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225)： 《庄子》的“小大之辨”，其实是说大鹏鸟之大，小飞虫之小，小大都未臻极境，都非真相，都未得道，那么如何臻于极境呢？这就是庄子要向我们揭示的。
大小皆非逍遥，至知才是逍遥。知道宇宙最高最终极的道，才能逍遥
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学四境——从郭象删改《庄子》说起
弁言：庄学奥义，沉埋千古
我读过的《庄子》注本或庄学着作，讹误失考、字词失诂、句读妄断、义理妄解皆“满谷满坑”。今语译本则无一可读，常常字词注释基本无误，译文竟然完全不通。这种奇特现象的表层原因和学理原因，是治庄者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如此开头：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经我校订，与通行本小异。拙引皆然，不再另注。)
插入若干“卮言”(即“支离其言”)后，又述“蜩鸠”寓言：
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
尽人皆知，“鲲鹏”象征“大知”，“蜩鸠”象征“小知”，有紧随其后的“小知不及大知”一节为证。然而奇怪的是，庄子在此节卮言后又重述了“大知(鲲鹏)”寓言：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郭象本“终北之北”作“穷发之北”，详下。)
随后又重述了“小知(尺)”寓言：
尺笑之曰：“彼且奚适耶？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耶？”
至此庄子以卮言点题——“此小大之辨也。”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以《内七篇》寥寥万余字遍说天地万物的庄子，为何不避重复地两述大知、小知寓言？《庄子》传世至今，无人窥破用意何在，因而难明点题卮言“小大之辨”奥义。
奥义藏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一节末句：“汤之问棘也是矣。”这句卮言堪称“内七篇”最难索解的一句原文。
郭象注此句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任之则条畅，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郭注像原文一样难以索解。
郭象版《庄子》问世一千六百年内，公案毫无进展，因为未被视为公案。这句卮言尽管无人能解，然而治庄者要么视而不见，径直跳过；要么依附郭注，胡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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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千六百年后，闻一多为解开公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
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
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汤问》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处佚文无疑。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①
可惜闻一多受困于“与下文(即重述鲲鹏寓言)语意不属”之卓识，认为上文加点的二十一字“无从补入”，就止步于解开公案的咫尺之遥。
关锋、陈鼓应根据闻一多的发现，把“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补入原文，可惜未采闻一多“与下文语意不属”之卓识，没对伪《列子》做深入辨析就视为依据，将“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误属下读，又与解开郭象公案擦肩而过。
其实“汤之问棘也是矣”一句，以及补入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均应属上读，理由是补足了“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的未尽之意，是自成起讫的完美一体。其完整版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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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卮言位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重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前。补入文字使难以索解的“汤之问棘也是矣”疑团尽释，同时揭开了奇怪叙述法之谜。
庄子在“内七篇”之始首述大知、小知寓言，是承认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相对之“是”。插入卮言“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其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则揭示了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绝对之“非”。
庄子认为，儒、墨诸子的俗见囿于人间视点和门派成心，所以才会奉相对之“大”(如大鹏)为绝对之“大”，奉相对之“是”(如儒、墨学说)为绝对之“是”。驳斥儒、墨诸子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指出儒、墨诸子眼中的绝对之“大”和绝对之“是”，在“道极”视点下只是相对之“大”和相对之“是”，正是庄子亲撰“内七篇”的根本目的。
如果庄子像俗见一样视“大鹏”为“至大”，为何重述大知、小知寓言？如果庄子仅止于俗见，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小大之辨”？谁还不知道“大”胜于“小”？谁还不明白“大知”胜于“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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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到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之非，就必须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看待一切，很难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为了帮助读者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转换为超越性的“道极”视点，庄子不得不在《逍遥游》篇首，引领读者像北溟之鲲那样“化而为鸟”，与大鹏一起展翅升空——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趋向“道极”视点。
