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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深入揭示了“三个崛起论”的理论实质。他们认为，“三个崛起论”涉及的“诗学原则”较为杂乱，彼此也存在着差异性。但就其对新诗探索产生消极影响的方面来看，在于一些论者笼统贬斥左翼诗歌及其诗学原则，否定新诗中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无保留地视西方启蒙理性主义为“普世价值”，又宽容和认同极端非理性主义诗歌的追求。诗歌创作被理解为一种排他的，与社会、历史、理性不相干的独往独来的“个人的自我本体”的自由创造。只讲“表现自我”，不讲社会建构；只讲非理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不讲社会实践；只讲感性、直觉和潜意识，不讲思想、理性和世界观，不讲支撑五官感觉的“以往全部世界史”，以至于陷入极端非理性主义的泥淖，表现出“以洋为尊”和“去中国化”倾向。
“重振作协四大精神”是在做一篇很大的翻案文章。我们知道，所谓“作协四大精神”，即“三个不够正常”（指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三个不够正常”：一是“对如何领导文艺不够正常，有时好些，有时坏些”；二是“党派到文艺界的干部与作家关系不正常”；三是“作家与作家、党员与党员、地区与地区关系不正常”）、“两个不提”（指不提“精神污染”、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个无效”（这是针对作协选举问题提出的，“如果名单是党定的，撤掉！这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无效性的！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等论断和判断。其内核与实质，就是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否定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显然是对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严重虚无和深层次虚无。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文学，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否定文学的政治方向和阶级性质，实际上就否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被肯定就只能是个人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学，只能是从西方贩卖过来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派”文学。这一倾向的最新发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那些做了市场的奴隶的文学。可见，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掉的只是人民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这“去”中所悄悄建构的则是资本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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