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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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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请教老子

看完电影《孔子》，感觉平平。

不过，把圣人还原成凡人的叙述方式还是成功的，起码让孔子可以脱掉古文里的刻板、僵化、清高、保守形象了，让那些课本里的“子曰”可以鲜活起来，对年轻一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行了一个方便。

片中的孔子、南子相见，可以明白胡玫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为了还这个绯闻多多、“美而淫”的女子一个公正的心意，借以更衬托出孔子之“圣”境，并借孔子之口作出南子“好德如好色”这样的评价，让历史给予女性的歧视和重负得以暂时疏解。

片中还有一段孔子请教老子的场景，很美。

俺找出这段史料，方便有兴趣研究儒、道创始人“高峰论道”的伙伴们：

中国周朝春秋时代（约公元前7世纪——前5世纪），中央王室衰微，诸侯大国争霸，礼乐征伐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大夫，甚至陪臣“执国命”，政治权力逐级下移，旧的统治秩序开始打乱，出现了一些社会变革事件，思想逐渐解放而日益活跃起来。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老子和孔子，是两位学识渊博，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人，任周守藏室之史，主管周王室图书馆，著《老子》即《道德经》，授徒传道，创立道家学派。以后衍化为道教，老子被奉为道祖，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李唐王朝赠号玄元皇帝。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主要从事教育，游说诸侯，曾经担任鲁国大司寇行摄相事三月，他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述《易》理（其后学据作“十翼”），创立儒家学派，被后世尊为素王、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由孔子和老子分别创立的、植根和成长于中华本土的儒家思想文化与道家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部分。它们两家互相吸取，错综交织，共存互补，构成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显著特征。而道儒两家的创始人之间，本来就有着不寻常的师徒关系。

孔子知识渊博，并非生而知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根本在于他勤学好问，虚心求索。他长途跋涉向老子请教，就是突出的一例。

关于孔子学于老聃的事，在《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传》里，均有记述。在《礼记》、《孔子家语》、《孔子集语》、《孔子年谱》、《庄子》、《吕氏春秋》、《白虎通》、《潜夫论》等书中，也有记载。大致有几种说法。一是《高士传》、《水经渭水注》所引：“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二是《孔子世家》所说：孔子年三十前，与鲁南宫敬叔适周见老子。三是《孔子年谱》所谓“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聃而问礼焉”。四是《庄子·天运篇》讲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五是《庄子·天道篇》所述；孔子欲藏其所修之书于周室，前去会见“免而归居”的徵藏史老聃。这五种说法，可信程度如何，应作分析。前面所说三次，孔子去东周都城洛阳见老子，实际上只是一次，就是与南宫敬叔一起去的那次。据《孔子世家》所说，当在孔子年近三十的时候。因为《世家》在叙述孔子去周见老子一事以后，讲到当时鲁国周围晋、楚、齐三大强国争战的形势，然后接着说，“鲁昭公之二十年（前522），而孔子盖年三十矣”。以此推之，孔子适周见老子，当在三十岁的时候。为什么又有“孔子年十七”和“三十五岁”适周的说法呢？我认为，都是由于对《世家》的误解造成的。《世家》第四段有“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要其嗣懿子向孔丘学习的一段话，隔了一段，就述说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的事。于是就有“孔子年十七”适周见老聃之说。可是持此说的人，忽略了中间隔这一段所说：孔子及长，尝为季氏史、司职吏，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的经历，而直说年十七适周，是不确当的。“孔子年三十五”适周之说，则基于《世家》孔子适周一段之后的第三段，记有“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后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的事，于是产生“孔子年三十五”适周见老聃之说。但持此说者忽略了在“孔子年三十五”之前，即孔子适周后的第二段，已有“孔子盖年三十矣”的记载。所以再后推到“年三十五”，也是不确当的。至于第四、第五《庄子》说的那两次，其中“孔子年五十一”，南之沛见老聃之说，较为具体，且老聃为孔子说“至道”的内容，在《孔子家语》中得到了印证。最后，所谓孔子欲藏书于周室，而往见已退休居家的老聃，则应是孔子晚年的事，实属虚构而不必当真。根据这样的分析，可以认为，孔子年三十和年五十一，正是青壮年时候，先后两次求教老聃。孔子一再得到这位前辈的教诲，受益不浅，他的好些知识，即来源于老聃的传授。主要有这样几类：

