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英国贵族以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名义发动全民大起义，迫使英王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arta]。这份堪称世界史上第一份“人权宣言”的文件，规定了许多对于臣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保障，认定他们享有的天赋权利独立于英王的意志之外，英王不得随意监禁或放逐他们。
自由大宪章(1215)
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兼领爱尔兰宗主，诺曼底与阿奎丹公爵、安茹伯爵约翰，谨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森林官，执行吏，典狱官，差人，及其管家吏与忠顺的人民致候。
由于可敬的神父们，坎特伯里大主教，英格兰大教长兼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斯提芬；杜伯林大主教亨利……暨培姆布卢克大司仪伯爵威廉；索斯伯利伯爵威廉……等贵族，及其他忠顺臣民谏议，使余等知道，为了余等自身以及余等之先人与后代灵魂的安全，同时也为了圣教会的昌盛和王国的兴隆，上帝的意旨使余等承认下列诸端，并昭告全国：
(1)首先，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坚决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关于英格兰教会所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需之自由选举，在余等与诸男爵发生不睦之前曾自动地或按照己意用特许状所颁赐者，——同时经余等请得教王英诺森三世所同意者——余等及余等之世代子孙当永以善意遵守。此外，余等及余等之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余等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并允许严行遵守，永矢勿渝。
THE MAGNA CARTA
Preamble:
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nd Aquitaine, and count of Anjou, to the archbishop, bishops,abbots, earls, barons, justiciaries, foresters, sheriffs, stewards,servants, and to all his bailiffs and liege subjects, greetings. Know that,
http://www.xianzheng.com/lxda/de ... D=19&className=立宪文本&typecat=外国立宪档案馆
从上面的英文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看:God被翻译为了天。可见，我们用“天”来表示西方人说的神。因此，神赋平等绝对正确!
美国人喊天赋人权也是为了争取人权.《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开头说：“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有必要解除其与另一民族相连结的政治桎梏，并按照自然法和上帝的意旨在世界列强中取得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真诚与尊重，要求他们必须将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承认有一位造物主，所有的人都是被他创造的。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是上帝赋予给每一个人的，因此，任何政府和个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人的自由，践踏人的尊严。相反，当人的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人们可以起而反抗，改变政府。
有些人听到上帝就不舒服，尽管上帝从来没有、也不屑于坑害他们；也许上帝的爱和真理使他们感到恐惧。北京最具学术性的商务印书馆，在刊行美国《独立宣言》时，竟将造物主加上引号，将上帝译成神明，将“人人被造平等(All men are create dequal)”译成“人人生而平等”。当权者绝不愿意让中国人知道自己是在“被上帝所造”时享有平等的。
有人说
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特地在“神”之前以“自然”一语修饰，以表明他们所说的“神”与“自然”等价。《美国独立宣言》的通行中译本的译者显然不了解其起草者的自然神论信仰，将“自然及自然之神的定律”
批驳: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人们说"我的书",能推出"书"与"我"等价吗?是因为你狂妄自大,自认为比上帝伟大,你根本否认神!
在希伯来语中,造物者专指上帝.
独立宣言用英语,其造物主也是指的上帝.
你不要以己度人,你不相信神,就以为1776年的美国人不信神.你完全错了
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是因作者在1812美英战争之初，看到国旗在英军的进攻下，依然高高飘扬而心潮澎湃，触景生情，一气呵成的。1931年美国国会定其为国歌.
搜索遍大陆的网占,没有美国国歌的全文翻译,而且把信仰上帝的话全部删掉.下面是美国大使馆网的翻译.
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infousa/AmReader/GB/p99.htm
哦，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
我们在暮色将尽还自豪为之欢呼的旗帜，
是它的阔条明星经过艰险的战斗，
依然迎风飘扬在我军碉堡上。
炸弹在空中轰鸣，火箭闪着红光，
一整夜都成为我们国旗依然存在的见证，
哦，那星条旗是否还飘扬在
自由的国土，勇士的家乡！
………
哦，当自由的人站在可爱的家乡，
面对战争的创伤，
愿星条旗也像这样长久飘扬，
愿上帝拯救这片土地，
赐予和平和胜利。
赞美那创建和保存我们国家的…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们一定能战胜。
我们座右铭是：“信奉上帝”！
星条旗在胜利飘扬，
飘扬在自由的国土，勇士的家乡！
西方政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如果你参加过美国的教会活动，你就会明白美国之所以能够实行民主，决非偶然。教会中的重大决策，莫不是透过民主程序制订的。教会所属的每一个团契，其人事、经费、活动，亦皆是透过民主程序决定。一切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组织严密，规章详尽，有条不紊。
美国教会既发达，而美国的宪法精神又以圣经为蓝本，政治制度与教会行政制度，几乎近似得像双生子。可以说，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美国人从小在教会受训练，走进政府以后，把教会所学习的运用在国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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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用骂别人,有真本事,你就指出孔子的哪句话合乎当代的人权思想,又有哪些话是反人权思想,各占多大的比重.
人权的思想，杨朱早都能说出来，孔丘就说不出来吗？儒教把杨朱学说灭的一干二净，现在仅仅能看到别人引述的杨朱的话了。儒教是天子第一号反人权！
既然你们说儒家有丰富的人权思想.首先要把人权弄清楚.连人权都没有搞清楚,就胡言乱语一通,那不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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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主诞生于新教国家
153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年在位）以镇压再洗礼派为由，在尼德兰（现在的荷兰）强化专制统治，查理在位期间有5万以上的尼德兰人被以异端罪处死。
1566年，尼德兰暴发了以破坏圣像为前兆的人民起义，开始了长达40年的反抗专制压迫的民主革命。1572年，荷兰省议会就宣布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享有同等的权利，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荷兰为各色人等提供避难所而闻名。大批商人、银行家和工人因逃避战争破坏而移居荷兰；在别的国家受迫害的犹太人、知识分子、胡格诺教徒，在这里都受欢迎。1575年创办了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莱登大学。1609年，西班牙承认尼德兰独立（明朝万历皇帝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尼德兰以加尔文宗为国教，成了当时各国新教徒的避难所。
在以新教为国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作家与信众对世俗政府发出强有力的抗议，并声称社团保留有变更政权的权力。例如苏勒(Suarez)说天主教人民对于新教国王没有无限制服从的义务。执政者权力来自主权人民的许可。这种代行的权力，只有一种条件下才可保持，即执政者必须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这就意味着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这点恰恰是宪政的核心。在另一方面，新教徒为了新教的利益，也强调主权在民的理论。因为他们是多数，由于他们与国王有相同的信仰，强调主权在民将使国王的巨大权力赋有正当性。这是一种情况。
善救济；保护老人、儿童，提高妇女的地位；禁止酷刑，严禁株连无辜；作战不能伤及平民，也不能杀害或虐待战俘；消除古代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残余等。
当代美国大哲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便承认，宗教改革后产生的宗教宽容思想，正是近代西方所珍惜的思想自由及信仰自由的起源；而宗教多元的局面又带来社会文化其它方面的多元化。因此，他同意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源自宗教改革。
人类能有今天的自由，与耶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数坚强的殉道士用他们的血肉之驱，与皇权抗争、与专政抗争、与兽性抗争，他们是人类自由史上闪光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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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平等之源
上帝按照它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为人奠立了极高的地位，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性，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平等，这种意识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亨廷顿认为：基督教之所以有利于民主的产生和巩固，是因为它强调人的尊严。
基督教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建立起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的观念。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人，人人都有神的形象、都有神性(虽因犯罪而失去)，故人是生而平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切平等观念的基石。无论你是谁，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都要为自己行为负完全责任。在世界末日的大审判中，人人都一样的受审，一样的定罪，一样的受刑——地狱的永刑——绝无例外。若要灵魂得救，得到永生，也得自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没有例外。延伸到属世法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便理所当然。
圣经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21：24)。这段教导的精义是要求人们要限制报复的程度，保持对等原则，报复不能超过原罪行造成的伤害。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伦“汉摩拉比法典”里也有这样的记载，“一个人如果毁掉别人的眼，则应以毁掉他自己的眼为惩罚”。
上帝颁布律法，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有限的报复来约束无休止的杀戮，是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弱者的保护，这正是体现了上帝的大爱。除“以命还命”的罪外，都可用赎价去替代。“子不必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18：20）。
相比之下，中国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连座制则是多么惨无人道！
圣经中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说，你是我宝中的宝，妻子是丈夫的心肝。这是人类第一对夫妻神爱的关系。所以，在西方才产生女士优先的概念，才有自己的老婆单独出去老公连忙给闭孕套的举动。
《圣经》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民数记27：8）。“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妇说：若他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歌林多前书7：8）。
夏罗蒂.勃朗特1836年曾把自己的诗歌邮寄给当时的英国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请他指教。这位大诗人回信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说她没有文学的才能。可夏罗蒂.勃朗特并未灰心丧气，终于在十年后完成出版了《简爱》，成为世界名著。书中的简爱对罗切斯特说：“我们终将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中国皇帝刘邦却有这样的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 在中国，女人被缠脚一千多年。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女人被缠脚1千多年，女人象贼一样被男人防着，在礼记里都是男人优先，这被称为大男子主义。
中国男人视女人为玩物、为衣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不信独一无二的真神，没有人人皆是上帝的儿女的思想，也就没有平等观念。