然而庄子又唯恐读者依然囿于成心俗见，误以为“大鹏”并非趋向而是已经抵达“至大”，因此在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卮言，然后在此节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重述“鲲鹏”寓言，消解掉首述“鲲鹏”寓言的比喻跛足性，以便让全部“内七篇”从一开始就在“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展开。
在“道极”视点下，除了绝对大又绝对小的“道”，“道”所生的“万物”不可能绝对“大”，仅有相对“大”；也不可能绝对“小”，只会相对“小”。
（二）
在“道极”视点下，“小知”之外复有至小之知——“无知”，“大知”之外复有至大之知——“至知”。庄子论述“无知”、“至知”的文字遍布“内七篇”：“然则物无知耶？”(《齐物论》)“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齐物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真人”即“至人”，“真知”即“至知”。)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四境，才是“小大之辨”的奥义所在。
尽管“小”、“大”的相对性要到《齐物论》才重点展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但“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证明“小”、“大”的相对性始于《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贯穿全部“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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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帮助读者完成从人间视点转换为“道极”视点的超越性思想升华，真是举重若轻，美妙绝伦。“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简劲而清晰地阐明：蟪蛄相对于朝菌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却是小知小年。冥灵相对于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彭祖相对于朝菌、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因此彭祖是相对的大知大年，鲲鹏也是相对的大知大年。
庄子写道：“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而又故意“支离其言”的庄子认为，不必再写一句：“而鲲鹏乃今以大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只须直接借“汤之问棘”引出“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足矣——然而包含这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在郭象注本里却无影无踪，因为它们成了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可逾越的障碍。
今传《庄子》三十三篇以郭象注本为祖本，异于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五十二篇，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究竟有没有包括“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呢？
必有！《北山录》原文及慧宝注文无可置疑地证明：“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必在《逍遥游》原文中。
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必有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会不会在郭象之前的钞刻过程中无意脱简？
必非！唐僧神清《北山录》的僧慧宝注“语在《庄子》”证明，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于郭象系统以外。
那么有没有可能郭象手上的《庄子》底本恰巧脱简，郭象不明“汤之问棘也是矣”之义，不得不 参考 《列子·汤问》中“汤问革”一节，又推测庄子与列子观点不同，从而注下“亦云物各有极”？
不可能！今传《列子》为东晋人张湛用今多亡佚的数种僻书拼凑、敷衍，伪托在先于庄子的战国郑人列御寇名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时代已成铁案②。况且张湛《列子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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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永嘉之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③
假设张湛所述是实，假设《列子》八篇全真，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前，张家也仅有《杨朱》、《说符》两篇。“永嘉南渡”进入东晋后，才在江南“复得”《汤问》等六篇，《列子》八篇“始得全备”，张湛这才加注公诸士林，而且张湛注《列子》时参考了郭象版《庄子》。因此死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的郭象，注《庄子》时不可能见过《列子·汤问》，郭注的依据只能是《逍遥游》原文。