（一）修身处世之术

《史记·老子传》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适周问礼，见老子。辞去，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通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联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对此，《孔子家语·观周篇》则记老子说：“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闻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有己为人臣者”。与《世家》文字略异而意义全同。老子向孔子说的这些话，概括起来就是：为人不必拘泥古训，而应从现实出发。得其时就干一番事业，不得其时则隐没山林。孔子接受了这个思想，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①。老子教导年轻气盛的孔子，要克服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和诸多不切实际的欲望，特别要谨言慎行，不议论别人的不是，不揭发别人的罪恶，否则，将招来杀身之祸。在君、父面前，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不能有自己的意见，才能保全自己。显然，这一套泯灭人的个性，对君父绝对忠孝的奴化说教和保身哲学，是奴隶主们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制手段对人们心灵的铸造，反映了人们在残酷的奴隶主专制统治下立身处世的艰难。而这种思想，又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并公开宣扬、要求人们奉行的处世哲学。孔子观周时，就见到太庙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其背铭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孔子赞同说：“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要同行的弟子记在心上。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所谓为人臣、子者“毋以有己”的绝对忠孝思想，表明忠君孝亲的伦理道德，道家早已很重视，绝不是儒家所专有，而且，作为长辈的老子，以臣子之道教导孔子，还起了加深孔子的忠、孝观念的作用。其后，孔子答齐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君臣父子之道作为政治伦理原则，与受老子的影响不无关系。

此外，老子还对孔子游说列国，不为时君所用的事，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这段话，与《说苑》所记，略有不同，《说苑·反质》云：“仲尼问于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委质以当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委矣”。《说苑》所谓“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不如《家语》“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合情理，当以《家语》为是。老子在这里回答孔子“道之于今难行”的原因时，明确指出：你们这些游说者说得滔滔不绝，而那些国君却听得莫明其妙，两者说不到一起，又怎么能照你说的办呢？这如同隐者桀溺批评孔子时所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都是讲游说者的夸夸其谈，并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所以是行不通的。老子对孔子的教诲，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家语》称，孔子听了老子上述讲话后，当即表示“‘谨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益三千焉”。《世家》也说：“孔子自周反乎鲁，弟子稍益进焉”。

（二）祭祀丧葬之礼

“孔丘年少好礼”，一生讲礼的言论很多，其内容与老子的教导大有关系。据孔子自己讲是来自老子的，目前至少还能看到这样一些文献资料。

《礼记·曾子问》载有四条，现录如下：

1．“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袷祭于祖，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袷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

2．“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

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①患。吾闻诸老聃云。”

3．“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途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

“孔子曰：吾闻诸者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

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4．“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者也，礼与？初有司与？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孔子家语·子贡问》对这件事的记述稍有不同，文义更明白，也都提到“吾闻诸老聃曰”。关于“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一句所指之事，王肃注说：伯禽有母丧，东方有戎为不弋，伯禽为方伯，以不得不诛之。

《孔子家语·子贡问》又记：

“子夏问于孔子曰：客至无所舍，而夫子曰生我乎馆；客死无所殡，夫子曰于我乎殡。敢问礼与仁者之心与？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馆人使若有之，恶有有之而不得殡乎？夫仁者制礼者也。故礼者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异，不丰不杀，称其义以为之宜。故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

以上这些，基本属于丧葬仪礼方面的问题，孔子都说“吾闻诸老聃曰”，甚至他还曾经亲自“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于中受到有关葬礼知识的教育。由此也可看出，老子和孔子这两师徒，都是善于为人办理丧事的行家，亦是精通周代礼制的专家。孔子问礼于老子，确有其实在内容，而并非一句空话。

（三）万物生成之道

先秦道家，注重自然奥秘的探索，而儒家则侧重政治伦理的阐述。在老子向孔子讲授的知识中，就有关于自然学说的内容。

《庄子·知北游》载，孔子问老聃以“至道”。老聃曰：“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无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这样解释“至道”，实际是发挥《老子》40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庄子》所记老子向孔子说的这段话，不能简单地当作寓言看待，因为其中“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即人兽九窍而胎生，禽鱼八窍而卵生的说法，亦见于《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执辔篇》，记载了一段子夏讲人和万物生成之本原的话，请教孔子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孔子答道“是的”，他曾经听老聃这样说过。这段话是：“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偶，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人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以不同。介鳞夏食而冬蛰，龁吞者八窍而卵生，龃（左齿右爵）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无前齿者膏，无角无后齿者脂。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阴主牝，至阳主牡，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诸老聃亦如汝之言。”这些周易的阴阳数理观点，对生物自然现象所作的解释，由于孔子以前曾经听老子说过，所以能作出肯定地回答。这件事说明，易学不仅是儒家所修，道家早有研究，以后儒道两家均用易学思想，解说万物生成或养生之道，亦是早有渊源，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家语》关于“龁吞者八窍而卵生，龃（左齿右爵）者九窍而胎生”的见解，与《庄子·知北游》所谓“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的说法一致，两者互相印证，其为老子向孔子所说，应是可信的了。

同时，老子还以五行生万物之说教孔子。《孔子家语·五帝篇》记说：“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孔子这又是听老子讲的！这条材料表明，我国古代的五行生物说和五德终始论，原来与老聃的思想有关，而孔子乃是其直接传扬者。

另外，我们看到孔子与老子在思想上还有其他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

老子和孔子都以“水”比喻最好的德性。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孔子也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之而无私似德”。两者如出一辙。

老子和孔子都称道“无为而治”。《老子》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孔子也赞扬“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又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些也都表现了老子对孔子思想的影响。