圣经中上帝尊重妇女的教导，比起儒家倡导的妇女从一而终、女人只能守寡、男人却能三妻四妾的婚姻奴役，不知文明多少倍！
第二，基督教使平等具有了超验的意义。只有跳出世俗的框子，从超验的视角出发，才能意识到人是独立自为的个体，是向上帝负责而不是向他人负责，才不那么功利狭隘。只有在人之外设定一个超越的他者，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才能确定起来。这个他者既然是与人有别的，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
你站在海边，海是无风三尺浪，一点都不平。要是你站在高山上看海呢，你会觉得海平如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对高山，小小的三尺浪可以忽略不计。当我们共同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还能分得出谁高谁低呢？在基督教看来，在主内，在神面前，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他们互称兄弟或姊妹。这是平等的真正起源。
人的平等不是建立在人的权柄上，而是建立在神的权柄上。在基督教看来，神的胸怀对所有的人敞开，基督是最大的平等主义者，而且是握有权柄的平等主义者，无论是异邦人、奴隶，还是麻疯病人、妓女，上帝对他们一视同仁，都接纳他们成为主的信徒，信徒之间是平等的，都在神的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绝不因性别、种族、疆界而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后来种族、妇女、奴隶的全面解放。
基督教每一座乡村教堂的基本格局、基本功能、崇拜礼仪和崇拜对象，都同王公贵族甚至皇帝宫内的教堂完全一样。
普通的基督徒，也是同王公贵族处于同等地位的。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并参加崇拜仪式。有一次，他的随员发现有一位讨饭的也和大帝一起崇拜，就认为高贵的皇帝不应该和低贱的人在一起。君士坦丁回答说，在上帝面前人与人没有贵贱之分。
一个下等阶层的基督徒，完全可因其信仰虔诚而得到比堕落腐化的王公贵族更高的尊敬。反之，神职人员、王公贵族甚至皇帝本人，都被视为带有原罪的人，在宗教方面是无法趾高气扬或享受特权的。著名的卡诺莎城堡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反观中国儒家文化区，等级辈份的思想根深蒂固。一个80岁的老头由于辈份的原因要称呼一个三岁小孩为爷或为叔。在儒家的土壤里，怎么会有平等？
第三，基督教的平等不仅是信仰上的平等，还是权利的平等，这种平等具有法律意义。这里的法律主要指神的法律，是一种神权保障。神权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上帝所拥有的绝对统治权，二是人所拥有的平等的社会权利。人人平等的平等权利在基督教社会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法权，这种法权所依靠的不再是古代的罗马法，而是神法。
希腊罗马时代的自然法确定了法的超越性，显然具有准宗教神权的意义。在自然法之下，人的平等权利达到了最大化，西塞罗等罗马法学家们视奴隶与公民具有同等的权利，这一点显然接近基督教所建立的那种人人平等的神权思想。
基督里的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尤其在基督教国家，已化入文化深层，无论在家庭、学校、社会、政府、都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尽管职位不同，但人格一律平等。
大体来说，受基督教影响越深的国家，越能将平等观念落实到每个层面；从家庭成员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人格平等；到学校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乃至社会上民间企业的老板与雇员；政府官吏百姓之间绝无阶级之分；就连国家元首也毫无特权。大家同为上帝儿女，虽然职位与责任不同，彼此皆须互相尊重，人格绝对平等。
天主教则有七层等级[比中国的等级少多了]，平信徒见过教皇要行跪拜礼，没有参与圣工的资格，妇女不能在弥撒中担任服事，连诗班都由男性(童音代女声)担任，平信徒连向上帝祈祷的资格都没有，要向神甫告解。
回教中的教士们，说话如同圣旨，谁敢唐突？“魔鬼诗篇”作者对回教语涉不敬，立即受到追杀的指令。报载大马的回教法即将提到国会，如获通过，即将实行，其中触犯盗窃脱教等罪，将受到截肢断腿的惩罚，读来令人胆裂。回教的多妻制，妇女不但在今生，连将来在天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权利，处女甚至被当作奖品。
凡无神的社会，处处等级森严、特权林立。无神的社会，由于大家把那个至高无上的人当成崇拜对象，也就没有平等的立足之地。当否认上帝的时候，就否认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不可避免地要沦落到动物界血腥专制的境地。
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参照，没有对神的体认和感念，就不会有平等。如果以自我为主轴，眼中所见无一不是贫富悬殊的等级秩序；那么人要求上进，只是把现世的名利作为追求的终极价值。象孔子那样，视当官为君子成圣之途，视种地为小人堕落之门。
道家主张齐物，人与万物等量齐观，又未免过分贬低人的地位了，人人认同自然，与万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价值？当然就会被不仁者“以万物为刍狗”了。正好为暴君准备了奴役的张本。
至于佛，先说众生平等，把人与禽兽同列，是践踏人性。继又主张众生在六道中轮回。造孽太多，打入畜牲道受报；当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萨道，受人供奉膜拜。显然各道之间，受到极不相同的待遇。印度教则将人分作四种阶级，下层阶级的人连上层的影子都不可践踏，极为森严。下层阶级的人连转生都不可能，而上层阶级的人才可以轮回，投生到同一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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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及其致命缺陷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全面恶化，很多人病急乱投医地胡择药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并以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为名，大肆向民众兜售鼓吹孔孟之道等历史垃圾，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历史沉渣纷纷泛起。
我留意了一下一些儒教分子的言论，特别是台湾一个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人写的鼓吹儒教的书。且不说他书里面那些可笑的常识性错误，如已经被很多专家如张中行指出的作者对“无友不如己者”“不如诸夏之亡也”等含义的解释完全是不顾常识按照自己的需要蓄意曲解篡改，甚至连通假的常识都不顾了。但说以此为代表的儒教分子的那些戏说历史的弱智言论，完全是在故意误导没有古文根基，没读过原始典籍的读者。
这一类摩登儒教，虽然经他们胡乱引申发挥，跟他们祖师爷的原始意义已经有所出入，但是本质还是差不多的，而且因为这些言论是很有代表性的，是现阶段儒教分子极力宣扬鼓吹并且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类言论（他们甚至还大肆鼓动所谓的“读经运动”，实质上早就堕落成商人牟利的做秀表演），所以我们下文就以此来看看。
虽然现在的儒教分子已经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尊王”“忠君”之类的垃圾了，而是改口宣扬什么“孝悌”才是儒家的本义，妄图以此迷惑世人，博取人心，不过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他们为其祖师爷遮丑的无耻谰言。
《论语》一开篇，学而第二，有子就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将儒家所要宣扬的“孝悌”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表露了出来，宣扬“孝悌”从来不是什么儒家的“本义”，只是手段，维护君尊臣卑统治秩序的权宜之术而已。
可惜即使是这样，他这话也说得太早了一点，古代实行科举制之前，普通人要做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举孝廉”，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为人倒也确实是很“孝悌”，为报父仇，发兵攻打陶谦，一路屠城，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百姓，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为仁之本”吧。至于犯上作乱，那他更是“不鲜矣”。这样“孝悌”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
篡汉的王莽，也是一个著名的“大孝子”。
实际上，一个人爱不爱父母跟他爱不爱邻居，人民，国家，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相反，一个人倒是有极大可能性为了狭隘的“孝”作出损公肥私，伤害他人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少吗？
以孔子自己的言行为例：《论语》子路篇第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盗）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说老实话，如果我的亲人做了错事或者犯了法，我也是会为其隐瞒包庇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会这么做的，人之常情嘛，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我这么做是错误的，而且违法，如果没被抓住就算了，抓住了就认栽。
可孔子就能够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要干坏事你就干嘛，你还硬要强词夺理把你干坏事说成是“正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真理”。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宣扬的“孝悌”是很有迷惑性的，表面上看，爱父母应该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也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则，可是儒家志不在此，他们所宣扬“孝悌”只是作为维护君尊臣卑等级秩序的手段，权宜之术而已。
即使这样，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比起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境界也是有天壤之距。
人生三大感情，亲情友情爱情，我们先讲亲情，因为这是人伦之首。
人所共知的是，母爱父爱是世上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境界是远远不如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母爱父爱是完全不图回报的爱，无私的爱，不象中国人那样隐含势利，当作一种人生的感情投资。
中国人拼命地生育，而且重生男不生女，就是作为一种养老的投资。所以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往往比对待亲生子女感情淡薄，疏远，而且极力防止养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因为他觉得这种投资不保险；但是西方人收养别人的子女，却全心全意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倾心疼爱，无私奉献。哪怕是异族的孩子。
从东西方历史传统就很容易看出这种差异：中国人的皇位是一定要传给自己亲生儿子的，不然的话，就是被视为变了天，失了权，要动刀流血的；但是古罗马帝国的皇位一般是皇帝在有能力的人中选好继承者后，收其为养子，以此名义传位于后者。很少有传给亲生儿子的。从这种历史传统的差异就可以看出东西方道德境界的差异。
以前发生的那件美国白人跟中国移民争夺子女的著名案子，就很说明问题，中国人没钱的时候就把亲生子女送给别人（甚至卖给别人）抚养，什么时候觉得需要延续这笔投资了又想去抢回来。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费力不讨好地去收养其他种族的孩子，而且人家还不怕养子女长大了以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哪里。他们不担心养子女背弃自己去找亲生父母，因为人家完全是无私的付出，是真爱，不像绝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是把生养子女当作是一种养老的投资。（注意：我说的是绝大多数，已经将少数良知未泯的包括我自动排除在外了）
中国的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为什么？因为生男是一种合算的投资，生女是一件赔本的生意，生女不能给自己养老送终，是没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的农村，抛弃甚至杀死初生的女婴的情况非常普遍，我在农村时，就经常看到有人将生下来的女婴悄悄杀死埋掉。虎毒尚不食子，在爱这个领域，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中国人今天稍微变得象点人样了，完全源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天赋人权，博爱，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启蒙，教育。中国人应该永远牢记正是因为有了西方这个恩师的教诲，才有了中国人现在初脱兽形的人样社会。
西方人的爱是真正做到了“为爱而爱”，正是因为西方人的父爱母爱是完全出于真爱，不图回报的爱，所以相应的，西方人的孝敬父母，也是真正做到了基于真爱的一种感情。而中国人由于其一开始的父爱母爱就是出于一种隐含势利的养老投资，所以其衍生出来的“孝道”本质上也只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
表面上看，西方的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好像很疏远，冷淡，以彻底的科学化，制度化，法律化，将人的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好像有点冷冰冰，不够温馨，不够人情味，但是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的基本幸福得到切实的保障。
虽然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非要勉为其难地让子女与父母甚至祖孙几代人挤在一起凑合着磨摩擦擦地过日子，但是西方人通过完善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制度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解决得很好。并且西方人父母子女之间并不缺乏温情和关爱，在各自独立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很好地做到了有礼，有节，彼此尊重，合乎人性地感情交流。
