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大破&#24352;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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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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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1-8-17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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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这种逻辑，罗素知道会大骂混账的

鼓吹病毒不可能清零，人可以与病毒和谐共处，病毒存在已经几亿年比人类时间长的多——是的！但是请问，你说的是自然界所有的病毒，广义病毒，此起彼伏的不同病毒的总类？还是某种特定的病毒？

如果你是指后者的话，——那我就纳闷，当年的非典病毒现在在哪儿？前几年闹腾一阵的禽流感病毒在哪儿呢？去年的cov19现在哪去了？
特定病毒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清零的。
而广义的病毒的确是此起彼伏，永远不可能清零消灭的。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命题。
为什么一些著名医生连这个基本逻辑知识及命题的区别都不懂呢？！
这个其实也就是公孙龙说白马非马，罗素提出必须用摹状词限制人们滥用普遍性概念，造成彼此误解的原因。

举例：某专家（不是张医生）近期说：

“与病毒共存是人类和病毒（a）斗争的最终结局。但是他解释说，中国周围的情况不稳，加上中国现在疫苗接种还不够，疫苗更新换代还没完成，所以中国现在仍然需要对病毒（b）清零。”

病毒（a），长期共存，是指广义的概念性病毒。
病毒（b），需要清零，是指目前肆虐的德尔塔及其他特定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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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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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1-8-17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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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宇：当前必须反对“与病毒和谐共存”】但是，还有一种“与病毒和谐共存”论认为：现有实践证明人类难以消灭病毒，因此不应以消灭病毒作为目标，要调整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容忍一定程度的疫情。还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坚持严防死守，在世界其他多数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情况下，中国就会变为“孤岛”，影响国际交往和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应该调整抗疫策略，像西方一样容忍疫情一定程度的流行，以便于打开国门，与西方“接轨”。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截至目前的认识，新冠病毒就是这类必须除恶务尽的病毒——

第一，它传染性极高，特别是变异毒株传染性更高，未来变异病毒前景如何，还很难预测。

第二，治疗的难度较大，特别是重症患者。虽然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较好，但是如果预防不到位，产生大量病例，也会给治疗带来巨大压力。

第三，即使康复，也会给患者留下不可逆的终身伤害。

我们制定防疫策略，必须依据现有的认识，树立底线思维，避免最坏后果。而不是凭借主观的美好想象，预测“一旦放开，病毒的毒性就会降低到普通感冒”，至少从目前看，这种预测是没有依据的。即使病死率下降到流感那样的0.1%以下，一旦大范围发病（像美国那样几千万人患病），绝对的死亡人数也会很高，而且患病者在康复之后也会留下后遗症，这都是比流感大得多的社会代价。基于目前的情况，新冠病毒完全不具备“共存”的条件。因此，主张“和病毒共存”在技术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国际国内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去年年初以来，我们通过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社会动员打人民战争，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是完全正确、有效和先进的。除非技术手段或者病毒自身特点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继续坚持。

只要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虽然暂时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但是换来了抗疫的优异成绩。尽管付出了一定社会成本，但这个成本远远小于一旦疫情失控带来的损失。
截至2021年8月15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744万，累计死亡63.7万人。而且疫情发展根本没有出现下降趋势。仅仅算经济账，这60多万人死亡、3744万终身带有后遗症的人口，就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担，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比较好的居住和医疗条件独善其身，不顾这3000多万人的死活。但我们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有办法控制疫情的情况下，绝对不能放任疫情流行的发生。
中国的老百姓是具有唯物论传统的先进群众，中华文化重视生命、重视亲情，不可能像美国、印度这种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国家一样，接受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洗脑，在疾病面前听天由命。一旦我国暴发疫情，必将带来比西方国家更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现有技术和制度用到极致，采取严防死守、消灭病毒的策略。

最近，BBC等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专家接连对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对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放松抗疫措施，学会“与病毒共存”。这实质是一种连环计。西方在病毒面前一败涂地，有什么资格对中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与病毒共存还是不共存，在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们也确实需要在确保防控有效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抗疫，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利用疫情操弄政治手段、试图破坏我国发展局面的较量，已经进行了很多回合。我们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认识西方一些人主张“与病毒共存”论的实质。
西方一些人主张和推销的“与病毒共存”论，有两个指向：