孔子师老子，师徒俩互相赞誉，留下了千古佳话。孔子见老子之前，对老子已很崇拜，他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既见老子之后，认为老子的知识和见解，高深莫测，不及企及，犹如“乘风云而上天”的“龙”。“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大为惊叹。老子则比喻孔子为凤凰。《御览》卷915引《庄子》云：“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有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渊为仁，子张为武。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凤凰，……凤凰之文，戴圣婴仁，左智右贤”。老子以凤鸟比喻孔子，不独有偶，楚狂接舆陆通，过孔子而歌曰：“凤兮凤兮！”亦喻孔子为凤。孔子喻老子为“龙”，老子喻孔子为“凤”，而一龙一凤，龙凤呈祥，历来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标志和吉祥如意的象征。

孔子拜老子为师，这是历史事实。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司马迁，在《史记》的《老子传》和《孔子世家》中都有记述。儒门后学所著之《礼记》与孔子后裔所撰之《家语》，也都一再提及，就证明绝非无中生有。而且，教育者先受教育，要先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对于孔子师事老子一事，大可不必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更用不着极力抹杀，矢口否认。实际上，孔子尊师重教，勤学好问，成为学生和教师的楷模，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当如实地予以评价，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才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从上述孔子师事老子一事看出，孔子尊敬教师，虚心求教，获得不少知识充实自己，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丧葬礼仪，抑或是自然学识诸方面，都从老子那里得益颇多。当他向学生传授或答疑时，总不忘教师的教诲，常常讲到“吾闻诸老聃曰”云云，尊师之情溢于言表。孔子这样好学尊师的优秀品德，不仅是他成为博学多识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给后世以积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继承和弘扬孔子尊敬师长，虚心求知的可贵品德，对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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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行年考

梁涛

周灵王2年  陈成公29年  楚共王21年  辛卯（公元前570年）

〇老子约生于此时前后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文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东汉郑玄《礼记·曾子问》注：“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与孔子同时。”唐孔颖达《礼记·曾子问疏》引《史记》：“老聃，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老子，《史记》云：‘字聃。’又云：‘曲里人。’一云：‘陈国相人。’”唐陆德明《老子音义》：“老子，《史记》云：‘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也。’”

【考辨】老子的姓名，《史记》说是“姓李氏，名耳，字聃。”这给后人带来了许多争论。《正义》引张君相说：“老子者是号，非名。”但近代学者多主张老子姓老。唐兰说：“老聃的老字是他的氏族的名称，因为当时称子的，像孔子、有子、曾子、阳子、墨子、孟子、庄子、惠子以及其余，都是在氏族下面加子字的。”（《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载《古史辨》第四册）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又说他姓李氏呢？高亨说：“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史记老子传笺证》，载《古史辨》第六册）则老子姓老（李），名耳，字聃。又，今本《史记》中有“字伯阳”的说法，但据考证，这是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故当删去（见王念孙《史记杂志》、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

老子的故里，《史记》说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为今河南省鹿邑县。而孔颖达《礼记·曾子问疏》引《史记》则说为“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史记》索隐引《地理志》说：“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可见两种说法并不冲突，苦县春秋时属陈地，自古而言，老子为陈人。但是，陈地不久后即并入荆楚，所以说老子为楚苦县人也不为错。又，陆德明《老子音义》说老子为陈国相人，《郡国志》说：“苦，春秋时曰相。”司马彪说：“相今属苦。”可见所谓的苦人、相人，实际和楚人、陈人一样，都是因为古今异名而形成的。此外，又有说老子为宋人的，其根据是《庄子·天运》说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沛为宋地，故老子为宋人。但《天运》篇并没有明确说明沛就是老子的故里，所以“宋人说”难以成立。今又有人说相在春秋时为宋地，以证明老子为宋人。孙以楷、甄长松引《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由此得出结论说：“春秋相城，为老子故里，春秋之时当属宋地。……老子只能是宋之相人。”（《庄子通论》第58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但《水经注》所说相县，是秦时所置，汉时为沛郡。它是否就是老子所出生的相，尚有疑问。故其说仍难成立。

老子的生卒，后世颇多异说。或相信他与孔子同时而略长于孔子，或认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或怀疑老子本人是否存在。从《庄子》、《史记》等文献记载来看，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说明老子应长于孔子，思想比孔子成熟早。胡适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570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9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此说为大多数学者接受，故从之。

周景王24年  鲁昭公21年  庚辰（公元前521）

〇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孔子三十一岁时，与鲁人南宫敬叔适周，向老子问礼。老子说：你所说的，已经与人的骨头腐朽了，只有言论还在。况且君子得其时则出来做事，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并告戒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史记·老子韩非例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与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定县竹书《儒家者言》：“于大庙右阶之前有铜□，其□如名（铭）其背〈□□□〉〈之为人也，多〉言多过，多事多患也。”《说苑·敬慎》：“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无谓何害，其祸将大。无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人，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趣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徙。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长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临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又见《荀子·宥坐》、《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敬慎》、《孔子家语·观周解》、《孔子家语·正论解》、《孔子家语·三恕》，除《说苑》外，皆作鲁桓公庙。《孔子家语·致思》：“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则丘之道殆将废矣。”《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韩诗外传·卷五》：“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着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又见《新序·杂事第五》，姓名有异。