郭象必见《逍遥游》原文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否则不可能凭空注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然而今传郭象版《庄子》中，商汤未问，夏棘未答，“亦云”二字成了天外飞仙，“有极”二字则自露马脚。由于被删句“无极之外复无极”与郭注“物各有极”完全抵牾，无法兼容；而紧接被删句的原文“终北之北”又蕴涵“终北之外复有北”，仍与郭注完全抵牾，无法兼容，因此郭象为了自圆曲解妄注，又改“终北之北”为“穷发之北”。
“终北之北”译为今语即“北极的北面”，这种奇特表述，“支离其言”的庄子在《齐物论》中特地予以命名：“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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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逆向淘汰，层累造伪
郭象囿于儒学成心，无法理解庄学奥义，为了自圆曲说，不惜删改原文，居心险恶，手段卑劣。全部郭注义理都是故意的系统谬误，恶意的全盘曲解，与庄学义理彻底相悖。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然而初唐人成玄英、陆德明以及无数见过未删改本《庄子》的儒生拒不采纳，固持儒学成心，按郭注传统越走越远。再经一千多年至今，未删改本《庄子》终于全部湮灭——只有寄望考古发掘创造奇迹。郭象版《庄子》删改本遂通行于世，郭注义理成了难以撼动的庄学最大权威。郭象竟成 中国 哲学 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玄学大家”，这恰好应验了庄子在《逍遥游》中豪情万丈的预言：“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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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就阐明：相对的“大知”与相对的“小知”一样，都“犹有未树”、“犹有所待”，均为有待者，皆未得逍遥。只有“至知”的“至人”才是无待者、逍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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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郭象的《逍遥游》题注却故意曲解妄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即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曲解妄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其实，大小皆非逍遥，至知才是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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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删改“内七篇”还稍有收敛，比如《逍遥游》下文还有“犹河汉而无极”，他就没敢删。因为“内七篇” 影响 远大于“外杂篇”，删改太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那些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会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颇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贯通”的郭注义理，尤其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变成“定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删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不过正因为郭象有所顾忌没敢大删大改“内七篇”，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大概基本接近原貌，只须考订出少量郭象删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重显庄学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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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固持儒学成心的郭象尽管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妄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成玄英还不满意，竟把《内篇·齐物论》之“儒”，与《杂篇·列御寇》之“儒、墨”寓言主角“郑人缓”联系起来，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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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外杂篇”。郭象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十九篇，于是原始本《庄子》五十二篇变成了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对逆淘汰剩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郭象再进一步重排次序，把有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再对二十六篇“外杂篇”删句改字，加工到有利于支持其曲解妄注。
然而残存且被郭象删改过的二十六篇“外杂篇”，还是无处不在反驳浅陋至极的郭注义理。如郭象删改过的《外篇·在宥》曰：“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正是对郭注“物各有极”的直接反驳，“玄学大家”郭象竟浑然未觉。即使郭象版“外杂篇”那些不合庄学四境的篇目段落，其原意也与郭注义理完全抵牾，义理境界更远在“郭象玄学”之上。而郭象版“外杂篇”保留的那些不见于“内七篇”的庄子轶事和庄子卮言，则大都符合庄学四境，但郭象同样不遗余力地曲解妄注，故意错误断句，让人误以为并非庄子之言，而是该篇撰者之言——这样曲解妄注就更方便，不纠正其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妄注。而要纠正一处错误断句，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传统权威，也会视为畏途。