西方人对待子女从小就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有尊严的人平等尊重对待（不像中国人把子女当作畜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随意打骂），并真心疼爱，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前途着想，培养好他的生存能力，长大以后则尊重其意愿任其自由发展，不图回报；而子女长大以后，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时常保持感情的联络，也认真履行经济上赡养父母的责任（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并不需要依赖子女）。
而没有父母的孤儿，西方人也通过制度性的孤儿院收养使其免于象中国人那样流落街头，或者被卖来卖去的悲惨命运。
通过制度建设，西方人真正地做到了“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理想境界。
而中国人虽然自以为是地强调并吹嘘所谓的“孝道”，但是中国社会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过，特别是在人没有能够有机会作出生养子女这种投资的情况下。
中国的城乡中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靠拣垃圾为生的老年人，可以说，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没有孝心的民族。
中国人所谓的“孝道”是非常虚假的，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当然，能够知恩图报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人由于背负着这种还债的心理包袱，尽管家庭内部如婆媳关系紧张恶劣，也要碍着面子勉强凑合着过，再加上彼此生活习惯的差异冲突，长期这样压抑的生活，就容易产生一种变态心理，导致中国人在表面“孝顺”父母的形式下，变相地虐待父母，如把父母当作是带小孩做家务的免费保姆，以求得心理平衡；或者是在父母在世时对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后又来隆重地“厚葬”，以此形式主义标榜自己“孝顺”。
这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这个污浊环境中难以摆脱的悲哀。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也有这种“大家庭”的传统，因为这是一种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共有传统，但是别的国家民族都没有发展到中国这样变态的“孝道”。
中国古代，子女对于父母是有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父母对于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可以生杀予夺，如同君对臣，“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有真实的刑律制度支持的，父母如果认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证据，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处死（一般都是陵迟），在这样残酷的刑律支持下，中国古代当然“孝子”多多，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谓“孝道”的真实本相。
儒家文化的虚伪性还典型地表现在《论语》学而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在这里是表示“多年”的意思，但后世守孝则确以三年为期）
为什么父在观其志？因为古时候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自主行事，要按照父亲的意志行事，要百依百顺。这倒也罢了，可为什么父亲去世了，仍然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不是发神经吗？你爹都死了，你再假惺惺地“无改于父之道”，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还能对他有何益处？
再说了，你要“孝顺”，要“无改于父之道”，那就应该一辈子“无改于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终，为什么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这到底是出于“孝顺”，还是做秀，还是怕坐牢，还是怕鬼魂缠身？
而孔子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孔子的母亲刚死不久，他还在守孝期间，听说季氏举办宴会，就不顾自己还在守丧的身份，急忙赶去蹭饭吃，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赶了出来。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所提倡的所谓“孝道”，“以孝治天下”，在现代社会中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硬要强制性地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反倒造成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隔阂。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大错特错！人的道德不是天生而来的，正是依靠法制约束才能建立起人的道德观，羞耻感，而儒家将道德说教的重要性置于制度建设之上，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后来发现行不通时，又开始用严刑峻法来弥补，这又错上加错，因为要做到真正的社会公正和谐，法律合理，不是依靠严刑峻法，而是需要三权分立的制衡，协调。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陷。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刑法最严酷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世界上社会道德最败坏社会治安最恶劣的国家。其根源之一就在于这种文化传统。
还有，儒家宣扬的这个“仁”的理念，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仁爱”有很大出入，确切地说，儒家的“仁”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道德规范，而这个道德规范是要以符合君为臣纲的统治秩序来衡量的，所以有的时候，“仁”的理念与“仁爱”有相重合之处，因为便于维持统治秩序；但更多的时候，“仁”则与“仁爱”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说，“仁”最高的标准就是不能“越礼”，也就是说诸侯使用的祭祀礼仪规格以及行政待遇不能超过天子，以此类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都不能有超过上级阶层的待遇规格。
孔子的学生颜回死了，无钱安葬，颜回的父亲请求孔子把自己的车卖了给自己换棺材安葬儿子，孔子说：卖了车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经做过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礼不可以步行的，所以这事我帮不了你。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和“礼”。
《论语》八佾篇第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仅仅因为人家多安排了几个祭祀的舞者，他就暴跳如雷到这种程度，但是从没看见他对在残酷的奴役压迫和诸侯战争中的民众苦难表现出这样的愤怒过。由此就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孔子自己就坦承：仁就是“克己复礼”。
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这个“人”，是有特定意义的，也就是说是要符合统治要求才能算是“人”，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顺之者人也，逆之者禽兽也。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不“爱”你了，甚至你连人都不算了，他可以动手杀你。
孔子跟随鲁定公去与齐国会谈时，仅仅因为对方奏乐时跳的舞不符合他认定的“礼”，就硬逼着齐景公砍掉了舞蹈者的手脚。（热爱崇拜儒家文化的叶公好龙者注意了：我知道你们很多是喜欢跳街舞，迪斯科的爱国小愤青，如果你们回到你们梦想生活的孔子时代，你们很有可能会被砍掉手脚的）
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时，因为大夫少正卯聚众讲学，把孔子的门徒都吸引过去了，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恼羞成怒的孔子就找了几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少正卯杀了。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文化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的意思，一种君臣名分，纪纲。
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是从他自己的言行来看，他又何尝不是“巧言、令色、足恭”。
《论语》乡党篇：【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门言）（门言）如也。君在，（足叔）（足昔）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足具）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足具）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足叔）（足昔）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足宿）（足宿）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在上面的人面前装孙子，在下面的人面前充大爷。
子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两段话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要想混得好，有官做，就要学会装孙子。
孔子这个人很会做戏，去参加人家丧礼，吃饭时故意不吃饱，太做作了，依我看，如果真要表示哀悼的诚意，就根本不应该趁人家办丧事时去蹭饭吃。
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馊，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却要求别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虽然孔子也说“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齐易也，宁戚。”，不过说说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从来都是不惜铺张豪奢的。
从对待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来看，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中的“礼仪”与西方文化的礼仪相比，那是猴子的礼仪与人的礼仪的区别。
确实，中国文化的所谓礼仪只是猴子的礼仪：有吃的东西要先让给大王吃，有母猴子先让给大王泡，小猴子要对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对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对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这就是猴子的礼仪。
中国古代从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一些艳情故事，因为中国古代男女从来没有平等过，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必须三从四德；丈夫可以随意休妻，但是妻子无权提出离婚。这跟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态度有天壤之别。
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女孩子都热衷于傍大款，当二奶，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独立，是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
还有，孔老头那一副强装威严庄重的做派也让人好笑，你说你温而厉也好，威而不猛也好，你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你怎么能保证肖小之辈在你面前保持礼貌尊重，不乱来，你要是无权无势，他要骂你打你骚扰你，你又能怎么样？你孔夫子不是也经常被“野人”所围困，狼狈不堪。
这个问题，西方人就解决得很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制为保障，真正地做到了人与人之间“有礼有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要象中国人这种流氓德性，看见漂亮女孩就凑上去调笑，看见人家大腿就两眼色迷迷地扫来扫去，早就吃官司了。
师道尊严，这个简单说几句，比起亚理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界，差得太远。虽然孔子也言不由衷地说什么：当仁不让于师，不过他真正赞赏的却是乖巧听话会拍马屁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个境界远远比不上苏格拉底，耶稣，佛陀，人家就从不收费，主动到大街上去免费授课。
还有，儒家文化所支撑的宗法社会，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黑社会孳生的温床。中国的黑社会，其广泛性，深入性，残酷性，等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很多年前，我在社会上接触到一些黑社会势力时，就发现，他们有很浓厚的儒家那种“忠义”的色彩。中国文化的这种绝对性地强调人对人无条件的服从，忠心，并以之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以及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导致中国社会黑社会色彩异常浓厚的根源。
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中国人没有一种宗教的悲悯精神，使得中国人在社会斗争中异常残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什么卑鄙残忍手段都使得出来。