【考辨】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以往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在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子适周，岂访礼之时，即在十七耶？”另外，边韶《老子铭》、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近人高亨亦持此说，并举出《左传·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以为旁证（见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二）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岁时。阎若璩《先圣生卒年月考》说：“《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也。”此说为今天大多数学者接受。（三）在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岁时。《庄子·天运》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的记载，梁玉绳《史记志疑》说：“盖适周问礼，不知何年。……此本阙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四）在鲁昭公二十一年，孔子三十一岁以前。“因为鲁昭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二岁），周室已发生内乱，打了五年之久，孔子当然不能于周室两派贵族斗争之时去观光问礼。而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也发生内乱，昭公出奔，国内无君，孔子因乱适齐，流亡在外者也有几年，自无‘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之事。而鲁昭公二十六年，周室王子朝已‘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也因之免官归居于陈，孔老自无在周相见之理。”（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31页）（五）在定公十五年，孔子五十七岁时。此说为今人黄方刚提出，他据《曾子问》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左传·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记载，认为：“孔子两见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载《古史辫》第四册）

以上分歧源于文献的不同记载，于是有学者主张，孔子见老子可能不只一次，《世家》、《曾子问》及《庄子》所记载的是不同时间孔子与老子的对话，但以往学者囿于成见，认为孔子与老子只会见过一次，强要把不同资料统一在一起，结果造成混乱。这种看法无疑是有见地的。从文献记录来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适周问礼”，地点是在周（今河南洛阳）；《礼记·曾子问》说“孔子助葬于巷党”，而巷党一般认为是鲁地；《庄子·天运》说“南之沛”，而沛是宋地（今江苏沛县）。可见，孔子至少在上面三个地方见过老子，《世家》所记只是孔、老会面中的一次，地点是在周，目的是问礼，时间应从詹剑峰之说，为鲁昭公二十一年。另，《世家》记与孔子一同问礼的有南宫敬叔，后人多认为他即孟懿子之子，而南宫敬叔出生于鲁昭公十二年，此时仅九岁，他于昭公二十四年方从孔子学礼（详见“周敬王2年  公元前518年  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孔子三十四岁”条），故学者对此多有疑问。但此南宫敬叔未必即是孟懿子之子，有学者就指出“南宫敬叔即南宫滔，字子容者，非孟懿子之子也。”（蒋伯潜《诸子通考》第51页）

周敬王4年  齐景公32年  楚平王13年  乙酉（公元前516年）

〇冬十月，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失官归居王子朝，“景王之长庶子”。有宠于景王，景王欲立之。景王去世后，先后与继位的长子猛、敬王匄争夺王位，混战达五年之久。今年晋国出兵攻周，王子朝出亡时带走大量周室典籍。负责掌管王室典籍的老子可能因此受到牵连，不久免官回到自己的家乡。

【文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丙申，王起师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晋师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铁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阴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盟。遂军圉泽，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晋师使成公般戌周而还。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

【考辨】詹剑锋说：“老子曾做过周朝图书馆之类的职员或馆长，后来免职或辞职回家（“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我们在上面曾说到王子朝把周室的典籍带跑到楚国去了，老子所掌管的典籍想必也被带走了，老子因此免官，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史记》谓‘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也是可信的。老子既‘免而归居’，自然是回到南方老家，从《庚桑楚》篇南荣趎南见老子，‘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可证。”（《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51页）詹氏所说可取，今从之。

周敬王6年  鲁昭公28年  丁亥（公元前514年）

〇老子归居，相传与孔子讨论仁义老子丢官回到家乡不久，孔子再一次前去拜访。孔子与老子就无为而治还是仁义之治展开了论辩。孙以楷、甄长松说：“这次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人性究竟是什么？孔子认为仁义是人的本性，仁义的表现是泛爱无私，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利己；或者说，以利人开始，换取利己的结局；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利关系，这种关系只不过被仁义加以修饰而已。老聃认为这种做法是矫情之举，是绕了一个弯子，最终还是回到个人生存问题上来，亦即归为生养之道；而生养之道最根本的还是自然。因此，老子认为仁义之说实在是迂阔得很，而自然说则直面人生。”（《庄子通论》第61～62页）

【文献】《庄子·天道》：“孔子西[观]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观]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囋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愦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揭仁义，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辨；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考辨】《天道》篇记子路云：“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可知孔子这次拜访老子是在老子免官归居不久，老子免官是在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估计当在本年前后，暂列于此。这次会面的地点，当在老子的故乡陈苦县厉乡仁里（今河南省鹿邑）。

