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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自古附着于权力，话语背后必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个人话语不可能保持独立，那是以道德和良心调节的。那么文明中恰恰缺少道德和良心的西方，到底是凭什么建立了“独立话语”?我们渐渐发现这个“独立话语”貌似独立于政权，其实对权力的依附延续了欧洲古代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模式，比所谓“集权”社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要紧密得多，只不过它把形式的“独立”最大化而把实际的“独立”最小化，事先设了很多雾障掩人耳目。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既然新权力缔造的现代传媒，包括为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出版、教育、文艺甚至科研等领域，并不是独立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面目?按理，只有图谋不轨的人才有欺骗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依附传统权力（看得见的权力）的话语，相对要诚实，只有当传统权力或出于统治者个人私欲或出于国家利益想隐瞒什么时，话语才失去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并没有从起始就刻意编织一个谎言，也没有能力将真相彻底埋葬，它是亮明身份的，公开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让受众具有自己判断的能力。这说明图谋不轨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么用“独立神话”迷惑人甚至攻打他文明的权力呢?这个权力为什么从一上来就要设一个局，把自己隐藏起来?它只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夺取公信力，还是确有见不得人的目的?
有人会问既然“独立”是虚，这里的“虚”还不光是行政、财政控制权问题，还有更高层次的是否“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长年看不出真相?我在《“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一文中解剖了这个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打下的“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的深厚社会基础，在这个普遍“免疫”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行内攻守同盟，与权力的关系及运作方式秘而不宣，颇似黑社会。偶然出个异类，铁板一块对付单枪匹马，封得你无声无息。政权的“专制”是明的，只有在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形成为时很短的思想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一种表层的一统，做不到铁板一块；而舆论权自身的“专制”则是暗的，堪称真正的思想暴政，在这里住久了才能感到，是一种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这时才悟到为什么这块土地产生过长达千年的宗教裁判所。最近法国某大电台记者在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大意如下：敬告所有的女同仁：做爱有道，就能当上第一夫人。此文一上网，作者当天即被任职媒体解雇。充满浪漫想像的中国读者一定狐疑不解，为什么这句看似并不太尖锐的话而且一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二没有指名道姓却让其作者在24小时内丢了饭碗?一般的分析是此话对新任总统指桑骂槐，尤其侮辱了总统的同居女友（女记者）。但真正的解雇原因并不在得罪总统，而是触犯了行规，不光揭了同行的短，而且动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与权力的秘事。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反叛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整个行业会联手封杀，下场很惨。
二是骗人技巧，有一整套研究透人的习性弱点设计的烟幕弹，声东击西，漫天火彩。而这些技巧在长期的接力中潜移默化地变成正确观念成为行业技术标准，培训着一代一代的从业人员。我花了十多年才破解“独立”媒体的实质，也是因为烟幕弹放得实在太漂亮了，让人难以摆脱“信徒”的角色，脱不出这个角色，什么都看不到。其实我们从一上来就被诱导着丢掉了常识，看一个话语是否有相对的独立，如果我们以独立性来判断公正性的话，单从话语的公有和私有角度判断，是误入歧途，判断标准应该只有一个：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常识，只有常识操纵者没法随意偷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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