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人均GDP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完成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第四个三十年之际，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经济发展却骤然失速？
上述六大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搞建设是否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去维护人民的权益？
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只要忽略经济是“经世济民”，我们就永远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当我们极力追求“一流”的大学和医院时，生活起点的公平就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了空中楼阁。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占彼此和公家的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当群众成了“治理对象”，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时，就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了。（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不再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对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生活中的“小事”里缺乏公正，群众就无赖化，就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就迫使政府也无赖化，经济建设的“大事”就办不成了，比如东北高铁久久进不来北京城。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
共产党执掌政权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们要高度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要警惕“烂根”现象。经济建设需要搞拆迁，正如抗战要征兵打日本。但没根的国民党靠“王保长”去“抓壮丁”，有根的共产党靠动员组织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建设人民自己的抗日队伍。倘若村书记不驻村，乡镇书记不驻乡镇，甚至把拆迁工作转包给黑社会，就表明党在群众中的根正在烂掉，我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政左经右”（共产党领导加市场化）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载舟覆舟，扎根于普通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长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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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洪花遍地 於 2017-4-9 00:26 編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