周敬王9年  鲁昭公31年  庚寅（公元前511年）

〇老子在鲁，孔子从其助葬老子在沛居住一段时间后，可能在孔子的邀请下，来到了鲁国。老子在鲁期间，孔子曾随老子助葬。在送葬的路上遇到日食，老子让孔子把馆柩放在道路右边，停止哭泣，观察变化，等日食过后继续进行。事后，老子讲解了送葬遇日食要停止行进的道理，使孔子受益非浅。

【文献】《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注：音gèng，道也）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星见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注：音店diàn，病也）患。”吾闻诸老聃云。’”《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袷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途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礼记·曾子问》：“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欤？’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考辨】《曾子问》说“助葬于巷党”，巷党学者多认为是鲁地。刘汝霖《周秦诸子考》说：“巷党不冠以国，必鲁地。因孔子、曾子皆鲁人也。《子罕》：‘达巷党人曰’，按康有为读法，达字联上章，此章只余‘巷党人曰’四字。由此可知，孔子问礼地在鲁国。”“助葬”的时间，前人多有歧说，从事实判断，当在老子失官以后，如果老子以征藏史的身份来鲁国助葬，则不好理解；另外，“助葬”时有日食。据《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今年正符合这两个条件，故列于此。

周敬王19年  鲁定公9年  庚子（公元前501年）

〇老子居沛，相传孔子往见之老子在陈居住一段时间后，因为躲避战乱，来到了沛。这时孔子感到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道，便前往沛，向老子请教。孙以楷、甄长松说：“这个孔子五十一岁所未闻的道不是普通的社会政治之道，而是自然大道。所以，当老子问孔子是怎样探求道的时候，孔子回答道：‘求之度数。’这个‘度数’并非社会制度名数，而是天体运动的度数（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之类）；孔子又进而回答说‘求之于阴阳’。度数也是阴阳变化之数，所以求之于度数仍不得，才进而求之于阴阳。看来，孔子探求天道的路径并不错，但是还没有达到把握天道的程度。当孔子向老子求问天道的时候，老子告诉说：……道不可献，不可进，不可告，不可与，必需通过内心领悟，才能真正把握天道，内心不悟，强从外入，那是不可取的。老子认为必需帮助孔子问天道之后，很快又把话题转到了仁义问题，指出仁义只是先王住宿过一夜的旅社，并不是永恒的真理；他希望孔子能够顺任自然的变化而不为物欲所滞塞。”（《庄子通论》第63页）

【文献】《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慄，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庄子·知北游》：“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枝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天地》：“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言曰：“离坚白若悬宇。”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执狸之狗来田，猿狙之便来藉。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孔子家语·五帝》“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孔子家语·执辔》：“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月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于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以不同，介鳞夏食而冬蛰，龁吞者八窍而卵生，龃嚼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者前齿者膏，无角无后齿者脂，昼生者类父，夜生者类母。是以至阴主牝，至阳主牡。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女之言。’”

【考辨】《庄子·天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今年孔子五十一岁，故列于此。

周敬王28年  宋景公25年  鲁哀公3年  己酉（公元前492年）

〇老子居陈，相传孔子拜见老子孔子在陈国时，可能与居住在陈国的老子见过面。此时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已经有了深入研究，自以为理解了其中的道理，然而他周游各国，讲解先王的道理，阐扬周公、召公的业绩，却没有被一个君主所取用。于是他向老子感叹道：太难了！是这些人难以说服呢？还是道理难以讲明呢？老子则指出《六经》只不过是先王的陈迹，并不是“所以迹”之道；孔子之所以不遇于诸侯，并不是道之不是，而恰恰是因为孔子并没有得道。老子再一次向孔子讲述了本性不可改变，命不可变更，时间不可止留，道不可闭塞的道理。

【文献】《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说苑·反质》：“仲尼问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听，言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委也。’”

【考辨】老子失官后一直居住在陈国，所以孔子来陈国时可能拜访过他。孙以楷、甄长松说：“孔子这一段话，表明他已游说很多国君，但不明白为什么六经先王之道、周召之迹不能被各国君主接受，他只能感叹‘人之难说也！’这正是孔子游列国之后即将回鲁的心态。我们说孔子这次会见老子是在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就是据此作出的判断。”（《庄子通论》，第66页）孙以楷等认为老子在陈会见孔子，有其可取之处，但认为这次会面是在鲁哀公九年，则有误。孔子今年来到陈国，一年后离开陈国来到蔡国，此后没有再来过陈国（参见“周敬王20年  公元前491年  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条），故列于本年。《庄子》的这一段记载，可能有虚夸成分，故只能作传说看待。

周敬王39年  鲁哀公14年  楚惠王8年  庚申（公元前481年）

〇老子出关，著《道德经》上下篇《道德经》，又名《老子》，春秋末期老子所作。通行本为三国魏王弼注本，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老子》，整理者分为甲、乙、丙本，共二千零六十四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为现存最早的抄本。基本保留了老子的思想。道教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藏》中收有各种注疏本五十种。现存注本有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三国魏王弼《老子注》、明焦竑《老子翼》、清魏源《老子本义》等。近人校本有高亨《老子正诂》、朱谦之《老子校释》、马叙伦《老子核诂》等。