一是自我辩护，即为自己抗疫不力、造成巨大人员死亡的辩护。

二是拉人下水，即要打破中国抗疫“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破坏我们民族复兴和伟大斗争的形势。

西方的“与病毒共存”，不是主动采取的策略，而是抗疫失败的之后自我辩护的托词。人们不难记得，去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西方国家纷纷拿中国的疫情做文章，那时候为什么他们不主张“和疫情共存”呢？假如角色互换一下，是美国在本土消灭了新冠病毒，而中国疫情流行，那么西方还会主张“和疫情共存”这种明显违背科学、违背人道主义的观点吗？正是因为西方的无能，给世界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才导致世界疫情反复肆虐。我们有些人跟着西方宣传“和病毒共存”，就是因为习惯了把西方看成世界的领导者，习惯了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防疫体制机制，虽然这些做法会带来一些负担、一些不便，但只要全国人民形成共识，严格遵照防疫规则，平均到每个人的负担就是比较轻的。但如果相信了西方的“与病毒共存”论，放弃我们经过艰辛努力建立的防疫体制机制，才真的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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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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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1-8-17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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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当前必须反对“与病毒和谐共存”

江宇昆仑策研究院

“与病毒共存”的说法，最近引起很多讨论，首先要厘清概念。

如果“与病毒共存”指的是：这一年多来，人类还没有消灭新冠病毒，客观上就在同病毒“共存”，那么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没有必要作为新的主张提出来。如果指的是：人类要消灭新冠疫情流行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将呈现人类与病毒共存的状态，要准备持久战，不能有“速胜论”。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但是表述可以更准确一些。与其说“与病毒共存”，不如说“与病毒长期斗争”，这样就不会引起误解。

但是，还有一种“与病毒和谐共存”论认为：现有实践证明人类难以消灭病毒，因此不应以消灭病毒作为目标，要调整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容忍一定程度的疫情。还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坚持严防死守，在世界其他多数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情况下，中国就会变为“孤岛”，影响国际交往和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应该调整抗疫策略，像西方一样容忍疫情一定程度的流行，以便于打开国门，与西方“接轨”。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图片
【根据WHO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12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累计超过约2.04亿，死亡人数超432万，全球接种疫苗数44.2亿。图为累计确诊（每百万）全球概况。】

一、新冠病毒远远没有达到同人类“共存”的条件

人类和病毒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共存，但这是有条件的。自古以来，人类能否容忍一种病毒和自己共存，至少要考虑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传染性如何，传染渠道是否容易阻断。
第二个因素：是否有方便廉价的预防和治疗手段。
第三个因素：疾病对人造成的危害和后遗症有多大。

例如，病毒性感冒。虽然很容易传染，但治疗也不难，而感冒对大部分人的伤害又比较小。所以，世界各国都没有采取完全消灭病毒性感冒的策略，而是容忍一定程度的共存。

再如，艾滋病不符合后两个条件，它很难治愈，对人生命健康的损害又是致命的。但是，由于它符合第一个条件：传染性可控。只要人类规范自身行为，讲究卫生、洁身自好，正常的社会生活不会传染艾滋病。因此，尽管艾滋病是致命传染病，但是世界各国也选择容忍一定程度的流行，而不是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追求“零发病”。

同时必须指出，即使对这些病毒，人类选择“共存”，也仅仅是有限度的容忍。是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的约束下，暂时容忍病毒在一定程度存在，不花费难以承受的人力物力追求完全消灭。但这绝不是说，“与病毒共存”就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是对人有危害的病毒，无论艾滋病、还是感冒，也都会对特定人群带来风险和痛苦，人类仍然要积极探索有效的防控策略，同这些病毒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而那些不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病毒——即那些传染性高、治愈难、后遗症大的病毒，和人类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病毒活，人就得死；人要活，病毒就得死。对这类病毒，就没有任何“共存”的理由和空间。迄今为止，已经被人类基本有效控制的天花、鼠疫就是这种类型。对这种病毒，策略就是露头就打、除恶务尽，没有任何“共存”的空间，否则就会对人类生存带来巨大风险，甚至造成亡国灭种的后果，这是历史上是出现过的。

