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文学外,马克思和毛泽东在读书期间也都喜欢历史和哲学。从1839年起,马克思对古代哲学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这个著名命题,并把历史理解为不断变革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哲学上,青年马克思曾先后徜徉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天地。1843年为了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阅读和研究了路德维希的《五十年代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哈密顿的《北美洲》等大量有关欧美的历史著作。毛泽东青年时代乃至一生对历史的研究兴趣和达到的造诣,已毋庸置言。在哲学上,他对中国明清实学,特别是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到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情有独钟。对西方近代哲学,毛泽东1917年读德国康德学派泡尔生10万余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曾写下12000多字的批语。1920年他在一封信中表示,自己研究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指法国柏格森、英国罗素、美国杜威--引者注)起,渐次进于各家"。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依然强调"喜研究哲学"。从以后的情况看,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成熟的基础上来推进其他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的。
从人格气质上讲,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拒绝平庸苟世,看重精神生活,注重培养崇高的心灵志向,彰显出自信、豪迈、明快和奔放的个性风采。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有一句名言:人生的宗旨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批语中的表达是,"至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履危蹈险舍身救人"这些美德善事,应该发自内心去做,"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人之心"。
马克思在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嘲笑保守的宗教信则和庸俗的小市民,总是"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在诗歌中,他反对把人生弄成"盲目机械的钟表"和"时辰的历本",宣称"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毛泽东则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需要有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出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一次到一个青年家里,那个青年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交待去买肉的事,引起毛泽东的反感,认为这个青年过于低俗,从此不再交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还申明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马克思在诗中宣称自己要"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他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又说:"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毛泽东则崇尚孟子说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充塞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概,由此提出的名言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还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
1837年,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这个学院式的精神团体后,便以好辩著称。大学毕业不久因主编《莱茵报》同博士俱乐部的精神伙伴有了分歧,其中便包括大他9岁、有师友之谊的鲍威尔。当分歧无法调和时,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和鲍威尔公开论战,认为"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吹牛家的"。他还另外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给以前的朋友梅因,宣布决裂。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宣布从4月起停止《莱茵报》的出版,马克思当即给朋友写信说:"我决定不干了。……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毛泽东的人生追求和行事风色也是如此。他同朋友建立的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则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一封给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他宣称自己"立志真实","不愿牺牲真我";和朋友交往,"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他发出求友信,有一个人应约前来和他交谈,因话不投机,便拒绝交往。因不满学校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他还发动了驱赶校长的学潮。马克思和毛泽东年轻时的这些行事特点,无疑开启了他们一生讲求原则,追求真理,永远进取的战士精神和战斗风格。
无独有偶,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有影响的政治活动,都是从办报开始的。
马克思大学毕业不久便主编《莱茵报》,在该报上发表的关于出版自由、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政教分离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认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莱茵报》1843年被查封后,马克思又和思想战友们着手创办《德法年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时,就业志愿之一就是当新闻记者,曾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五四运动后,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得到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赞赏。1920年,为扩大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的影响,毛泽东还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132篇文章中,有70余篇是为相关报刊写的。早期的新闻经历,使马克思和毛泽东比较早地懂得舆论动员的巨大作用,并熟悉和掌握了宣传规律。这是他们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重视甚至亲自动手搞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