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意识形态权力与军事权力的互动。
如果意识形态权力能直接影响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当然也能直接影响到军事权力,而且,受错误意识形态影响的军事权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政权基础,危害性更大。军事权力由士气、武器和组织化程度构成,其中的“士气”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权力。人们常把军队比作国家的柱石、“国家长城”,显然“士气”与“爱国”直接关联。“国家”是何物?抽象的概念其实是特定语境下的象征物。保卫“祖国”之国家,包括对一个国家历史文明的认同、对大地的热爱以及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为“共和国”而战,指的是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自豪感,这里的政治制度就是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组织化、制度化的“硬权力”的互动,或者单个领域内各自的作用,均离不开无形的、又无处不在的“弥散性权力”的牵引,成为这些权力的无形之魂,因此也自然是国家权力的灵魂。因此,人们才把意识形态视为“立国价值”“立国之本”。
中国国家权力的短板:意识形态权力
明白了“国家权力原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就可以理解中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及其短板。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权力,党指挥枪的军事权力也无可匹敌,以党管干部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有待完善,但其人民民主的优越性毋庸置疑,而意识形态权力即话语权,则与中国严重不匹配,这是意识形态权力现状。如果把国家权力比喻为一张桌面,支撑这张桌子的四条腿就分别是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其中“短腿”无疑是意识形态权力。
意识形态权力曾经是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宣传和组织被称为中共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事实上,在延安13年,中共有了独立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哲学观、历史观、政体论、战略学等一整套深入人心的思想体系,其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极大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一个世纪“挨打”的历史,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中国已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脱贫的人权事业上,乃至在帮助其他国家建立工业体系和为世界生产主要是中下阶层所需要的用品上。也就是说,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远远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因其政治制度不符合所谓“普世价值”而“挨骂”。问题是,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普世价值俱乐部”一员,它们的治理变得更好了吗?如果中国也加入到这个俱乐部,中国的治理会更好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治理上的优势是如此明显,是如此多“普世价值俱乐部”成员的模仿对象,可“普世价值论”硬是要否定中国的实践,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精神的世界”?
话语权的短缺是综合性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就在那儿,很多学者还没有从“注经运动”中走出来,而且把“洋经”视为“天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只能以时间换空间。话语权是一项“世代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挑战来自体制性的,即市场经济导致的思想传播渠道的巨大分野,而这种现状又不是几个政策文件所能改变的。尽管来自内在体制性张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只能有赖于那些真正诠释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即“中国学术”“中国话语”,最终成为主流思想,而且成为一种政治共识时,这样的意识形态权力才能匹配中国的地位,才能让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更均衡。
原标题:中国国家权力的短板:意识形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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