很显然，截至目前的认识，新冠病毒就是这类必须除恶务尽的病毒——
第一，它传染性极高，特别是变异毒株传染性更高，未来变异病毒前景如何，还很难预测。
第二，治疗的难度较大，特别是重症患者。虽然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较好，但是如果预防不到位，产生大量病例，也会给治疗带来巨大压力。
第三，即使康复，也会给患者留下不可逆的终身伤害。

我们制定防疫策略，必须依据现有的认识，树立底线思维，避免最坏后果。而不是凭借主观的美好想象，预测“一旦放开，病毒的毒性就会降低到普通感冒”，至少从目前看，这种预测是没有依据的。即使病死率下降到流感那样的0.1%以下，一旦大范围发病（像美国那样几千万人患病），绝对的死亡人数也会很高，而且患病者在康复之后也会留下后遗症，这都是比流感大得多的社会代价。基于目前的情况，新冠病毒完全不具备“共存”的条件。因此，主张“和病毒共存”在技术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二、实践证明，去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打人民战争、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是完全正确、有效、先进的

国际国内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去年年初以来，我们通过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社会动员打人民战争，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是完全正确、有效和先进的。除非技术手段或者病毒自身特点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继续坚持。

只要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虽然暂时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但是换来了抗疫的优异成绩。尽管付出了一定社会成本，但这个成本远远小于一旦疫情失控带来的损失。

截至2021年8月15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744万，累计死亡63.7万人。而且疫情发展根本没有出现下降趋势。仅仅算经济账，这60多万人死亡、3744万终身带有后遗症的人口，就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担，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比较好的居住和医疗条件独善其身，不顾这3000多万人的死活。但我们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有办法控制疫情的情况下，绝对不能放任疫情流行的发生。

中国的老百姓是具有唯物论传统的先进群众，中华文化重视生命、重视亲情，不可能像美国、印度这种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国家一样，接受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洗脑，在疾病面前听天由命。一旦我国暴发疫情，必将带来比西方国家更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现有技术和制度用到极致，采取严防死守、消灭病毒的策略。

有人指出，今年7月爆发于南京等地的疫情，证明外来输入不可避免，“清零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因此不值得追求”。这种看法是颠倒了因果，过于片面。据媒体报道，就在南京禄口机场900米距离的尚洪村，与机场有密切的人员来往。但就是因为村党支部坚强有力，从7月20日起，就组织党员24小时轮流值班，严防死守，确保了到今天为止，没有发生一起病例。可见，所谓“防不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认为“输入不可避免”的实质还是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认为西方防不住、我们就一定防不住。一些主张“和病毒和谐共处”的观点，往往也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存在迷信，从去年疫情暴发以来就迷信和夸大美国的防疫能力的，往往现在容易接受“与病毒共存”的观点。只要放弃偏见，客观对比一下中美抗疫的差距，就能够增强信心。

三、认清西方主张的“与病毒共存”论的政治实质

最近，BBC等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专家接连对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对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放松抗疫措施，学会“与病毒共存”。这实质是一种连环计。西方在病毒面前一败涂地，有什么资格对中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与病毒共存还是不共存，在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们也确实需要在确保防控有效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抗疫，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利用疫情操弄政治手段、试图破坏我国发展局面的较量，已经进行了很多回合。我们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认识西方一些人主张“与病毒共存”论的实质。

西方一些人主张和推销的“与病毒共存”论，有两个指向：
一是自我辩护，即为自己抗疫不力、造成巨大人员死亡的辩护。
二是拉人下水，即要打破中国抗疫“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破坏我们民族复兴和伟大斗争的形势。