国外的黑社会组织，自己还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组织，为了逃避警方打击，极力隐蔽自己。中国的黑社会，根本就不避讳警察，甚至警匪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就在于中国社会是儒家宗法文化维系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旧黑社会历来就有供奉关羽的传统，实际上，看过《三国志》（不是三国演义哦）就会发现，刘关张三人的发家历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性质的，刘关张三人的故事历来也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典范。
现在儒教分子们大肆鼓吹儒家教义，实则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埋下祸根，可以肯定，将来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后，中国的下层社会政治必将全面黑社会化。
尤为让人愤怒的是，儒教分子为了抬高自己，愚蠢地诋毁贬低西方文化说他们没有“仁”“义”“孝”这些概念。真是可笑，难道因为西文里没有“仁”“义”“孝”这几个汉字你就可以以此宣称人家没有这个概念吗？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是比所谓的小人之交性质的“侠义”要高尚的得多的文化精神。
西方人是做到了真正的君子之交。
中国文化中“侠”的理念，跟儒家和墨家都有很大关系，但是根本不是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里宣传的那种所谓“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概念，而是跟武士道很类似的一种东西，仍然不过是为主尽忠，为友报仇，或者为雇主充当职业杀手那一套，《游侠列传》中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也是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一个文化根源。
中国人之所以不管做什么坏事，手段多么残忍，都心安理得，毫无罪恶感，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中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
可以负责任地说：即便只是跟西方的普通百姓相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只是流氓无赖。更不用说人家上层的精英。
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中国人为了私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西方历史上的罪恶比起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微不足道。
十字军东征，不过是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和突厥（土耳其）人对欧洲的侵略所做的自卫性防御性反击，完全正当！耶路撒冷本来是罗马帝国领土和基督教圣地，十字军将其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来，天经地义。
所谓基督教迫害科学家，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审判，被审判者也是基督教徒；而且这是西方世界的内部家务，中国人没资格指责。
基督教初起时，为了救度唤醒人心，很多教徒不惜牺牲自己，以身饲狮虎，毫无畏惧。这是真正做到了佛教所云的舍身行善。
所谓“贩卖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头领，黑人人贩子与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主动出卖自己同胞，西方政府一直都是视为非法，严厉打击禁止的（特别是英国），西方人没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强抢，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贩子购买，黑人人贩子是主犯，白人人贩子只是从犯；而且，贩卖黑奴最多时间最长最残酷最疯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一直到现代，阿拉伯人还在贩卖黑奴），但是敌视西方无耻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骂阿拉伯伊斯兰土匪，只是拼命诋毁攻击西方，其三，中世纪欧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绑架贩卖为奴，多达数百万。
更不用说，中国人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在合法地买卖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所谓“贩卖鸦片”，实际上当时西方人是把吸鸦片卖鸦片看作是跟吸烟卖烟一样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鸦片，英国有好几个首相都是鸦片瘾君子。人家没有故意陷害你的意思。
所谓“屠杀印地安人”，首先绝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们早就跟后来到来的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为一体了，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而北美印地安人只有区区几十万人，以前是那么多现在还是那么多。他们只不过占据了很少一点地盘，而且并没有建立国家组织，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状态，并不对这些土地拥有主权，北美的绝大部分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是靠后来欧洲移民的辛勤开垦才建设成今天繁荣富裕的美丽国家，欧洲移民有功没有过；而且绝大多数的印地安人是死于对之没有免疫力的欧洲疾病，不是死于什么“屠杀”；其三，在印地安与西方人的冲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绝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善类，一般都是他们主动先发起对欧洲移民的屠杀攻击之后才遭到报复的。这跟中国的义和团性质一样。
更不用说中国人自己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时就开始对西域的印欧民族主权国家进行长期野蛮残暴的侵略和屠杀，两千多年来，仍不断对周边国家民族如朝鲜（隋唐时）越南进行多次侵略殖民，对南方百越苗蛮诸族多次进行种族屠杀（秦，汉，三国，明清时代），以及现代对西藏的种族屠杀，中国才是世界上进行侵略和殖民，种族屠杀，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罪恶累累（我将来要系统地将这些历史整理出来，以警醒世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西方的殖民扩张，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民主政治，传播到了广大的野蛮落后愚昧的亚非国家和民族地区，是符合历史进步性的，恩德无量，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只要看看香港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很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再来殖民统治中国，帮助中国搞好管理，早日实现现代化。
所以说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西方人高尚得多。
西方文明的优秀代表，美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拯救了中国，而且冷战时期还阻止了俄国要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企图，否则中国人早就亡国灭种了。虽然中国这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现在对美国又嫉又恨，妖魔化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人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碑立坊，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美国的恩德！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一些儒教分子喜欢无知地卖弄什么：我们几千年前就知道要“仁”“义”“忠”“孝”，我们多了不起。你们西方人不知道吧。以一种掩耳盗铃的心态自欺欺人地说什么：你们西方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一，中国文化还停留在告诉人们要吃饱肚子才不饿的阶段，并为此很自得；而西方文化对讨论这个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猪都应该知道要吃饱才不饿，他们要研究的是怎样才能吃饱；其二，中国文化满足于告诉你应该怎样，而西方文化要追问为什么要这样。
黑格尔说：儒家学说只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不是高出一两个层次的问题，而是至少高出五六个层次，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一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一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一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一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一两个层次。
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
西方文明，常让我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越是接触得多，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也许穷尽一生之力也只能做到稍窥门庭。更何况她还在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
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他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我不用对等的“文明”二字，因为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根本够不上资格称为文明），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如果你将其孤立于全人类历史来看，似乎总会看到很多神奇之处，但是一旦放到全人类历史这个大环境中一比较，马上就变得平平无奇，就好比一块玻璃，你在荒漠之中猛然发现时，闪闪发亮显得很是耀眼夺目。但是把它扔到一堆钻石之中，马上就失去光芒。
在我逐字逐句将儒家的主要典籍研读之后，我发现其中有很多言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我甚至还从中得到了一些启迪，但是我还是对其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这个问题就类似于中医和西医的关系，虽然中医根本算不上是科学，但是由于数千年的经验积累，其中仍然有一些有效的作用，如果没有西医，我们仍然可以而且也不得不继续采用中医，但是有了西医之后，基本上中医能够解决的所有问题西医都能够解决了，而且解决得更好；而更多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完全依靠西医。更要命的是，中医中除了一小部分有益的东西之外，大部分都是有害的垃圾（比如长期服用某些中药会导致慢性中毒），而且中西医这两者之间还完全没有任何承前启后的关系，完全是两个独立发展起来的体系，所以我们已没有任何必要再保留中医。
同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再恢复儒家的那一套。西方人文思想中每一个方面都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替代品。
甚至我觉得与其去提倡儒家那繁复而肤浅的一套，还不如就简简单单地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或者“五讲四美”就行了。
顺便说一句，儒家思想里这个“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学会做事做学问”的理念倒是唯一值得稍许肯定的，但其只是勉强在形式上能够及得上西方的水准而已，其性质完全不同，儒家所谓的“学会做人”是要求学会怎样做奴才，而西方文化要求的是学会怎样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难以生存。
现在中国人中很流行对儒家原始典籍的种种稀奇古怪的“新解”“重新诠释”，虽然文言文难免有一些晦涩难懂之处，但是孔氏师徒那些弱智的格言，“哲理”，大部分含义都是浅白明易的，自古以来也早已有确定的注解，但是很多不学无术的儒教分子竟然可以不管不顾地按照自己的需要，通过重新断句（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篡改字义，附会历史，甚至连基本的通假常识，语法结构都不顾了，蓄意篡改歪曲原义，还美其名曰“重新发现了儒家的价值“。
如果他们祖师爷的神圣经典竟然是这样可以任意随人意愿修改的话，那看来跟放屁也没什么区别。
这类戏说历史的弱智读物，也就只能蒙蒙那些没什么古文根基，没什么判断力，没读过原始典籍的中学生。
我告诉大家，要了解儒家就看其原始典籍和历史记载，不要轻信儒教分子之流江湖骗子的胡说八道，但是我同时又想劝大家不要去看，因为那些垃圾看了实在恶心，我看了以后都隐隐感到受其毒伤。
还有，要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原义，就要只看其文言原文以及权威注释，不要去看今人胡乱解释发挥的白话翻译，免得受其误导。很多愚蠢无知的家伙，看了点戏说历史的白话今译就出来大肆吹嘘，所谓“热爱中国古文化”的一类角色大抵都是这种叶公好龙不学无术的货色。
我本来想将《论语》等儒家典籍逐章作一个评解，但是考虑到厌恶中国文化的人不会有兴趣去看，而自称“热爱中国文化”的叶公好龙者基本上都不学无术，他们又看不懂。所以没有多少意义，故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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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乃至感情上，有太多外在的“不许”和内在的“不敢”，中国人活得太虚伪、太沉重、太压抑、太卑下！为了面子、为了利益，为了政治正确，为了一生平安一家平安，为了往上爬，总是跪倒在金钱的脚下、权力的脚下，一味压抑自己的情感思想个性，一味地唯唯诺诺萎萎缩缩，一个个都成了精神上的软骨阳萎病患者。这不是窝囊是什么。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商鞅曰：“民不贵学则愚”，又曰：“塞而不开则民浑”。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这些都是古圣贤关于愚民的方法及重要性的教导。不过春秋战国及此前的统治者还未开化，愚弄起人民来，未免笨头笨脑缺乏魄力和手段。
