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真的是被迫害致死吗？听听亲历者怎么说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 少 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 少 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 少 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 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 少 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 少 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刘 少 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刘 少 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 少 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R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一、抢救刘 少 奇——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当时，刘 少 奇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
二、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