郭象版“外杂篇”有四处批评“杨、墨”倡导“仁义”，分见《骈拇》、《肤箧》、《天地》。然而主张“为我”的先秦思想家杨朱何曾倡导过“仁义”？即便在郭象版《庄子》中，无论“内七篇”的《大宗师》，还是“外杂篇”的《山木》、《寓言》，老聃传人“阳子居”(即杨朱)尽管未达至知，但都是正面慕道者形象。“杨、墨”仅仅是儒书《孟子》的口头禅，先秦别书皆无，汉后诸籍罕见——因为杨朱之书早被剿灭，无须追剿。郭象竟固持儒学成心，不顾庄学源流，无视上下语境，硬把“儒”字妄改为“杨”字——有注文为证；哼哈二将成玄英、陆德明当然装傻帮腔——有疏文、释文为证。如此不合史实而又义理不通，一千七百年来的治庄诸家竟然从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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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庙堂****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连力排杨墨、“ 政治 正确”的《孟子》也被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删掉了八十五章，因此屈服****庙堂也臻于极致的后儒，对已被郭象删改过的《庄子》越来越不满，又继续胡改、乱删、妄添郭象版《庄子》原文，不顾文言常识地点断句读，甚至用骈文体裁替庄子“修改”文章，使之处处符合对仗，以致汪洋恣肆、不拘成套的先秦散文极品，竟被糟蹋成了形式至上、义理混乱的后儒蹩脚八股。无数儒生的胡作非为，终于把郭象版《庄子》弄得真伪杂陈、面目全非，诘屈聱牙、难以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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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今传《庄子》的郭注也不完全是郭象原文，因为后儒对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够彻底也越来越不满，又进而删改、加工郭注，其铁证保存在长期为郭象做伪证的伪《列子》中。《列子》张湛注文，共引《庄子》郭象注文二十二条。以杨伯峻《列子集释》与收录郭注全文的郭庆潘《庄子集释》相较：六条全同；十二条小异，姑且假设是钞刻讹误；二条《庄子集释》多于《列子集释》，姑且假设是张湛没全引；二条《列子集释》多于《庄子集释》④，由于郭象《庄子注》当时广布士林，伪造《列子》的张湛不可能再添加、伪造郭象注文来启人之疑，因此《列子集释》中多出来的郭注必为郭象原文，但被后儒删去。这又进一步证明十二条小异者，也不完全是钞刻讹误，必有后儒故意妄改者。
郭象曲解妄注的重点是《庄子》与儒学明显抵触的部分，后儒最为不满的，正是郭象对《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曲解妄注不够彻底。而伪《列子》所抄《庄子》都是与儒学无明显抵触的部分，张湛也没引用《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相关郭注，因此无法在《列子》中找到后儒删改相关郭注的确切证据。但根据上例，可以推断删改必定不少——这是郭象版《庄子》一案中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由此可见，“古史辨”主将顾颉刚先生的千古卓识“层累造伪”，也同样适用于郭象版《庄子》一案。
综上所述，由于郭象删改《庄子》原文，曲解“小大之辨”，导致贯穿全部“内七篇”的“庄学四境”沉埋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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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庄学四境：思想范式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末篇《应帝王》如此结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混沌”寓言深意何在？为何置于“内七篇”最后？
“混沌”就是“造化”初境，倏、忽(喻时间)为“混沌”凿出七窍，意味着人类脱离动物界后，开始了打破“造化”初境之后永无止境的“文化”过程。
“造化”初境——混沌，是一切人类文化(包括庄学)得以展开的终极起点。《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之后，《应帝王》篇尾的“混沌”寓言之前，全部“内七篇”都处于这一终极起点之后，都属于“造化”之后的“文化”。不理解“混沌”寓言，就不可能读通“内七篇”。
尽管庄子对“造化初境”予以正面评价：“混沌待之甚善。”但庄子也对人类文化一劳永逸地改变了“造化初境”予以充分认知：“混沌死。”与复古倾向强烈的老聃不同，庄子不仅没有复古倾向，而且明确反对儒、墨诸家的崇古复古倾向。“内七篇”根本找不到《老子》津津乐道的“小国寡民”或“至德之世”——仅仅在郭象版“外杂篇”里才有。但郭象版“外杂篇”依然保存庄门弟子后学对“内七篇”的正确发挥：“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今祈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杂篇·天运》)可见攻击庄子反对人类文化和 社会 进步，是受郭象误导的莫须有罪名。庄子不可能幻想“混沌”复活，更不可能主张开 历史 倒车退回“造化初境”。
庄子认为，“混沌死”后的人类在远离“造化初境”之后，其“文化”包括顺道文化与悖道文化两部分。对顺道文化必须予以 哲学 建构，而对悖道文化必须予以哲学解构。
庄子建构顺道文化、解构悖道文化采用同一思想范式，即庄学四境的基本公式：
无×→小×→大×→至×/无×
“无×”表示“造化初境”，“小×”表示“文化小境”(含顺道、悖道)，“大×”表示“文化大境”(含顺道、悖道)，“至×/无×”表示“文化至境”。
“文化至境”的“至×/无×”表达式，创始于老聃，如“至誉无誉”(《老子》三十九章)。然而“内七篇”从未出现这一表达式的标准形式，原因之一是“支离其言”，原因之二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杂篇·天下》)。如果每论及一项文化名相都用标准式，《庄子》就不可能成为语言极品，而会像《老子》那样变成一堆“格言玻璃球”(卡夫卡语)。“外杂篇”倒有一例标准式表述：“至乐无乐。”这仅有的一例标准式，正是与《老子》的“至誉无誉”以引语的方式同时出现：“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外篇·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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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胶 1649楼 2013-05-06 13:01:00