到了秦始皇遵从李斯之言焚书坑儒，愚民政策才开始上挡次上规模啦。紧接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经程朱理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去人欲，存天理”一番功夫，愚民事业不断发扬光大，一直到明清发展到了极致，血腥味四起、文字狱盛行。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集古今中外愚民术之大成，水平之高，文网之严，空前绝后，举世无双，达到了万马齐喑的至境。
有人把愚民政策概括为两手：消极的一手是防堵，如焚书坑儒；积极的一手是引导，指定思想于一尊，钦定学术为独木挢，并诱之以功利，同样可达到愚民的效果，而且显得更高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这一手我党玩得尤其高明，文革中十亿人民只剩下一颗脑袋，愚民愚到这种层次，真是可惊可诧可歌可泣成了我中华一绝矣。
统治者在愚民的同时，往往自己也愚化弱智化了，成了愚官、愚君。历史上浅陋无知、平庸无能的弱智、半弱智的皇帝不在少数，最著名的要数那个“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至于爱听颂歌、怕听真话，则几乎是每一个皇帝的通病，病到极至的，要数野史所载那个中亚古国花刺子模国王了。弱智到居然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就能根绝坏消息，呵呵。异曲同工的例子是萨达姆政权，撒谎成性，最后自身受谎言误导，一打而垮。《洛杉矶时报》近有报导，伊拉克的萨达姆萨达姆政权早已与实际战况脱节，有时似乎还相信新闻部长沙哈夫每天乐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最后竟不知道它已濒于灭亡，甚至还对不复存在的部队下达命令。没有人敢告诉萨达姆和高层领袖坏消息。
早在春秋时曹刿先生就指出：食肉者鄙。索尔忍尼琴所说：“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钱钟书在其巨著《管锥编》中曾写道：“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这是因为，一个人骗人骗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会当了自已的当。统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语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愚蠢了。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和中基层官员，作为最高统治者愚民的工具，他们在愚弄人民的同时，自已也是高层封锁、愚弄、欺骗的对象。
其次，对于愚弄人民的专制统治者，下级、臣子和民众往往自觉或不自觉也实施“愚官”、“愚上”、“愚君”政策，从下到上，层层欺骗，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对此，不论是各级领导还是最高层领导，不论是反对还是纵容，大都无奈之何，如非某事直接触犯了自身眼前利益，只能默而许之。
许多信息在流通的过程中，本来就容易产生扭曲、变异，不断损失其真实度精确度。如果再加以带有强烈倾向性的增减取舍，就会丧失起码的可信度，在不断传播与反馈的过程中，既误导了别人也误导了自已。
就这样，官愚民、民愚官、君愚臣、臣愚君，假话假信息无所不在，到处都是谎言和欺骗。经过不断的上下互愚、官民互骗，再加上高压的政策、选劣汰优的机制、残留的极左思想作崇，各种真实信息被扭曲和封锁了，人民思想萎缩了人格丧失了，广大专家、学者、文人、艺人、官员乃至最高领导层全都生活在假话假信息的海洋里，愚昧化弱智化倾向和现象愈来愈严重，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愚昧化弱智化的羊肠小道上大步飞奔！
知识者的愚昧化，源于思想、文化的弱智化，这一切的背后，乃是政治的弱智化。文化弱智化的基本标志，如朱大可先生说“是原创力的萎缩与丧失”，政治弱智化的标志，则是知识分子的奴性化工具化和近视眼，是传统美德的沦丧、独立人格的陵夷、自由思想的凋落和自主精神的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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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只说上帝造人,没有说神造君.看来你没有读圣经.教你一下:
出埃及进入迦南后，以色列人在历次反抗外族的侵略中都没有王，他们的成败不是靠军事组织和国家政权，而是靠上帝兴起的士师，士师是法官、是战争与宗教的领袖。士师中有一位勇士叫基甸，在讨伐敌人取得巨大胜利后，他有了空前的权威；当以色列人奴性发作，求基甸和他的子孙做他们的王。
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是华盛顿拒绝做皇帝的远古典范！
自由不仅是不被别人辖制的自由，自由更深的含义是不去辖制别人。基甸就是一个拒绝辖制别人的人。
没有上帝信仰的民众，没有人的权威就会心中不安，没君王也要去找一个王来管辖自己，所谓“想作奴隶而不可得”也。
以色列人失落了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士师撒母尔为他们立王治理他们。
上帝对撒母尔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母尔记》上八章7节）。
上帝对以色列人警告：你们要立的王将使你们受专制的痛苦。撒母尔也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立王，是在上帝面前犯了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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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不是神授的
埃及的法老自称太阳神,日本天皇自称太阳神_____天照大神的后人,伟大领袖成为"东方红\太阳升".也就是说君权不是神授的,实际上是暴力授的.不过暴力外面被镀上了太阳的光辉.这些君主们"欲与天公试验比高",比得结果,当然是'爹亲娘亲不如M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M主席恩情大".
中国的夏桀说：“天上有太阳，地上有我夏桀王，太阳不亡，我夏桀就不会亡！”民间歌谣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你一同灭亡！’
中国的君主比神还厉害.中国的天子，是“人间的上帝”；他的所作所为，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中国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当然的圣人，一切都由他作主。
秦始皇自以为权力为天所授，便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为所欲为。南巡至湘山，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红色的土壤，作为对山神的惩罚；一次梦见与海神战，解梦的方士说海神是看不见的，但要有大鱼、蛟、龙出现，就表示他在那里了，于是出海去找寻，在山东之罘见巨鱼，自用连弩射杀。
中国皇帝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无所不管。中国的“天”约束不了皇帝，连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门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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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乃人的天性，中国人看斗牛、斗鸡、斗蟋蟀都津津有味，说明中国人爱竞争。
竞争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的永恒法则。社会缺少了竞争，定将走向僵死衰亡。如果经济领域中不许竞争，一种商品哪怕再坏，人们也只好任其盘剥；如果在文化领域不许竞争，社会必定万马齐喑、百花凋残；如果政治领域里不许竞争，社会将迅速走向腐败。
可中国的老子、孔子提出“使民不争”。孔子说：必也，无讼乎！孔子不喜欢人们打官司，连铸刑鼎都反对，害怕民争。若民争起来，譬如什么游行示威、暴动、起义，皇帝老儿还怎么统治？
圣人们仍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弄成了砖头和螺丝钉，真是反人性。中国的圣人象是被阉的猪，向他们看齐，全国人都成了被阉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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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使“人人皆为上帝的子民”观念的日益普及，导致奴隶的非人地位的改善；及至教皇革命时期，观念的改变变成了现实的解放过程。
法国著名史学家Ｆ.基佐说：“在人民的身上，封建领主的重压是很可怕的。只有僧侣那里得到一点公道和人道待遇。在封建统治体内无一席地位的人，除了教会以外就找不到庇护，除了教会之外也找不到保护人”（《一六四０年英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P6）。
教皇认为：如果一个基督徒拥有的奴隶也是一个基督徒，那就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孽。由此，奴隶制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其道义的合法性，而把奴隶作为“人”来对待和释放奴隶，则是一种虔敬和愉悦上帝的行为，理应得到上帝的赞许。
教皇为在与世俗王权的争夺中获得人民支持，以种种优惠待遇来争取民意。一方面，在政治上，教皇通过向农奴授予圣职、也通过让农奴自愿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圣战，来为奴隶们提供获得解放的机会：凡是被教皇授予圣职和参与圣战的奴隶，皆可以获得解放。另一方面，教会在欧洲具有最大份额的土地财产（占欧洲当时的全部土地的25%以上），可以为农奴提供更好的生活及劳作条件，并出面保护从世俗庄园逃到教会庄园的农奴，这就对其它领主施加改善农奴处境的压力。正如伯尔曼所言：“11-12世纪，欧洲的农奴能够冒险非法地逃到为他们提供更好工作条件的其它领主那里。”
教会在西欧中世纪的强势存在，造成了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尽管两种势力或此消彼长，或势均力敌，而且互有渗透，但基本上形成了两相匹敌的权威，即精神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达到“恺撒的归恺撒，耶稣的归耶稣”的状态。既然不存在绝对、唯一的权威，也就不容易产生钳制一切的专制。“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可以在两边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会；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王的庇护，”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张力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像中国那“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能延颈就戮！
教皇革命唤起了奴隶自身摆脱奴役的意识，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各地不断爆发农奴起义。截至13世纪，在教会权力强大的英格兰，农奴已经不复存在了。意大利、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也不断发生农奴起义，逼迫领主们授予农奴以“自由特许权”。
由教皇发动的解放奴隶运动，无疑是近、现代以保障人权为宗旨的宪政运动的先驱。在基督教的自由观念的感召下，世俗国王也纷纷对臣民做出给予自由的承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世于1315年宣布释放某些王室的农奴时，其言词已很接近代的自由宣言了：“根据自然法，人皆生而自由，但因本王国所保存的伟大时代的惯例和习惯……也可能因为他们前辈的不端行为，我们普通人中的许多人已经陷入奴役的枷锁之中，并处于颇令我们不快的各种状态中，鉴于本王国称作自由人的王国……我们已经命令……应恢复这些受奴役者的自由，对于生而受奴役、长期受奴役和最近由于婚姻和居住或诸如此类而沦为奴役状态的人们，应以良好和方便的条件赋予他们以自由”（《法律与革命》P404）。
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中的2/3的成员都是传福音的牧师。美国著名的李将军(Robert E. Lee)释放了他因婚姻而承继的几位奴隶，他说：为终结奴隶制度，发生在州与州之间的战争是不需要的，这邪恶的制度终将因基督教而逐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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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公元前545-前501年]，郑国人，名学创始人。前536年，子产把刑法颁布在铜鼎上，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引出了对刑法的辩论之风。邓析招收学生讲解法律，帮下层人打官司，扰乱了上层的垄断利益，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找了个“私造刑书”的罪名，把他杀了。邓析被杀后，其所编的《竹刑》仍被官方使用。“私造刑书”象如今的所谓的“非法出版物”，人大代表姚立发自费印刷法律资料就被指控过“非法出版物”罪。
邓析的后人吸取反面教训，在2000多年后的百忙之中告诫：“不争”。CD的“先进理论”就是为了反对人人平等的竞选制度而炮制出来的。因为先进的党早已确定，竞选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万一竞选选出了与预定结果不同的领导，必然会使人民获得更广泛的权利，自己苦心经营的专政与变相世袭制度就会毁于一旦。所以，稳定压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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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稳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丧失了对稳定性的批判意识，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稳定性总是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有人甚至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求取稳定。政要人物，则言必称“稳定”。
“压倒一切”是否包括“压倒”生命、宪法、法律、法规？如果不认真界定法律范畴，很容易被独裁者利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破坏宪法、践踏法律开始的吗？如今此伏彼起的瓦斯爆炸事故，日甚一日的环境污染，屡禁不止的三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暴露的是同一个问题——权力“压倒”了法律。这种现象还要延续吗？