【文献】《庄子·天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考辨】《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现代学者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早出说，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一书成书于春秋末年，郭沫若、吕振羽、高亨、张岱年、李学勤等人都持这种见解；二是晚出说，认为《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间或汉文帝之时，顾颉刚、刘节等人持这种见解；三是早出和晚出之间的战国说，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又存在战国初期和晚期的差别），王国维、梁启超、冯友兰、侯外庐等人持这种看法（关于《老子》年代的争论，参阅《古史辨》第四册）。七十年代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出土，基本否定了《老子》晚出的看法，证明《老子》是秦代以前的作品。九十年代郭店竹简《老子》甲、乙、丙的发现，为《老子》的成书提供重要佐证。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前三世纪初，为战国中期偏晚，有学者推定为公元前三○○年左右。简本的抄写应该比此更早，考虑到古籍的流传有一个过程，《老子》出于春秋老聃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简本《老子》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老子》为老子所著，特别是更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王中江《郭店竹简〈老子〉略说》，《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目前学术界的分歧集中在简本是一个完整的传本还是一个节本：郭沂认为“简本是一个完整传本”，“今本是后人在简本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编、增订而成的。”今本《老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中国哲学》第二十辑）。但据发掘报告，墓葬在发掘时已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所以多数学者倾向认为简本并非一个完整的抄本。李学勤先生则认为“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可能系关尹一派传承之本，其中包含了关尹的遗说。”（《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8日）

老子出关时间不可详考，因明年老子去世，故列于本年。

周敬王40年  楚惠王9年  卫庄公1年  辛酉（公元前480年）

〇老子游于秦，不久去世老子，春秋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道家创始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周衰，西出函谷关，退隐。著有《老子》。提出作为万物根源的“道”，道生于天地之先，处于万物之外，是一种无形体、无匹敌、无所不在的“虚无”。宇宙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认为“道法自然”，否认传统的天命思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意识到语言概念和感性经验的局限性，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认为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是不能被感知。主张“塞其兑，闭其门”（《老子·五十二章》），“不行而知，不见而明”（《老子·四十七章》），排除感性经验，不用语言概念，通过“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的沉思冥想直觉万物。甚至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提出“绝圣弃智”，取消人类的人为，回复到婴孩般的纯真状态。认识到事物之间的依存和转化，“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八章》）但又主张消解矛盾，最终“复归于无极”（《老子·二十八章》），“归根曰静。”（《老子·十六章》）。抨击当时的统治者，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争乱的根源在于人为和多欲，“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提倡“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章》），欲使社会回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老子·八十章》）的状态。其学说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各种哲学派别都从不同的角度吸取、阐发他的思想。道教奉之为教主，称“太上老君”。历代统治者又封他“太上玄元皇帝”、“混元上德皇帝”等称号。

【文献】《庄子·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间，是以不敢。今间矣，请问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庄子·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货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考辨】老子卒年不可详考，胡适说：“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90多岁罢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9页）今从胡适之说，列于本年。