西方的“与病毒共存”，不是主动采取的策略，而是抗疫失败的之后自我辩护的托词。人们不难记得，去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西方国家纷纷拿中国的疫情做文章，那时候为什么他们不主张“和疫情共存”呢？假如角色互换一下，是美国在本土消灭了新冠病毒，而中国疫情流行，那么西方还会主张“和疫情共存”这种明显违背科学、违背人道主义的观点吗？正是因为西方的无能，给世界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才导致世界疫情反复肆虐。我们有些人跟着西方宣传“和病毒共存”，就是因为习惯了把西方看成世界的领导者，习惯了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防疫体制机制，虽然这些做法会带来一些负担、一些不便，但只要全国人民形成共识，严格遵照防疫规则，平均到每个人的负担就是比较轻的。但如果相信了西方的“与病毒共存”论，放弃我们经过艰辛努力建立的防疫体制机制，才真的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四、反对“与病毒共存”，就是“反科学”吗？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种把行政措施和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通过行政手段、人民战争的方式不科学，而认为一些专家主张的“与病毒共存”的观点才是科学的。这种思维也是需要澄清的。

自古以来，防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次抗疫，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从一开始就同在坚强政治领导下发挥科学家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疫情发生后，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即抵达武汉开展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成立了专家组，李兰娟、张伯礼、陈薇等院士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第一线，赢得人们的衷心爱戴。中国在病毒序列发布后的14天完成核酸检测试剂研发和上市，41天完成抗体检测试剂研发和上市。反观美国，特朗普和拜登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拒绝接受公共卫生学家的合理建议，这才是为了政治不顾科学，因为他们的政治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我们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不仅会相信科学，而且会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去年以来我们实施的防疫路线，正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广泛听取包括公共卫生专家在内的广大科学家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说只有“和病毒共存”是科学，“消灭病毒”就不是科学，那恐怕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同意。如果有人反对防疫采取行政手段，那么自古以来一切防疫措施都是政府组织实施的，都是行政手段。采取行政手段和讲究科学是不矛盾的。

同时也要看到，防疫是一个关系全局的系统性工作，是一场全面的大战，单靠哪个专业的专家，都不足以完成回答如何抗疫的问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吸收各方面专家包括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个成功历史经验，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的路线，单纯强调哪一方都是不完整的。防治血吸虫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日本、印度，都不缺具有专业知识的公共卫生专家，但是之所以在疫情面前一败涂地，就是因为缺乏政治领导能力、群众组织能力。

实践已经证明，病毒清零就是最科学的办法。这一点，一些西方专家也已经认识到。《参考消息》9日刊登西班牙《世界报》网站《为什么我们不能与新冠病毒共存，就像与流感共存一样？》一文。其中指出，与流感相比，新冠病毒具有更强的传染能力，传播速度更快，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并造成长期后果。《联合早报》8月6日报道，新加坡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表示，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当下控制病毒的最佳方式就是清零。只要病毒继续传播，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变种。这个在许多西方国家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有望通过清零得到控制。

我国的抗疫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绩，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抗疫方针是科学的。当然要不断完善。但是要警惕有些舆论把反对“与病毒共存”的观点扣上“反对科学”的大帽子，并借此提出错误的主张。

五、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就会影响经济增长吗？

西方一些媒体鼓吹中国“和病毒共存”，拿出来的说辞是：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

例如，8月10日，彭博社发文称：中国“病毒清零”的防疫策略将使其未来几年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尝试与新冠病毒共存，而中国却试图长期彻底消灭新冠病毒，这将会付出很大代价。

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是诱导中国解除武装的说辞。

首先要搞清楚，人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是人，人的生存和健康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人都死了，经济还怎么增长？这是一个很简答的道理。从数据看，去年以来中国采取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人均发病人数、死亡人数稳定在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成为世界唯一一个经济保持正增长的经济大国。这就充分说明，严格的防疫措施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制度决定了人的生命健康不会被纳入统治阶级考虑的重点目标，因为即使没有疫情，人民大众也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所以西方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抗疫对经济的影响的。去年年初，之所以美国不愿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一个主要考虑就是担心影响经济增长。但事与愿违，一旦疫情到难以扑灭的程度，整个社会生活在对疫情的恐惧当中，不仅会影响经济正常运行，而且新冠疫情给国民健康带来的伤害将在根本上损害未来的经济竞争力。

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广阔的内循环空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资本主义不同，就在于其是为了满足人民真实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资本利益最大化。从而社会主义可以根据真实需要，把劳动力安排在合理的岗位。在防疫的条件下，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娱乐等实际需要并没有减少，而只是改变了形式，这就决定了，只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经济增长不可能丧失动力。