人类不是蚂蚁，不是蜜蜂。对于人类，稳定不是唯一的价值，不是最高的价值。在稳定之上还有自由，还有正义。没有自由、没有正义的稳定是暴政。
在复杂系统发生质变，也就是出现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突变过程中，只有旧状态或旧结构失稳，系统才能经由跃迁的方式，即经由一系列不稳定的中间态的方式，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有序态。在这个过程中，旧结构的稳定性是一种消极因素和保守力量，是扼杀生机和希望的；不稳定性则起了一种扬弃旧结构、激发和导向新结构的建设性作用。
在民主政体中，权利是核心价值。权利的一大特质是其个体性，权利也正是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存在的标志，是每一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依据和体现。如果没有了权利，或者说，如果权利受到了侵犯，那么，自己就不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的命运就要接受别人的摆布，生命就会陷入如履薄冰的恐惧，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梁启超说："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要也。故禽兽以保生命为对我独一无二之责任，而号称人类者，则以保生命与保权利相倚，然后此责任乃完。"（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此真为的论，没有权利，即没有生命。与此相对，如果道德扩充到公共政治领域，则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每一个个体权利的侵犯；由于道德具有趋于"至善"的本性，因此它的侵犯性也常常"没有止境"，其所造成的后果，较之外来强敌的掳掠，往往更为惨酷。中国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多的就是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民主政体下，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中不应该存在道德的影响因素，道德必须回复到私人领域，不可稍有僭越，否则即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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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华时报》报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郑家栋涉嫌“人口走私”，日前被刑事拘留。此事件最值得关注之处，是郑的身份:他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而是哲学教授；还不是一般的哲学教授，而是以新儒学研究闻名的
教授。
一个新儒学专家，知而不行，学而无耻，不仅违法，兼且失德，则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郑家栋事件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知识分子的脸上，打在儒家思想的脸上，也打在国学的脸上。
郑家栋事件提供了一个最新例证:国学(以儒学为主流)研讨，既不足以内在提高个人的伦理意识，更不能外在规范个人的道德实践。根据目前媒体公开报道透露的信息，撰写、主编了十数种儒学著作，并不影响郑家栋“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几乎每次都同时申请一个‘妻子'同往，然后‘妻子'滞留美国不归，先后有6个 ‘妻子'之多”；正如以高深莫测的“天地境界”哲学自我期许，也无碍于冯友兰在思想上趋时媚俗，在政治上随波逐流；正如具备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深修为，也不能使康生在权力斗争中变得温柔敦厚，他对古典的迷恋，反而更异化为对公私文物的贪婪占有。
当然，平心而论，不仅国学如此，一般的哲学玄学、文学艺术，在道德实践上也同样苍白无力。海德格尔被视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巨匠，可他的形而上学殊不足以使他拒绝纳粹主义的诱引。张闳在《搬起萨特砸自己的脚》一文里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一位酷爱萨特哲学的大学生冯大兴因杀人罪被判死刑，当时报道称:“诱使其堕落的除了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萨特哲学的信奉。”将杀人归罪于哲学，固然夸大其辞；但另一方面，至少表明哲学也并不妨碍杀人夺命。(直到2004年3月，广西打工仔覃某，仅因小事而杀人报复，他在逃亡之际，也仍带着一本厚厚的哲学专著。)据说在上海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一妓女手袋中搜出三件物事: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批评家朱大可由此将余秋雨散文称为“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性工作者爱读《文化苦旅》，并不能作为余秋雨散文低俗的论据；但至少表明，《文化苦旅》也不能令风月佳人回头是岸，跳出风尘苦旅。在《辛德勒的名单》里，爱乐的德国军官不也仍旧无情地屠戮犹太人吗？
因此，不论本土的国学，或是外域的哲学，都无法承担道德救世的责任。至于促进民族主义、增强政治团结之类的宏大目标，就更是国学不能承受之重了。
以郑家栋事件为视角，可以对当前的国学热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判断:倡导国学，假若目标限于强化知识界的专业学术水准，或增进大众的古典人文素养，那也不无微劳；但若想借此提升国民道德或复兴社会信仰，则不独徒劳无功，更会使国学变成思想上的行尸走肉，教育上的土龙木偶；假如欲图将国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 “盛世”图腾，那么国学也就更不成其为国学，而沦为花瓶式的文化赝品。须知道，以国学救济道德，并不能真正救济道德，反而更证明了道德的破产；以国学装饰政治，并不能真正美化政治，反而更证明了政治的困境。
国学，一旦当作一种手腕，一种工具，为世态作粉饰，为治道作点缀，那它就真的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口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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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到儒家夸大狂的面目了吧!自己=民众,企图虚张声势来打倒对手.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愚昧的儒家这样排外,当年的义和团就是儒家信徒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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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对生命的漠视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连同后世文天祥先生所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以及名言'士可杀,不可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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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近代以来不断发展进化着的观念。人权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生命安全和财产的权利等等。显然，人权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人权观念是民主制度的基础，而人权又需要从民主制度得到承认和保障。就此而言，儒家思想中是否包含人权的观念，似乎不宜作出笼统的判断。儒家思想中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设定，因此似可说，儒家思想中没有人权的观念；但就儒家的价值观而言，其中也包含着人权的某些因素。
儒家的思想中包含了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就孟子所说“[天]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甚至可以说儒家思想中部分地包含了“政府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意思。然而，儒家的思想中并没有真正设定人民的天赋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它们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儒家所设想的政府，是根源于“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根源于“人类的共同权利”，而秦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仍挂着“天命”的招牌，但实际上是“建立在暴力之上，将利剑冒称王笏……为了利用每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手段，他们把欺骗和暴力相结合，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神权的偶像”。
儒家与“人权”的关系，除了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探讨外，还应该从社会伦理的方面进行分析。就此而言，儒家伦理与西方的人权不仅有着时代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特点。
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西方文化把人看作独立的个体，从“上帝造人”或“自然状态”说，每一个人都是生而独立、平等、自由的，西方近代的人权观念源于此；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是把人看作处于一定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一个角色，如果不讲人伦，“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那就不成其为人，“则近于禽兽”。
西方文化重个体，重自由，重权利；而中国文化重关系，重絜矩之道，重义务，重视如何当别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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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只有顺从，服从，管理。
只有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
而自己，无私，
其实，有私。
自由，与大自然的直接沟通，才是真正要的！
这是一场个人权利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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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项链窒息》第三章
上面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文明停滞这个现象史都显得不够有说服力。
马克思显然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思路出发的，魏特夫从“水利社会”形态来说明文化上的保守，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在春秋战国以前，这样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形成了，大规模的水利设施更应该是专制集权的产物而非原因。
费正清从文化着眼没错，文化上的保守、对外来文明持抵制态度是许多文化形态的共同特性，为什么中国文化在保守性方面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在详细考察中国文明停滞的原因这个问题之前，看看中国文明停滞的位置，也就是说停滞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于停滞原因的探索。
我的考察角度是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行为准则和一切有形的制度的基础——思想作为标尺。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能清楚的看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顶峰。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的特点是完全摆脱了原始宗教信仰的束缚，思想家从宗教僧侣的身份即所谓的巫祝史宗分离出来，成为平民身份的思想者。思想的素材也从实用知识的数术方技，天象观测，星占历算等等转向宇宙和社会秩序，伦理道德，人生境界等方面来，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按照汤因比的话说，这个时期的思想家首先意识到人的精神存在，并把它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始终都是中国文明的思想资源。
遗憾的是春秋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能够得到延续，原因在于汉朝开始的独尊儒术。这样政治对于学术的控制与利用的局面的产生，一方面是政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儒生的主动效忠。造成的后果就是，儒家学说和统治阶层结盟变成一种实用宗教，成为构建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基本依据。
儒学演变成儒教对于文明的发展的影响在于：
全民族的思想受到禁锢。思想的素材局限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中，大致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所圈定的范围。老子的道学流落民间，和民间道教混为一体，成为流俗迷信的大本营。稍后外来的佛教思想，也是只弥补了儒教所缺乏的关于今生来世方面的欠缺，让中国人在生命的终极关怀上有一个依托。应该看到佛教思想是出世的，对于现实世界丝毫不于关注。思想素材的贫乏必定造成思想的贫乏，思想发展的停滞必然造成文明发展的停滞。
