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乡镇企业衰落夭折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被彻底否定后，乡镇(社队)企业除极少数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企业转手个人承包后得以发展下来外，大部分农村社队企业都逐渐衰落夭折了。它不但严重损毁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局面，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加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必然会在农村造成很多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
另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又为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分享中国人口红利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严重摧残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包产到户后，除了像南街、华西等坚持集体经济的地方，由于社队企业一直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不但没有人外出打工，而且帮助其他农村地区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外，大部分的中国农村都要面临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所以，尽管外资和私营企业给出工资特别低，工作环境特别差，劳动强度特别大，还是有2亿多农民兄弟姐妹蜂拥前往，遭受严重的剥削，农民的福利没有相应保障，总体收入相对下降，不但使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而且极大地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形成了发展瓶颈。
3、集体事业全面衰落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凭借强大的人民公社集体资金资本的快速原始积累，村办小学，村办养老院，村大队部，村卫生室，村机械队等公益事业，公共生产设施进一步完善，村庄功能逐步齐全，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开始有了东方红大拖拉机，农村开始走向高效率的机械化农业。
这时随着小岗村人的一面改革大旗的树立，中国农村一下倒退到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安于“本分”的小农经济，中国农村重新陷入中国历史上无法克服的小农困境，于是现在出现了在目前体制下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
从而加速了城乡的收入差别，加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很难哪怕办成一项公益事业，很多人民公社时期公共发展基础设施资源，被逐步损毁，而无人问津。
所以说：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断送了农村发展高效产业的能力，拉大了城乡差别，加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使农村只能发展低效益的农业产业，并使农业生产关系和新生的高科技机械化的生产力需求产生严重的矛盾，使生产力被迫倒退，生产效率被迫降低，因此出现了现在农民收不抵支，纷纷弃耕经商，弃耕进城打工，从而出现了大片大片土地撂荒现象。
三、农村贫困现象有增无减
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在12年中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贫困一直在增加。
而问题还在于，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太大，农村居民增幅高几个百分点作用甚微。
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的条件下，个体农民靠种地已经很难形成利润，副业收入同样比较微薄，外出打工创造的价值的大头又进了私营老板和外资的腰包，因此，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农村相对贫困的趋势。
除了相对贫困以外，包产到户后农村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以每人每天1.25美元为贫困线标准，2008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亿多，其中90%在农村。
包产到户后，官方只看到了部分地区和人群中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家庭实现了有限增产，看不到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可能减产，更看不到他们的困境。
家庭劳动力弱，种地仅够勉强糊口，再加上集体事业衰落后，外出打工只能得到微薄的小头，两种情况叠加，短期内同样无法改变农村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局面。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重要基础。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大家各顾各，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是“失去了统的基础”，二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能力，因此农村普遍存在“依靠党组织还不如依靠暴发户”的现象。
以前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农村基层党组织已经不再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
其次，在金钱至上的大氛围下，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都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人民公社时期群众把思想进步、政治荣誉看得很重，开会学习很积极。而如今的农村党员都很少开会，难于开会。长期不交党费是十分平常的事。党组织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自然消失。
其三，暴发势力严重干预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度不断下降。有些暴发户干预甚至插手政策制定;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人大、政协，甚至买官;干预执纪执法;等等。暴发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渗透、支配基层政权，必然导致政府的天枰倾向富人，使政府的公信度不断下降，干群矛盾不断升级恶化，突发事件有增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