六、严守国门就会导致“被世界孤立”吗？

还有一种影响不小的观点认为，世界很多国家已经选择“和病毒共存”，从而可以互相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选择严防死守，那么就会被世界“孤立”。这种担忧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

疫情虽然提高了进出口的难度，但是并没有切断物流的渠道。即使没有疫情，进出口检验检疫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屏障。世界上不存在无限制的对外开放。既然日常的检验检疫并没有造成封锁，那么关于新冠疫情的进出口检验检疫也并不会造成封锁。2020年，在实行严格防疫政策而西方“躺平”的条件下，我国贸易额达32.16万亿，是全球外贸第一大国。这充分说明防疫并没有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还要怎么“开放”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靠国际交往，但归根到底要靠自己。特别是在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本来就要更加强调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像彭博社宣传的，如果世界其他一部分国家“带毒开放”，其经济发展也必然是低效的、低质量的，不可能对我们构成竞争和威胁。

在抗疫中，我国是先进者，西方是后进者，世界上哪有先进者怕被后进者封锁的事情呢？能封锁得住吗？世界其他国家只要愿意从疫情中走出来，迟早都要采取像我们这样严格的防疫措施。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其他国家还没有做到，我们就去降低自己的标准，迁就其他国家。率先控制疫情，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西方有些人希望我们“与病毒共存”，也就是要打破这种机遇。

如果真的出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躺平”，导致疫情高水平流行、病毒进一步变异的局面，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这种“封锁”并不会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土地，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科技进步的强大实力，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坚强伟大的党和团结一心的人民。靠国内大循环，完全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并不断发展进步。

我国一些信奉“和病毒和谐共处”论的人，认为西方“群体免疫”的政策比我们的路线更加优越，等西方完成群体免疫了，我们就会形成被动。这种说法是被迷信和偏见盖过了常识。当前病毒还在复杂的变异过程中，认为经过所谓“群体免疫”就会变成“大号流感”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出现。

再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群体免疫”的“躺平疗法”将来经过实践的证明是有效的、是真正可以把病毒的毒性“降低到感冒一样”的（尽管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到时候对我们来说也不会造成任何被动。那时候，我们自己本来就没有几个病人，而国际上的病毒都变成普通感冒了，没有危险了，我们到那时候再从容地、有序地开放，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在现在，美国还每天成百上千死人的时候，冒着巨大的危险打开国门，让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呢？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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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落马的彭波其人其事

昨天的《》一文中，我提到了一件陈年轶事，源于刚看到的一条字少事大的新闻： “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彭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我不禁想起几年前与他的一面之交。

2016年6月18日，湖南益阳商人吴正戈因偷拍违法违纪官员被抓，罪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他被抓时，我就在益阳，而且非常巧的是，我的手机正好放在他的车上充电，当时连我的手机都被当做涉案物品被扣押了，一周后才取回。我不得不作为其辩护人，为其奔走呼号。所谓的“受害者”是当地的法院副院长、庭长、法官及公职人员，偷拍的内容包括公款旅游、赌博、与情人去开房，但都是在公共场所拍摄，并没有酒店里面的镜头。他把这些资料交给纪委，上述八名违法违纪者被内部处分后，向警方报案，说吴正戈雇佣民间侦探侵犯了其隐私，遂以刚修正不久的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罪。

此时在当时引起舆论极大反响，包括人民网、《京华时报》、《新京报》在内的七家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种反腐举措具有正当性，公职人员的隐私应让渡于民众的知情权，不应追究实名举报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责任，当地抓捕吴正戈夫妇属于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但益阳公安机关不为所动，不仅没有放人，而且违反法律规定把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益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在我向检察院机关强烈要求下，才变更强制措施，把他关入看守所。我就是在吴正戈被羁押两个月的时候，见到传说中的彭波的。