思想发展的停滞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由于思考范围的狭窄引起的思想的成果的贫乏，第二是因为思考的素材不足，导致思辨也是在一个较为低级层面上。因为缺少思辨而引起的理性发育不良。要知道，人类理性也是一个“精神上的客观存在”，也有一个逐渐发育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人类在理解宇宙和人类自身的过程里面。儒教是直接阻碍了理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前面提到的黑格尔说东方民族处在人类理性的幼年期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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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和愚蠢，甚至当外界指出这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因为自尊或者虚荣而拒绝承认，把因为幼稚愚蠢带来的后果归结于其他让我们感到体面地原因。这样的心态本身就是证明他自己幼稚愚蠢的证据。说这是愚蠢的行为，是因为这种心态让我们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那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偷偷改正以保全自己的面子的做法，实际上是验证了另外一条愚蠢的法则：面子高于一切。
即便有上面的理由，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列举我们这个民族的种种幼稚愚蠢的表现，来说明因为人类理性发育停滞而带来的后果。但是经验告诉我，如果真的这样的作一定会遭遇爱国者，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新旧儒家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抨击。所以还是让我们先把目标转向日本，批评（甚至是谩骂）日本人在当下的中国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951年，麦克阿瑟将军就战后日本重建的政策等相关问题在美国上议院说，“日本人实际只有12岁”，他说，“德国与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国民是成熟的国民，如果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神学、文化方面是45岁的话，那么德国人则与我们同样成熟。但是，如果用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盎格鲁·撒克逊是45岁的话，那么日本还只是一个12岁的少年。要让他们接受柔软的新观点。”说这话的背景是二战之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和国家重建方式的回顾与总结。考虑到日本民族的这个特点，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和德国完全不同方式：在日本完全保留了天皇和整个政府机构，让日本人民感到日本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只是原来犯了错误，现在的国家正在天皇的的引导下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但是通过否定天皇的神格，制定和平宪法，宣布废除国家神道等方式让这个国家脱胎换骨，回到正常国家的发展轨道。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常识：假如一个孩子犯混，让他的老师出面把他带回到正常轨道上会更加容易一些。
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占领军司令，作为日本战后重建工作的领导者，在讲这番话的时候，绝对是以一个救世主的身份，绝对的居高临下的口吻。没有外交上的客套，也没有文化人那种害怕冒犯的婉转，无情尖刻但是直达事情的真相。日本人对此言论则耿耿于怀，要知道英国人直到公元八世纪才皈依基督教，扔掉野蛮人的名声。德国更是直到十九世纪才建立起真正民族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具有比英德更久远的历史。麦克阿瑟是否太狂妄了？当时很多日本人对此番话耿耿于怀。一些日本人没有把这话当成侮辱，一直没有停止反思。差不多半个世纪后，1999年，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小泽一郎，他说“这样的日本人，虽然的确个头儿长得很大，但精神结构、头脑方面则完全没有成人”，日本人“身形倒是长大了，而精神结构则还处于摇篮期——躺在摇篮里”，这样的日本人“绝对不探讨什么深刻的问题……像虫子一样……生活着，简单地说就是什么都临时应付。只会采取临渴掘井式、……头痛医头式的做法。”这些醒悟正是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话的原意。
让一个孩子明白他是幼稚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同样的，让一个民族意识到自身的幼稚一样困难，承认自身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落后于其他的民族就更加困难，因为这不但要有客观的精神，更要有博大的胸怀。一个民族的文化作为该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它既反映了历史又代表现代。各个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下之分，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任何有理智的文明人都应该保持足够的尊重，因为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在航海时代之前，位于各大洲的各个民族孤立的生存，文化的发展与进化都是独立进行的，彼此之间没有或者很少相互影响与交流，地理上巨大的时空距离使得文化之间的比较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落后与先进。但是这之后，正向我们在世界近代史上看见的那样，在历史进入殖民时代，绝对意义上的文化之间的先进落后比较就关乎此种文化的生存或者毁灭了。
文化的多元化是这个世界现在普遍承认价值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断言中华民族相对于欧美民族的成熟度而言相当于多少。但是如果简单的把人类理性定义为对于宇宙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那么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人类理性的发育成长还是有一个客观的、可以度量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下，笔者斗胆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在精神发育的层面上讲，相对于欧美民族的成熟度而言相当于多少岁？麦克阿瑟将军和小泽一郎的评价用到中国人身上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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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没错。但是这不是件好事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人给出答案了。当然，答案是以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给出的，是以那种将“锅巴剩饭煮菜叶”包装成“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方式给出的。清末民国初年大儒辜鸿铭在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古老文明的传世之作《春秋大义》里面写道：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深谙中国文化，自幼留学海外，对于西方文化也有极高的造诣，尤其外语水平极高，精通数国语言。在民国初年进行的中西文化论战里面为中国文化做了极为悲壮辩护，甚至连中国文化里面纳妾，裹脚等陋习都作为美德加以歌颂。如同鲁迅描述的那样：“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
同样的在民族精神发育的问题上，我们看到辜鸿铭先生一贯的立场与思路。我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无法长大和永葆青春混为一谈。愿不愿意长大和能不能长大是两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八岁的儿童和一个八十岁的老顽童的人生境界更是不能同日而语。你自己不长大没关系，问题你的邻居都长大了，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面你怎么办？很明显的，辜鸿铭这样的辩解让人不免感到他在面对学术问题时候太过情绪化。在讨论问题时候将民族自尊心和个人爱好宣泄进去。这本身就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代表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上是幼稚的，没办法区分作为学者的本人和你面对的文化素材。更深层的原因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精神世界里面上有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这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物质世界存在的物体一样有它自身的结构、属性和规律以及存在与否的评判标准。
黑格尔是从考察东方的宗教的角度，，麦克阿瑟直接在和日本人的交往中不约而同的发现这个国家的作为一个古老的帝国，理性发育程度是很低的。在近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幼稚无知是我们这个民族表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特色。幼稚无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盲目的自大和狂妄。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近代史，挨打屈辱的原因不是落后而是成幼稚无知，再加上傲慢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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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高下可以用这个文化里面的成员的表现来加以说明，因为文化的最终成果是造就了人。我们在近代史上面采集几个片段看看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成熟度，学识，世界观，情感。（略）
尴尬的结论
我们不得不痛苦的承认中华文化在理性的发展方面停滞了，以至于在面临不同文明的碰撞的时候我们显得那样的无知与幼稚，而且近代出现的代表世界进步方向的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理性，科学，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华文化里面产生出来的，甚至都不是中华文化能够兼容的。前面提到的麦克阿瑟将军和小泽一郎对日本人的评价完全适用于中国人，虽然中日两国的文化构成不完全一样，造成的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在价值观和性格方面有少许差异。但是在和西方文化的的碰撞时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读者认为前面举出的三个例证不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回顾察一下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从中我们再次看见我们文化里面的非理性，让我们这个民族表现出12岁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还有一些被宠坏的孩子的虚荣与自大。
近代史上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较量。当中国人抱着天朝自大的世界观来迎接这场文明之间的碰撞时，可想而知，结果一定是是极其惨烈和屈辱的，就像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一样。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带给中华古老帝国的耻辱对我们每一个华人来说都是深深留在血液里面。华夏文化的复兴口号高喊了一百多年，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发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不但遥遥无期，就连西方文化优秀成分的接纳都成为问题。这说明文明碰撞的进程远远没有完结，时至今日，在海峡两岸不同政治制度下，在不同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模式下，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也有了不同的结果。但是两岸的现实提醒我们中华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的进程任重道远。
近代史上首先看到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当中国人极其不情愿的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像我们的邻居日本人那样虚心和客观理性。甚至现在我们对于文明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达不到福泽谕吉当年的水准。中华文化原创性和古老传统与天朝大国的自尊心都使得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在骨子里面充满对西方文化的蔑视，只能小心翼翼地在西方文化里面寻找那些看上去不会动摇统治者根基的那些元素，试图把西方文化也纳入到古老的中华文化的框架里面。简单回顾一下百年的中方文化论战就能发现，中国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在一个很低级的层面上试图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补充，一个门类。近代史上充满了像诸如此类的论调：中华文化是道，西洋文化是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华的精神文化，西方是物质文化；中华是静的文化，西洋是动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洋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植物的文化，西洋文化是动物的文化等等。
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是抱着传统的把文化当做统治工具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文化现象。历史上有所谓仁政和暴政之说，现在有枪杆子笔杆子之说。目的都是把文化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当他们发现西方的文化会动摇他们的统治的时候，抱持敌对的态度、极力贬低诋毁是预料之中了。直到今天还有人将西方文化看成和平演变的工具，将西方的普世价值看作是颜色革命的铺垫。
