋宜昌谈这个事，他用了大量事实说明，美国花这么多钱搞航天飞机，它不可能只用于“纯科学”的研究。美国官方和媒体释放这种烟幕，是理所当然，而我们中国媒体也煞有介事地讲人家的航天飞机在搞“纯科学”，那就有些搞笑了。
　　第三，哥伦比亚号坠毁，是美国的灾难还是全人类的灾难?我们的新闻媒体采访了一些老百姓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出现在这些公开媒体中的老百姓，无一例外地表示了对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的同情和对死难宇航员的敬意，而且我们媒体的调子，无一例外地显示出这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这些宇航员是为科学殉难的烈士。但是根据学者房宁的调查，对这个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网民，相当多。有超过45万网民参加了搜狐的专题调查，其中68.30%不同意“哥伦比亚号遇难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的说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些年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科书的改编。我们常常批评日本的教科书修订在掩盖日本侵略的历史。我们的教科书呢?看到报道说，上海修改的历史教科书，“淡化了毛泽东、侵略、革命”以及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的苦难，强调了文明，企业管理。还有的语文教科书，删往了写抗日战争小英雄雨来和王二小、“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还有的学者建议删往教育了好几代中国青年的写抗美援朝英雄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认为这些文章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
　　教科书的编写是不是像有些人批评的，“是一场偷偷的政变”，我们不往评论。但是，一些教授的有关言论却很有些奇怪。上海大学的教授朱学勤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相一致。”
　　这就很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历史，能够与意识形态无关?我们前边讲过的美国那期专给中小学生看的朝鲜战争专刊，和意识形态无关吗?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自己的国荚犊除了我们中国的这些喝了“西洋奶”的精英学者，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历史教科书不应该重视“国家认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中国，那该“认同”哪个国荚犊如果硬要说有不认同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那就是当年“满州国”的“历史教科书”，还有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历史教科书”。
　　教科书的修改并不孤立。近几年一系列修改所谓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像《企业管理雪原》，《苦菜花》等等，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把英雄人物矮化，糙化，把反面人物人性化，阶级冲突和矛盾淡化，还说这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可能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很符合一些人的审美观。但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一旦国家民族有难，中国人还有没有血性，大概就很成问题了。

　还有一个例子可供参考。最近一年来我们看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再升值。在此之前，美国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得逞。但是，我们一个大牌的主流经济学家2005年3月突然公开说，人民币应该在2006年之前升值10%。随后，美国2005年5月公开给中国发了最后通牒式的电函，勒令中国必须在6个月内把人民币升值10%。有海外观察家评论说，这两者不但方向一致，时间表一致，连具体幅度都一致。这个经济学家的主张是通过台湾工商时报发表的。也就是说，既不是在学术研究场合，也不是在政策研讨场合，而是通过台湾报刊直接向美国公开交底：第一，人民币可以升值，第二，升值幅度为10%，第三，升值时间为年内。而这位中国经济学家的官方身份则向美国传达了第四个信息：要让人民币如此如此，凭他自己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外力支援，从外部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人似乎立刻心领神会，所以才有了对待战败国的最后通牒式的“升值勒令”。汇率变动本来是国家的主权，机密中的机密，一旦泄露必然造成国家经济的极大损失。而明目张胆公开勒令它国限期限量变动汇率更是骇人听闻的巧取豪夺。什么叫“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什么叫“里应外合”?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再比如加进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我们辛辛苦苦谈判了十几年，要加进这个组织，为的是什么?总不是为了更好地给人家当加工厂吧，让人家剥削我们吧?那么对这其中一些非常不合理的条款，不合理的游戏规则，我们是不是应当力争修改，或者至少保持警惕?我不清楚谈判的过程和细节，但是从我们媒体报道所反映出来的立场、观点看，我们对很多不合理的条款或者是认同，或者是忍气吞声。看不出什么批判的态度，更看不出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意愿和勇气。最典型的是对世界知识产权的态度。我们长期被排斥在WTO之外，是因为有很多门槛。一道很高的门槛是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荚冬另一道很高的门槛是说中国对知识产权没有保护。我们中国很认真地修改了我们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举办各种关于知识产权的培训班。和国际接轨。一时间，“和国际接轨”成了我们的流行语。我们动辄“与国际接轨”，仿佛制约我们的那些国际规则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我们不符合人家的要求，必定是我们不对。