2016年8月19日，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领导想约我私下谈谈，关于吴正戈案，时间是晚上，地点是北京西城区的一家茶楼。我虽然疑虑，但为了救吴正戈，还是去了。吴正戈当时被关在桃江看守所，律师根本会见不到。因为每次去会见，办案人员总是在提审。吴正戈已经被批捕，按理说，看守所会见不存在障碍，但办案人员就是掐着点，你不去，他们就不提审，你去他们就提审，并肯定会熬到下班。有位办案人员告诉我，他也没办法，都是领导安排的。我知道此案背后的巨大的阻力，特别想尽快地营救吴正戈。我曾约过当时益阳的市委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甚至中院院长，都无果。

话说2016年8月19日晚上八点多，我如约到达位于西城区广宁伯街2号的金泽大厦，那里有一个号称百年茶庄的茶楼。茶楼古色古香，装饰考究，但奇怪的是人很少。服务员小姐一个个身材高挑，婀娜多姿，想必这里的消费并不低。进入二楼一个包间，中间坐着一位个子不高的五六十岁的和善长者，圆脸，笑眯眯地，看不出任何官架子。但他一说话，我还是听出了益阳口音的普通话。他自我介绍说叫彭波，在中央政法委工作。

事后我才知道，彭波籍贯湖南南县，属于益阳地区，算是益阳在北京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他曾是南县一中的老师，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可比法律系牛逼多了，真正的天之骄子啊。他的学历，也并没有止步于本科，而是在1996年在湖南大学又在职读了个工商管理硕士，在2003年在北京大学又拿了个经济学博士。同时，他的仕途，也从《中国青年报》社长起，平步青云，到中央外宣办某局局长，再到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他在国家网信办任副主任时，上司就是后来被查的鲁炜。

我见他的前一年，他被国务院免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一职，但我实在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他。当时他介绍自己是中央政法委的，我也核实了一下，当时确实是短暂地任中央政法委网络舆情应对和依法处置协调小组组长，“长安剑”微信公众号据说就是他创办的。在我看来，从国家网信办专职副主任，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央政法委任一个小组长，实际上是降职，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误。至于被中纪委调查时的官职，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已经是被权力边缘化了。我不懂官场，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那天落座后，他让人沏了一壶上好的安化黑茶。他应该是那个茶楼的老主顾，因为美女小姐姐沏好茶后，朝他微笑，自觉地退出房间并关上门，甚懂规矩。他跟我说安化黑茶有什么好处，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后来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益阳，转到吴正戈案件上来，他跟我说了自己跟益阳市市委书记私交很好，要我理解他们工作的难处，但看到我狐疑的目光，他又主动说明自己不是受人之托来说项的，只是想说点公道话。他劝我不要再写批评益阳官员的文章，说是为我安危考虑。在他始终微笑的面容下，我已然听出弦外之音，果然是来者不善。

我十几年前放弃进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机会，选择去高校教书，就是自认为自己性格不适合官场，以我的情商活不过两集，所以我不再虚与委蛇，而是单刀直入地问，是否能以释放吴正戈夫妇作为交换条件，我退出益阳的所有事件，不再参与。彭波略有迟疑，但依然不改微笑，说这事他做不了主，若有机会，可以转告。他给我的印象，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清晰，其笑容特别像王刚扮演的“和珅”。表面上永远给你如沐春风的感觉，但事后想想，却泛起丝丝寒意。他给我留的手机号，尾数非常吉祥，是“161616”，不知道这个号码是否给他带来了很多好运。

那天晚上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回家时已经是十点。我没有把这件事跟任何人说，只是在微信朋友圈记录了一下时间和地点。我也没有对他说的“转告”抱有什么希望，此后他也没有再联系过我，或许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识抬举的书生，根本不足挂齿。此后吴正戈被羁押了两年才开庭，他始终未认罪，即使在血压高达两百多的情况下也没有被取保。开庭时我为他做无罪辩护，历经五天的庭审，我们坚持到了最后。他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四年，与骗贷罪合并执行六年。

这五年来，吴正戈被关在监狱，从未屈服，一直喊冤，也自然没有获得减刑。当初抓他的公安局的某些干警，早已进去了，某些领导，也已经落马了。彭波的落马，虽然与此案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仍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他涉嫌的严重违纪违法，一定会查清楚，我也希望他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只是，我不知道当初那些憎恨吴正戈的律师的官员们，当他们自己沦为阶下囚时，到底是指望见到勾兑派律师呢，还是为被告人积极辩护的律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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