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项英仍然不同意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不愿离开皖南,也不让陈粟离开江南,反倒要求把江北部队南调,增强他的江南的兵力,以这种杯水车薪的办法应变。(项英1940年4月16日致中共中央电。原件藏中国革命历史档案馆。)
中央十天后电令“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与陈粟合兵,以便向苏北转移。并再次重申一条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4月26日致项英、陈毅电。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
局势日见恶化,而项英仍拖着不执行中央指示。
毛泽东十分愤慨,亲自起草电文,对项英予以尖锐批评,要求他必须尽快北移。
陈毅、粟裕得到这个电报后,决定不再听项英的,迅速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
而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进苏南与陈粟会合,更没有打算北移。
此后不久,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寇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共出动一百O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前后歼灭日军二万七千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八十人、伪军一万八千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蒋介石大为骇异,敢出动二十多万人行动,全部兵力当在一两倍以上,没想到八路军发展如此之快。若任其发展坐大,抗战胜利后那还了得吗。他的忧虑与日俱增。深思熟虑之后,下令先解决力量薄弱的新四军。而新四军在苏北活动最猖狂,须“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
韩德勤派遣五万多人分两路出发,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而立足未稳的陈毅、粟裕部进攻。
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不可挑起内战徒惹日寇笑话,并一再退却避让。
韩德勤自以为兵力数倍于新四军,有恃无恐,继续进逼。
陈毅宣称,退到黄桥,决不再退,韩若进攻,只好坚决自卫。
毛泽东调黄克诚率八路军五纵队紧急南下增援。同时电令周恩来,称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毛泽东1940年10月3日致周恩来电。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
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
十月四日,韩德勤部向黄桥发动总攻。
陈毅对粟裕说:“我们俩分分工,军事仗主要由你来考虑,政治仗主要由我来考虑。”这个著名的分工,一直持续到多年后解放战争胜利。
陈毅拜托苏北著名爱国正绅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希望停止冲突。韩国钧走了一遭回来,愤慨地说,和平无望,你们抓紧准备自卫吧。
新四军在粟裕指挥下,部队大胆穿插,把自己的整体劣势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局部优势。经过四天激战,打退了韩德勤,取得了战役的彻底胜利,歼灭韩部一万一千多人。
八路军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汇合,打通了华中和华北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回忆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1790页。)
紧接着,陈、粟、黄组织了一场更大的反顽战役,对磨刀霍霍准备挑起大规模冲突以雪黄桥战败之仇的韩德勤实行军事规劝。战斗在数日之间即告结束,韩德勤黄桥战役之后剩下的六万多人马顷刻瓦解。此后再无能力挑起摩擦了。
蒋介石对韩德勤的覆灭恼羞成怒。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令八路军将现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电报发出的日期是十月十九日,这天编码为“皓”,故史称“皓电”。
对举国关注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研究,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慎重;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不定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毛泽东1940年10月25日致周恩来电。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我党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
“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辞容易,军事部署困难”。(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电,时1940年11月1日。原件藏中央文献档案馆。)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其后将面的双重军事压迫。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蒋军侵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时再反击,不进入蒋军后方;另一种是政治上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军事上将被蒋军构建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必受日、蒋两军夹击;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先机,但是人民不理解,政治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