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单举个例子,无数的文章写“新左派”怎样怎样,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写,可是你真要讨论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你没办法讲“新左派”如何如何,因为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就跟自由派内部的差别很大一样。所以,你要只是在派别意义上去讨论的话,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是无法说清的。你要反对一个论者的论点,必须要有能力对他的论点、论据进行分析,这才能叫讨论。如果只是自己造一个标签,把它帖在另外一些人头上,然后开始批评,这就是媒体造出来的讨论。媒体造出了大量公共知识分子,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对什么事情都谈谈,什么都没有研究的人。有人批评郎咸平,但郎咸平主要是在谈经济问题,他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得出的言论。但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在媒体上活跃,没有知性的东西,那你指望他谈什么呢?但是媒体喜欢这个东西。
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都以为过去的那个时代是意识形态的时代,不了解今天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比那个时代更加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控制你的思路的,你没有反省的话,就会被意识形态控制。这是在任何一个大的潮流里面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独立思考永远都是很难的,并不因为事后聪明,假设文革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们就更好,历史从来没有提供过假设。在今天这个媒体空前发达的状况下,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更深的,知识分子的一些思考的基本前提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在今天你要想独立思考,我觉得是非常艰巨的事情,不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容易。
萧:我归纳一下你的意见,就是说现在知识界的这种风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媒体的介入;一是广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汪:这是一个大的潮流,媒体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后面还有各种力量,比如媒体后面有投资方,有各种文化政治势力。媒体从来都不是独立、自由的力量,但它还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要求权力,它们完全混淆了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的自由,还是媒体企业的自由,这是完全不同的。媒体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产业,它的自由跟公民的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包括知识分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有权力进入媒体这个空间的,在今天的中国媒体状况下更是如此。因为,中国媒体被两大力量垄断:一是政府,一是资本,这两个垄断使得独立的思考并不是很容易获得的。在今天,越是热火朝天的媒体,我感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可能性就越小。
知识界最重大的问题是思想分析能力的问题
萧:如果没有政治因素的介入,你刚才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更大一些?
汪:没有政治制约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都没有可能,应该分析媒体背后的权力关系,这真是非常费思量的。我们这边的政治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另外一些地方这只手不容易看见,但几乎都看得见,事实上也没有那么神秘。我刚从德国回来,德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你很难讲没有意识形态在中间起作用。中国社会有那么多方向完全不同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为什么德国媒体的报道只集中在一两个明星人物的身上,而不去关注那些底层人物?
我们在德国讨论过媒体问题。我过去在文章里讲到过政党的国家化。有一位资深的媒体人是一个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他接着我的话说,另外一方面是媒体的政党化。那我接着又说,第三是政客的媒体化。这里的政客包括政府里面的政客,也包括知识精英里面的政客。他们都不是独立自主地思考者、行动者,而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逻辑来说话的。政客为了讨好媒体,会说媒体喜欢听的话;媒体不再是客观呈现社会问题的一个空间,媒体想要自己来设置议题,而这个议题过去通常是由政党来完成的。
萧:媒体完全靠不住?
汪:当然靠不住,不但靠不住,而且是严重的挑战。今天的媒体对于社会权力的垄断和社会声音的垄断,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说政党没有代表性,媒体同样没有代表性,这就是公共性遇到的危机。当然,它有问题不等同说要抛弃它,而是说首先要在理论上认识它,才能改造它。这是最有意思的挑战,也是在知识上、思想上真正地挑战,它意味着你没有办法照搬复制其他的理论来进行实践,你必须去研究实际上正在发生的进程,来思考原有的理论为什么在解释这些问题上失效,来寻找推动新的社会实践的方向。你问我最新的思考,这都是我最近这些年做的主要工作,有一些方向是理论的,有些方向是历史的,工作的方式是不断地在两者之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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