国际观察名帖：
中国人未来来的身高能超过欧美人吗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332434-1.shtml
大量实证证明古汉人世界上身高最高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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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anyuanmaomao 1661楼 2013-05-06 13:05:00
史书上记载也就证实齐鲁大地（山东那一带）上比较容易产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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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胶 1705楼 2013-05-06 13:59:00
非也，你去看回贴就知道了，不止古书，不止山东，而是整个华夏，整个汉族，还包括物证，明朝（包括明朝）以前的古墓出土的古尸大多数单单骨架就已经高于现代中国人平均值了，真人更高。古书上什么身高八尺，身高九尺是真的记载，这个议题在国际观察和娱乐八卦版块都有论证过，是网友的集体考证结论。
中国人身高下降，皮肤变黄是清朝开始的。明朝（包括明朝）以前的外国人到过中国的记载形容中国人都用的是白皮肤，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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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本来我们汉族高高的，白白的，
被满清统治近300年后，
变矮了，变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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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庙堂钦定为官学的儒家学说，是支撑庙堂中国之 政治 形态成为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经”成了庙堂中国的政治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一半的基本谜底，业已为诸多国人了解，也已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部分了解。
与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庄子哲学，是支撑江湖中国之文化形态发展出奇迹般中华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成了江湖中国的文化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另一半的基本谜底，远未为国人了解，更未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充分了解。
郭象以来儒生治庄，字词训诂不无所得，篇章义理殊无可取。常常字面显义未解，句读章句也未通，遑论字面显义、句读章句背后的精深奥义。以郭象义理为依据的现有一切《庄子》外文译本，不可能不谬以千里。
然而郭象及其追随者对《庄子》的曲解妄注只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表层原因。历史之父司马迁与一代文豪苏东坡判断《庄子》实质的分歧，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学作为****庙堂及其意识形态的终极天敌，才是其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以及****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洞悉庄学奥义者对此只能沉默。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的司马迁，硬被苏轼斥为“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斥骂你？越援助你就越排挤你？苏轼论证其诡辩的荒谬逻辑是：“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指《杂篇·天下》)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庄子祠堂记》)
不屑齿及，竟然是“尊之至”！那么《天下》未曾齿及先于庄子的列子等无数人，也未曾齿及与庄子同时的孟子等无数人，难道也是“尊之至”？何况《天下》决非庄子亲撰，“内七篇”并未对孔子不屑齿及即为铁证。古典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巨人苏大胡子，难道也是囿于儒学成心的陋儒？
千年以来，治庄者大都以为这是苏轼的真心话，因而或赞其卓识，或斥其糊涂。然而苏东坡私下又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墓志铭》)。他不得已而作的违心谬论，仅仅说明了两千余年中华帝国史的残酷真相：与刚刚开始“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的司马迁指出《庄子》之实质危险尚小，但宋人苏东坡若挑明《庄子》之实质，就必有两个结果：一是罹祸招杀，如同“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一样被诛杀。二是殃及《庄子》，如同墨家、名家、杨朱之书一样被剿灭。因此酷爱《庄子》的苏东坡不得不对《庄子》“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表面上说庄学是儒学友军，实际上却“有见于中，口未能言”。即便谨慎如此，苏轼依然因其“一肚皮不合时宜”而身陷“乌台诗案”，遭到终生迫害。倒是欲灭《庄子》而后快的 理学 家程颐不惮直言《庄子》之实质：“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二程遗书》)
