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国务院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
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
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思想文
化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想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
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
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
，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
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
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
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
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
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
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
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
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
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
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
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
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
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
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
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
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
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
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
，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
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
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
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
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
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
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
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
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
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
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
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
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
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
。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
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
？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
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
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
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