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按照种族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其表象）和反共主义处理外交关系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学者却一方面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要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另一方面又主张朝鲜是独裁专制国家，中国与之绑定在一起不利于国家形象。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后一种观点正是按照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处理国际关系。
历史上越是成功的外交战略，越能够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例如，1950年至1953年，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中苏陆续确定了156项重点工程，这对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非常重要。这样宝贵的援助，美国从不曾给过其铁杆盟友，无论是如蒋介石政权还是日本、南朝鲜等。中国解放初如果在美苏间保持中立(像欧洲的南斯拉夫那样)，会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开放，西方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没有给中国真正的核心技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工业化进步和重大核心技术进步，主要是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外资和外国因素对中国获得核心技术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诸如麦道公司对运十的绞杀、日本对中国高铁的绞杀、日本德国汽车对红旗轿车的绞杀、美国WINTEL联盟对中国信息产业的绞杀等等，只不过由于铁路行业对西方开放较完，新中国前四十年在铁路机车方面形成的技术资产没有流失而已。近代以来，唯一真正帮助过中国独立和解放事业的大国，就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及其背后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也援助过很多亚非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援助在当年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统一，都成为了今天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资产。相反，一些在非洲的私企倒是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把国内血汗工厂那一套搬到国外，表现得比美国、日本的资本家还要赤裸裸，结果给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很大损害，一些原本的铁杆亲华国家如卡翁达为首届总统的赞比亚都出现了反华倾向。美日资本非常注意通过资助NGO的方式搞民生、搞环保，并借此输出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某些人认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无关，中国处理朝核问题不要受所谓中朝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关系，那是很空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说，中国和越南原来就是同志加兄弟，后来不也大打出手。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又认为朝鲜是独裁专制极权国家，中国与之绑定在一起非常不利，应尽早切割。这两个观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前一种是主张处理国际关系要去意识形态化;后一种恰恰是在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
众所周知，从长远和整体来看，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后者对前者又有反作用，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而且起到决定性的反作用。经济利益、军事安全是国家利益，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安全稳定、意识形态的安全，同样是重大国家利益。毫无疑问，某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明在国际社会中越普遍，覆盖范围越大，它就越安全,无论对于君主制、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如此。亨廷顿所谈的“文明的冲突”，同时也正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冲突。信仰同一宗教和文化、实行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总是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成为盟友;同一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同一派别的国家，总是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成为盟友——这是国际关系中的铁律。
因此，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外交事务切割是错误的，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外交事务上的唯意识形态化，同时也要反对外交事务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三者从根本上看是有机统一的，因此中国应该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
美国是如何用“楔子战略”分化中苏、中朝、中越关系的马钟成
（201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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