至此也就不难明白，庄子的“支离其言”与苏轼的“口未能言”理由相同：一避生前己身被害之祸，二免身后己书被灭之厄。“支离其言”当然有得有失。其失有二：极为难懂，易被曲解。其得也有二：语妙天下，必传后世。洞观千古的庄子必定预知：千年曲解妄注之后，终有绝地反击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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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帝制终结之前，洞悉庄学奥义者必定不乏其人。除了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苏东坡，误入庙堂、急流勇退的陶渊明是一位理想人选。其《五柳先生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苏东坡“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一样，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其实是“不告甚解”，所以他在另一处又暗藏玄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此诗被誉为“陶诗之冠”，无数人言彼意此地赞扬这首诗的另外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仅凭这平淡无奇的两句诗就把陶渊明捧到天上，就太莫名其妙了。其实赞陶者大都明白陶诗的弦外之音。
“竹林七贤”中，对****庙堂认识最深刻的并非杨朱般激烈峻急的嵇康，而是庄子般支离其言的阮籍，其八十二首《咏怀诗》成为难以索解的千古诗谜，其实只要读通《庄子》，每首诗的谜底就昭然若揭——古典中国的所有文化哑谜，几乎都是如此。
阮、陶、苏三子，都深得庄子“得意忘言”并“支离其言”之妙旨⑤，其他洞悉庄学奥义者也无一例外。没有一位古典中国的文化巨人，不把《庄子》视为至爱秘笈，因为《庄子》是****时代渴望自由的士子惟一的灵魂圣地和精神氧吧。除了《庄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诗人、大画家引用过的先秦经典。因此士子们宁作违心之论，也不愿****庙堂剿灭《庄子》。直言《庄子》之实质，必被他们视为可耻的告密。这一古典中国的最大秘密，竟被他们无比默契地集体保守了两千年之久。
李太白唱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作为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着名道教徒(这是掩盖道家实质的迷彩)，李白时代郭注已具莫大权威，因此诗中的“直上”二字已被郭注误导。李商隐唱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此诗千古无解，其实后句深藏庄学奥义。义山诗风扑朔迷离，尽得“支离其言”之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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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陶渊明，唐人李太白、李商隐，宋人苏东坡等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巨人，无一不是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宗师庄子的引导下，抵达了古典中国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至境”。帝制终结之后的 现代 中国或未来中国，同样可以在庄子的引导下，抵达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文化至境”。尽管帝制终结至今百年，战祸动乱无有已时，“小知”、“大知”又“旋其面目，望洋而叹”(《外篇·秋水》)，倾其心力于西学新学，无人再祭庄学冷灶，然而匆匆百年不过是瞬间“小年”，中国文化必有重建辉煌乃至超越古典中国抵达更高境界的未来“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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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郭注小年，庄学大年
两千余年来，热爱自由、痛恨****的无数爱庄者，即便未能融会贯通，但偶得一鳞一爪，便足以安身立命，受用无穷。正是百行诸业的无数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以及陶渊明、李笠翁、金圣叹、曹雪芹等远离庙堂、逍遥江湖的间世异人，还有司马迁、李太白、苏东坡等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文化巨人，创造了绚烂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化。即便是庙堂文化的辉煌，也无不仰赖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地应庙堂之召的江湖异人(《内篇·人间世》)，比如******、三大殿等紫禁城主体建筑的设计者蒯祥⑥。这些身怀绝技却隐姓埋名的文化英雄，无不浸透庄学精魂，他们是“游刃有余”的庖丁(《内篇·养生主》)、“得手应心”的轮扁(《外篇·天道》)、“惊犹鬼神”的梓庆(《外篇·达生》)、“解衣褩礴”的画工(《外篇·田子方》)、“不失毫芒”的钩匠(《外篇·知北游》)、“运斤成风”的匠石(《杂篇·徐无鬼》)之嫡派传人。《庄子》的汪洋恣肆和妙到毫巅，确保了不持俗见成心、不被郭注污染的爱庄者“欣然忘食”地默然心会，“得意忘言”地“目击道存”⑦。郭象的曲解妄注，丝毫未能撼动《庄子》成为江湖中国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文化圣经，诚可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千七百年来，郭象蒙骗、愚弄了无数读庄者、治庄者、爱庄者、批庄者。然而真相不可能永远掩盖，阴谋不可能永久得逞。任何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一切罪犯终将接受历史审判。在审判开始前，我愿意真心诚意感谢郭象。因为郭象对《庄子》的曲解妄注和妄删妄改，无意之中为原本不可能躲过****庙堂剿灭的《庄子》涂上了一层完美保护色，护送它安全穿越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正当郭象穿过“历史小年”的黑暗隧道，站在炫目的阳光下长吁一口气，得意于完成了一件震古烁今的完美犯罪之时，“历史大年”拘捕了这个完美罪犯——略有损毁的赃物被没收并有待修复，永无追索时效的历史审判开始了。随着审判的深入，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中华哲学史、中华艺术史都将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