我们通过各种培训、讲座努力地学习那些规则，对知识产权尊重有加。我们要融进国际主流社会，熟悉相关游戏规则当然很有必要。但是我们的媒体在起劲地宣传这些游戏规则的时候，是不是也看到了它们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很难讲。很多千百年来口头流传的传统知识，现行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就根本不能保护，甚至反而保护对这些传统知识的侵权行为。像很多发展中国家土著居民社区的药草知识，是这些社区自古以来的秘密。但是，按现行知识产权法律，要保护这种传统知识，就得先行把秘密公布到某个公共数据库。然而，这种传统知识属于社区公有而不属于哪一个个人，而且这是多少代祖先传下来的，怎么可能由个别人来公布?可是除非这些社区把秘密公开，他们的传统知识不会得到专利制度的认可，也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如果有人获取了他们的资源和传统知识，只要发表出来，却可以得到专利保护。原来拥有这种传统知识的社区再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现代产品，却有可能侵权。曾经发生了美国孟山都公司企图专利中国的野生大豆的事，幸亏被绿色和平组织发现并打掉，否则我们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自己的大豆，说不定会侵了杜邦公司的权，只要我们的大豆符合他专利大豆的性状，比如出油率、饱满度什么的。而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我们从1996年起，已经从大豆的净出口国变为大豆的净进口国，进口大豆9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我们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占世界转基因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的邻邦印度，至今还顶着孟山都等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压力，不给转基因食品进口放行。那么我们作为世界第一的大豆进口国，在大豆价格上有什么发言权呢?没有。没有任何发言权。大豆价格依然由美国芝加哥的一个机构来规定，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最极端的例子，恐怕是原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焦国标。他在2003年4月5日，也就是美国开始伊拉克战争的第15天，写了一首诗，《致美国兵》。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当时一个在澳门大学教新闻的朋友发给我这个东西，说，怎么北大还有这样的教授，我都不相信是真的。我以为是什么人对这个焦国标不怀好意，故意造他的谣，毁他。但是这位朋友给我链接到焦自己的主页，证明这就是他本人所为。而且后来焦自己直言不讳地为自己这首诗感到自豪。

　　他在诗里写的什么呢?他说：
　　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天，
　　战场卷来沙尘暴。
　　前线出现胶着状态，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风搅天撼地，
　　你背负着小山一样的军包，
　　趔趔趄趄，顶着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疼!
　　恶人和恶人的朋友诬你是进侵者，
　　对的，你的确是“进侵者”，
　　迷彩装的你，
　　是万古死寂荒漠里第一株先锋植物，
　　是万里无垠沙海里第一抹绿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里，
　　骆驼就是轻船。
　　阿拉伯文化里，
　　骆驼是最受爱戴的生灵。
　　如果这个古老民族还有救，
　　那就从心底把骆驼置换成，
　　伊拉克沙漠里行军跋涉的美国兵。
　　于今几乎所有国家的青年，
　　都不再蒙受跨国征伐之苦。
　　美国号称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里的孩子却在代全球的同龄人，
　　从军远行，自陷地狱，与战企业管理。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先生说：
　　“战斧”巡航导弹带不来企业管理。
　　我说这要看什么时代：
　　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企业管理，
　　只有靠“战斧”巡航导弹呼啸携来。
　　你的笨重的军靴，
　　跋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线，
　　那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
　　人类将失往正义的脊梁。
　　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
　　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
　　美国兵，
　　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卧丁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这还是中国人吗?同样是这个焦国标，到了美国以后，又发表议论，责备美国为什么没有在1950年打过鸭绿江，说如果那时打过来了，中国现在也企业管理了，也繁荣了。这可能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在现在的中国知识界或者说有话语权的人当中，不这么极端的却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我和一些朋友感觉，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时候了，就是因为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总会有媒体和专家学者表现出一种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价值标准的倾向。这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美国企业管理的成功，却是我们媒体的耻辱。中国是一个多产汉企业管理的国荚冬历朝历代都有不少汉企业管理。抗日战争时，4亿人口的中国曾涌现出400万汉企业管理。但是历朝历代的汉企业管理恐怕都没有今天这样的企业管理声势，没有这样大言不惭，振振有辞。我们倒是应当庆幸美国今天的倒行逆施，帮我们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对美国的企业管理产生了怀疑。但是，能否最终挫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阴谋，则要看我们自己的决心、毅力、智慧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