200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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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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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先锋杂文系列
　　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孔子
　　国内外各类贱种华人不断隆重推出不懂科学技术，只会玩人、阴人、自私自立、以自我为中心的、疯狂篡改历史文化、拼命维护人治与专制社会的奴才——孔子，目的是在继续巩固和扩大中国“人治与专制社会”的基础这一宗旨。历史证明，中国历代统治集团一旦普遍腐败或者普遍心黑，就会立刻推出孔子，以此来麻痹愚弄人民群众。老子早就痛斥孔子之徒了：“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而不安。”当今社会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拨开云雾，剔除历史尘埃，暴出许多惊天大揭秘，还原许多历史真相，旗帜鲜明的要彻底根除玩人误国的孔家店。并以此来证明：孔子是婊子养的杂种,等等。
　　维护“人治与专制社会”的儒教，每个字都凝聚着中国畸形文化的意识形态，儒教烧书断史绝其道，再“绝”也绝不了中文古义；儒教“废五畴以伸上帝之孤尊”，再“尊”也尊不过中国“三皇五帝”神器的本义。依据《黄帝阴符经》《尚书》《关尹子》《老子》和现代科学技术整合的《五帝心理》，如关尹子定位“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礼，以此和天下可以作乐，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财，以此周天下可以御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观天下可以制器。”完全可以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直至彻底消除人类的精神心理疾病，根本用不着孔子之徒和儒学迷们在中国煽情装蒜。人类在进化中的环境尖刻凶险，紧张于避险生计，蒙昧而不迷信。中国古人在谋生经验交流传承中，把入心的天地人信息叫“阳符”，把出心的精神意魂魄举措叫“阴符”，这就是“三皇五帝”的雏形。古人对这些信息“象形指事假借会意转注谐声”地交流记载中，铸就了中文华语的思想工具。周公制定的《周礼·大司徒》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关于这些信息的教育体制。当时的“射”指心射知识，教“三皇之知”，“身矢”箭不用射字；“御”指心御五行，教“五帝之所连”，驭马不用御字，是后人弄乱套的。
　　中国人开始沸腾了，军阀混战，亲上亲下投机权谋犬牙交错。美国林肯“亲下以谋上”的三民主义民主，苏联“亲下以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先后一股脑地涌尽了中国，“五四运动”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日本也借用中国的“王道乐土”的理由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人不说对日“反侵略”却说“抗日”，究其原因也是出于这种合理的忌讳。是啊，“王道乐土”离中国人太遥远了，近现代人甚至把“一贯三，王”统一天地人的科技能力，也模糊成“废五畴以伸上帝之孤尊”的祖宗崇拜了。依六书思想，中文皇字可拆解为白王，白王指人人能成王，庄子“三皇之知”就是指天地人知识体系；中文帝字原本指果蒂，孔子“昔者吾闻老聃曰天有五行……其神谓之五帝”就是指心理精神意魂魄经验对世界水火土木金行为的属性。《尚书》记载大禹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司马迁《史记》是汉武帝“绝其道”的产物）。“秦始皇”想霸占中国人的知慧能力，“汉武帝”想霸占中国人的逻辑能力，当今中国统治集团想霸占中国人的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能力。古人所谓的“王道乐土”，就是指把握中国“三皇五帝”神器创造的福利国家，日本人不懂它的真实内含却以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合理”借口。当时中国与日本国比较，科学技术力量相差悬殊。
　　二次世界大战尾声，苏联机械化军队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中国、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战争历史，已翻页。不知醒悟科技力量无穷的中国人，总想装出抗日英雄的架势，藐视苏联机械化军队和美国原子弹逼降日本的实际，实际是装蒜。接着，就在中国本土上展开了美苏意识形态的争霸战。美国支持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先进的飞机大炮，苏联支持“不合法”的中共取得其所占领的东北根据地援助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重工业基础。国民党“亲下以谋上”的民道三民主义，没争过共产党“亲下以谋上”的民道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取代了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根据史料披露，《论语》大部分都是剽窃《商汤·多方简》的，因此老子才批评他“今子之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孔子以商朝仁窃周朝义，穿商朝鞋走周朝路！历史记载是后儒圆谎的胡说八道！“《论语》注”那是剽窃的圆谎而已。孔子的言论主要是剽窃商汤“《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史料的。老子批评他以仁非义：“今子之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孔子篡改周公教育体制。孔子篡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见于周公周礼；“礼乐诗书易春秋”见于孔子。周朝六艺教育体制在“单氏取周”时被投机的孔子篡改。
　　周朝六艺教育体制：
　　教“礼”以交际，
　　教“乐”以达情，
　　教“射”以认识（周时射箭用“身矢”，射专用心射认识、猜谜），
　　教“御”以管理（周时御马用驭，御指心御，如王驾御臣民），
　　教“书”以承前，
　　教“数”以规算。
　　孔子篡改周朝六艺教育体制：取消认识管理规算课，增加抒情诗和“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课，让人人放弃科技学算卦“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
　　孔子“天下归仁”盲目关爱论是玩死人不偿命
　　跟我玩“群众路线”？我玩事也不玩人啊！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玩事不玩人！关爱人，仁在玩事中不在玩人中。孔子篡改“天下归事”为“天下归仁”是否定人在事中关爱，提倡盲目关爱论，是玩死人不偿命！故，篡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为本”为“以人为本”，形同对人说“以人为本”对狗说“以狗文本”，是屁话一堆！
　　是中国人身贱不识真言，还是“后儒以理杀人，谁付怜之？”——清·戴震。
　　西汉《纬书》和《郑板桥家书》明确记载孔子把中国古书96∕100以上几乎烧绝，造成中国“断代史”，可是至今中国主流思想仍当没事儿！
