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在“医生”这个群体所讨到的骂名和当今那些损害西方大企业利益,分享知识、提供服务和廉价物资,还要被爱资病跳脚骂的倒霉蛋们简直如出一辙——在那时,医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稳”的代名词;医生数量稀少(读医科学校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行医资格证也被人为控制),使得他们能够收取高额的诊疗费用,在社会体系中维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如果谁要是打破了这种默契(例如义务出诊、降低出诊费治疗疑难杂症),就要遭到行业“圈子”里无情的嘲弄和打压。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写了一部报告:《我在胸外科手术中犯过的25个错误》,这是一篇有高度价值的自我批评文章,它能够帮助年轻的外科医生在白求恩的错误和经验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代价——学习医术并且避免错误。
然而,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里的许多同行,在他们看来这等于是向社会“揭同行短”、“败坏医生声誉”,某种意义上还破坏了资深医生带实习医生,门徒、派系/学阀式“口口相传”的不成文规矩。最终这篇文章没能公开发布。
除了不计较个人和小利益团体的私利,以真理为标杆,全身心的投入到医疗科学事业。白求恩还义务出诊,派发药品,
他深感无产阶级贫穷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和恶劣的居住环境、无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匮乏的医疗卫生保健是导致各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吁自己的医生同行都对穷苦人予以帮助,此外他向政府请求:应当建设各类公立医院和保健机构、承担部分诊疗费、平抑药价。
不出所料,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恶毒的攻讦:在政府和医疗行业,他得到的是冷漠和敌意,他的“赤化”言行和他本人的私生活被人当成把柄大肆宣扬——一如当今在中国,有些网络媒体就有点得意忘形地不断重复,白求恩是一个薄情无义的花花公子、浪荡阔少……
1935年8月,白求恩奔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病理学大会,他在苏联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广泛地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医院、疗养院和休憩地。详细的了解苏联的医疗制度和保健、劳动保护与疗养体系。
他惊叹于苏联在连年动乱战争,一片废墟还遭受西方经济和技术封锁的背景下,还能够普及全民医疗,着力于提升全民的身体素质,控制与消灭诸多疫病的蔓延与疫情。
白求恩确信,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医生面前再也没有穷富之分,医疗能够真正的践行其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沾满铜臭味。即使一个人得了慢性病或者传染病,他也能安心的去住院和疗养,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
在白求恩和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苏维埃制度所能够控制并消灭的不仅仅是传染病本身,更重要的是“穷病”的源头——那位日本女工的哭泣和哀怨:
“妈妈重病,两个弟弟年幼;我不做工,一家人都要饿死,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是啊,谁不想活命?电影中的老太太,她想活命,可昂贵的药吃没了房子吃垮了家。这位年轻的日本少女不想活命?可她必须要在重病的母亲,年幼的弟弟和她自己的生命当中二选一……都是被逼的,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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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佛展千手 於 2018-7-12 10:39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