　　身为中国人竟世代与烧书贼丑类为伍还膜拜不息。易经八卦究竟产生在何时？有一个先决条件：得先定位“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三皇五帝”“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大局下，八卦之说只能是空中楼阁胡说八道！而这个定位，你就是查遍中国所有古籍，也是始肇于孔子。易说“伏羲画八卦”，可《尚书》大禹的“洪范九畴”都没此说，更何况远古？！
　　想证明易经八卦先于孔子的最简单办法，是找出在老子“负阴而抱阳”规律概括以前，有“一阴一阳”规律的概括，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推演。否则“负阴而抱阳”的理论指导下产生不了八卦说教！如果找不出来，你们就闭嘴吧！
　　结论：所谓“易经八卦”是孔子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捏造的迷局，它造成了“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废五畴以伸上帝之孤尊”的愚民社会。
　　《道德经》和《圣经》因果意义之谜：道德经和圣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书！圣经就是叙述的一本书，当然里面有寓意但比起道德经的智慧之差点不是一星半点。至于圣经的销量是第一，您知道我就有好几本都是基督教送的。东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没有一个否定老子思想的，但是西方就有很多人否定了上帝，更不要说是东方了。叙述至少还有点历史价值，云山雾罩的大忽悠就没什么价值了。知道圣经的人比知道道德经的人多。读懂道德经的未必愿意看圣经，读圣经的未必喜欢道德经。
　　东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没有一个否定老子思想的。不能被否定的，往往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道可道了两千多年，还是没什么出息。两码事，基督那是宗教迷信，老子是哲学。圣经是宗教用书，成书是很多人把很多故事编在一起，可能有一些历史记载。道德经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哲学仅仅是其中之一。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单氏取周”孔子烧书断史把中国传统的科技思想体系都给弄乱套了，原古造就的“三皇五帝”，阳符阴符思想体系被扭曲为人物崇拜，“大禹治水”治道造就的“洪范九畴”被矮化，“汤以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被孔子盗用反对“武王同德度义”“景王修义经·铸无射”，目的是“废五畴以伸上帝之孤尊”搞党派宗教思想崇拜。从此，世界失去了阳符阴符的中国思想宗旨，仙佛轮回上帝膜拜的宗教从此泛滥成灾。孙中山说“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中国“单氏取周”的灾变，是所有宗教的发源理由，也是造成《道德经》和《圣经》因果意义之谜的成因。
　　要说玩人，世上最高者莫过于孔子：他先玩了老子，得以入周朝学府就读；接着玩单穆公“天下为公”，得以“侥幸封侯富贵者也”当上周敬王“孺子王”相当教育部长；接着玩世人“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捏造“易经八卦”“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
　　孔子把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自然规律概括，定位成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人为阴阳较量意图，孔子把“负抱”判断硬说成是“之谓”意图，从而歪曲了科学事实求是精神为是求事实的较量。他进而歪曲中国规律观念“道”为极端判断“太极”，说什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把人类知无为有的科技精神歪曲成了是非取舍的推演图谋。他捏造的易经八卦迷失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陷中国科技思想于是非“二极管脑瘫”状态，竟长达两千五百多年之久。不求科技求是非的“二极管脑瘫”“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致使世界“太极”轮回“太极”上帝等迷信横流。孙中山《建国方略》说的“唐虞三代……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驾齐驱”，一个古代的科技大国——中国，竟然堕落成了世界宗教的发祥地。
　　“电子管”是近代的科学技术，二极管又称开关管。电子信息经过阻容于开关，再经过阻容于放大……CPU控制。会意词“二极管脑瘫”瘫在是非，它使人与社会的正常心理陷于凝滞以致瘫痪。
　　“二极管脑瘫”表现。
　　中国古代史一个科技大国，孔子编撰的《尚书》记载了大禹治道《义经》“洪范九畴”，商汤治仁《义经》“多方简”，周武治义《义经》“同德度义”到周景王修义经成《老子》。老子文的宗旨在进行“道者德者失者”既企业服务业事业的明确分工合作制改革，以消除周朝基业五百年的官二代“余食赘行”。这引发了当时贵族叛乱，老子的学生孔子恰在此时在鲁国组建朋党拉起“天下为公”大旗。这得到政变贵族们的赏识“侥幸封侯富贵者也”，被破格提拔为周敬王的“孺子王”。孔子得权后视察各诸侯国，形同过街老鼠。为此，他有一反“天下为公”为“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韩非子评介这一政变为“侵下以谋上”，贵族叛乱制造了中国和世界的“二极管脑瘫”。
　　看看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史，处处都写着“是非玩人”四个大字！君主制是“是非玩人”，民主制是“是非玩人”，四大名著是“是非玩人”，三五反，反胡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统统都是“是非玩人”！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不玩人玩事了，结果中国经济腾飞跨越历史。可是“三个代表”出台以后，中国的玩人运动又被激活了。现代中国的情形，可相比于两千五百年前周景王对官二代“余食赘行”的改革时期，面临的都是贵族叛乱问题。
　　一次“助葬”被老子特招到国学学习的孔子，见周乱有机可乘，便回鲁建朋党重新拉起商汤《多方简》“天下为公”的大旗，反对景王“公乃王”改革。故被“侵下以谋上”的单穆公重用，《庄子》记载他被“侥幸封侯富贵者也”，《论语》记载他代替被杀的宾起，当上了周朝的孔文子。但各诸侯国并不认同，在它带领党徒的视察各国时，形同过街老鼠。因此，他愤怒地焚烧了几千年传到周朝的典籍，美其名曰“修春秋”；杜撰易经八卦，代替五行之运，美其名曰“赞易道”。目的是“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离间上下制造两头堵的愚民思想。据他的后代西汉孔安国钦命修《尚书·序》记载，孔子行为是“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孔安国修下来的史料“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故称《尚书》为《经书》，“其余送官藏之书府”为《纬书》。《郑板桥家书》对《纬书》评介“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孔子这个天字号的民族败类，估计将中华古文献3240篇烧掉2689篇，仅剩6/100左右。
　　综上所述，现在的中国是中华5千年最缺德时代。
　　原创//中国文化剑客//萧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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