这个现象除了说明中国的统治者在政治上极其愚昧短视以外，也让我们看清了中华文明自身的局限和那些被中华文明熏陶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守旧和依附或者说是寄生于权力阶层这个两个特征。我们通常看见的士大夫们声称对传统的坚守，绝对不是源于对美好价值的坚守，更谈不上对于客观的真理坚守，甚至不是出于荣誉感。完全是由于我们这个民族理性发育得不成熟，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接受理性世界里面的成果，或者就是极其短视的个人利益算计。看看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辩护，完全是毫无逻辑的强词夺理。他为丑陋的纳妾制度辩护的理由是一个茶壶自然地配多个茶杯，而绝没有一个茶杯配多个茶壶的道理。据说有一次他找到一个更妙的比喻来支持他的观点：汽车上都是一个气筒给四个轮胎打气，哪见过一个轮胎配四个气筒的？我们再一次证明了中华文化长期处在早期人类孩童般的认知水准上，其特征就是：感性大于理性，具象大于抽象，传统大于真理，现实强权大于是非善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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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停滞的关键点——秦王朝的出现。
秦王朝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统一的王朝。夏商周统治范围小、组织松散，没有说服力。秦朝的出现告诉中国人：这片土地是可以统一的。这为中国2000年的社会生活定下了基调：一切为了维护统一而效劳。维护统一的最简单办法就是使所有人变成傻子——照我说的做。于是生时落魄的孔子死后五百年成了圣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造神运动。此后2000年至今中国人的思想就被禁锢在“照我说的做”里面。这就是我们当今农民工讨薪、上访、财富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思想没有解放的人们只能从被A忽悠转到被B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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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特征
在中华传统文化儒道释三位一体的文化构成里面，道教的基本价值观和追求是国人认可和实际上遵循的，儒家的部分被用来作为国家宗教的教义范本，被当做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佛教则满足了我们对今生来世的冥想。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在实际上造成两个后果，第一，道教的基本价值和作为工具性质的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人在本质上都是虚伪的。把工具当成终极价值崇拜一定导致这个结果。就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中国人言行中有一种双重性，言行和内心深处的、存在巨大的差异，表现出来就是中国的社会有一种潜规则，语言和真正意图上是受到按照两个准则的支配。实际上在两千年的历史上，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虔诚，那种的嘴上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式的人物在中国社会里面不是少数。虚伪，喜欢说谎和习惯性的接受谎言成为这个民族一大特征。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看见这个国家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不同的目的说着空话假话。第二，把儒家变成儒教直接导致我们民族的理性发育的停滞。一个道德伦理学说，在形而上的级别上是很低的，没有任何理性施展的空间和余地。在其他任何宗教里面，道德戒律都是先知或造物主以断言惩戒的方式向世人提出的，违反者以会以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受到惩罚的方式使得戒律具有世俗权力之上的威信和震慑。儒教里面由于没有神，因此必须要在世间的某个高人通过玄妙的推理而得到这些得到戒律的方式来维持这个戒律的神圣与威严。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读书人的任务，就是不断地维护这个戒律的神圣于威严。他们的思考范围始终跳不出孔孟的经典，这个时候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就停止了。我们看到为了确立孔孟的学说找到权威性，两条措施在中国历史上是延续不断的，一是自我矮化，绝不敢挑战孔孟学说的权威，二是拔高孔孟，把二者圣人化。最终形成的后果就是愚民和造神。愚民造成后果有目共睹，稍后再说。造神的后果就是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给真神留下位置了。中国文化看上去古老，但是发育早早地停留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和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先知达人一样是指引人类走出蒙昧时代的曙光，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第一乐章。中华民族停留在这一阶段上的时间太久了，就像一个人一辈子只读童话一样。迟迟未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当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这个世界上其他文明时，当用我们的世界观来评价和检验其他文明时，表现的就像一个孩子面对成年人的世界。可以想见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何等的绝望：他们的世界观是儒家的，在看到一个和儒家社会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时候，而且无法否认这个世界的文明程度高于儒家社会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是多么的苦恼，因为他们陷入一个无解问题：是否定这个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世界还是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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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人”
《深圳商报》2013年4月1日，记者谢晨星
2008年，一本号称“打两千年中国学术最大的假”的《庄子奥义》犹如一颗炸弹震撼了学术界，引起诸多争议。作者张远山在书中指出，现如今《庄子》33篇，均被郭象以儒学成心故意篡改，蒙骗愚弄世人长达1700年。这让“庄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也让人认识了独立作家张远山。
在文学界，张远山有点与众不同。从1980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到1993年，14年时间里张远山日读不辍，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不闻文坛聒噪，只以桥牌围棋略作调剂，几乎完全不写作。直到1995年，张远山毅然离职潜心写作，十年里撰著近千万字，为研究庄子做准备。2005年，张远山启动了“庄子工程”，以自由作家之身相继出版了《庄子奥义》和《庄子复原本注释》，还原被误读千年的《庄子》。今年，“庄子工程”的新成果《庄子传》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编年史体和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详细还原了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
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来完成如此浩大的“庄子工程”？是什么促使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解读庄子？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张远山，让人意外的是，已然“五十知天命”的他正在海南参加帆船赛，当记者表示他与想象中的学者不同时，他很豪爽地回答：“我是道家，崇尚自然自由。”随后，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研究庄子的心得以及所遇到的困难。
“我与庄子，莫逆于心”
《文化广场》：你和庄子是如何结缘的？
张远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开始复苏，译介西书，重印古籍。1982年，我二十岁。在华东师大丽娃河畔，我用一部今人柳鸣九的《萨特研究》，换来一部明儒王船山的《庄子解》。初读《庄子》，竟然不懂。从此以后，我读一切书，都是为了读懂《庄子》。《庄子》是我重读最多之书，无法计算读过多少遍，而且过目的版本不下百部，对于引用出错到眼即辨。倘若标点出错，还能推知引用版本。
《文化广场》：你为什么选取庄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呢？
张远山：首先，最初我研究的是中国文化、历史，集中研究的是先秦诸子百家。我认为，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和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是解开中国之谜的两把钥匙；其次，我的研究，不是以庄子为终点，而是以庄子为起点。
庄子是迄今为止的中华精神制高点，其起点意义分为两方面：一是“由庄溯老，由老溯易”的逆溯起点。我将进一步从庄子追溯到道家始祖老子，再从老子追溯到中华文明始祖伏羲，完成从华夏古道到老庄之道的全程全景研究。二是“由秦至汉，由汉至今”的下行起点，因为秦火汉黜之后，庄子集其大成的中华道术持续下降下行了两千年。明白了庄子达到的至高境界，既能明白伟大祖先为何能够创造古典中国的辉煌文明，又能提供子孙后代创造未来中国新文明的精神要素和文明路标。
写庄子如绘中国画
《文化广场》：庄子的生平史料极少，你是如何进行庄子研究的？
张远山：我对庄子的研究，主要是庄子思想。先研究庄子本人的思想，完成《庄子奥义》。再研究庄子的弟子后学如何阐释、发展、引申庄子的思想，完成《庄子复原本注译》，恢复被秦火汉黜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庄学真面目。最后的《庄子传》，由于庄子生平史料极少，我就以中国画的“计白当黑”法、“烘云托月”法，画出月亮周围的月晕，不画月亮而月亮自显。具体来说，一是用庄子的父邦楚国和母邦宋国，挖掘庄子思想的楚国背景，庄子生存的宋国现状；二是用庄子同时代的诸侯、诸子的思想言行，与庄子有些什么不同，显示庄子思想的独特内涵、超前预见。所以庄子的生平史料虽少，《庄子传》仍然比较圆满地抵达了写作目标。
《文化广场》：你在《庄子传》里写到的是否都有史可依？如何保证所采用史料的准确性？
张远山：《庄子传》无一事无来历，都有史料依据。主要来源是所有先秦著作，以及后世整理的与庄子时代相关的各种著作，比如刘向编纂的《说苑》、《新序》、《战国策》，大概上百本。
梳理的方法是先厘正《史记》的错讹战国纪年，不限于战国七雄，而是旁及庄子母邦宋国、《庄子》初始本的编纂者魏牟的母邦魏属中山，以及战国时代仍存而《史记》、《辞海》均不列入的鲁、卫、郑、越等所有重要诸侯国。纪年既正，所有原先不能到位的零散史料都能精确到位。每件重要史事既明，相关重要人物的生平也能精确到位。于是秦火汉黜以后无限淆乱的战国史，也就有了清晰立体的因果逻辑。当然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所以我花费了半生精力。
庄子被误读千年
《文化广场》：你在书中指出，现在的《庄子》33篇，没有一篇是全真原文，均被郭象以儒学成心故意篡改。郭象以注庄来反庄，蒙骗愚弄世人长达1700年。如何得出这一结论？
张远山：这一结论，由详细的考证得出，并且加以严密论证。首先是因为热爱《庄子》，所以阅读了古今无数《庄子》注本。经典著作的各种注本，常态应该是原文相同，注释不同。然而只要读过两个《庄子》注本，就会发现除了注释不同，竟然原文也不同。有多少种注本，就有多少种不同“原文”。这已完全超出常态，成了不可思议的变态。所以我就开始探究原因，花费半生心血，终于发现了真相，恢复了《庄子》真貌，侦破了一千七百年前郭象篡改反注《庄子》的历史大案。
经我校勘的“内七篇”，总计补脱文一百零四字，删衍文八十二字，订讹文六十七字，移正错简一百一十四字，更正文字误倒十四处。厘正通假字、异体字一百九十八字，篇内重复不计。纠正重大错误标点十处，小误不计其数。复原近真的“内七篇”，总计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字。
《文化广场》：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误读？
张远山：比如说庄子反对不“逍遥”的“适人之适”，主张“逍遥”的“自适其适”，同时主张“逍遥”的“自适其适”者应该“不自得”。但是郭象正是一个不“逍遥”的“适人之适”者，所以他就把“逍遥”反注为“自得”，并且认为有些人“适人之适”是其“性分”，即命中注定。再如庄子主张“齐物”，认为“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主张“不祈畜乎樊中”，主张“吹万不同”，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奴役任何人。但是郭象正是一个既被地位高于己者奴役、又奴役地位低于己者的“畜乎樊中”者，巴不得天子臣之、诸侯友之，所以他把《齐物（之）论》（万物齐一、平等之论）反注为《齐（一）物论》（用官学统一舆论、统一思想）。他把所有的庄学真义，全部改造成郭象伪义。改造必然不通，必与原文牴牾，郭象就篡改原文，使之合于全反庄义的郭义。所以古人早已说过：“不是郭象注《庄子》，而是《庄子》注郭象。”只不过这件事一直没人证明，一直没人复原《庄子》原貌，而我做了这件事。
庄学像一个迷宫
《文化广场》：你在书中讲，你现在的研究是将“庄学拼版”拼合成“庄学全图”，为什么庄学是一个拼版或迷宫？
张远山：庄子同时代的诸侯，大都“代大匠斫”（老子语）。而滥刑嗜杀，在位长达五十二年、与庄子一生相始终的宋康王，更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暴君。所以庄子认为“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思想如此超前，不仅拒绝楚威王聘其为相，断然拒绝与统治者合作，而且严厉批判当时所有的“昏上乱相”，主张“天子之与子，皆天之所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严重挑衅“君尊臣卑”的庙堂伪道，因此庄子著述之时，为了“免刑”而故意支离其言、晦藏其旨，把他的超前思想包装在扑朔迷离的寓言外衣之内。
所以未经郭象篡改、反注的庄子原文，已经极难理解，只有合乎逻辑的全息解读，才能把其思想真意抉发、论证出来。而庄子思想对庙堂伪道的巨大威胁，正是郭象及其徒子徒孙持续千年篡改、反注的根本原因。庄子的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加上郭象的篡改其言、反注其旨，就把抉发、论证庄学真义的困难程度，提高到了足以花费我的半生精力。我的工作就是既要破解庄子所设的正拼版、正迷宫，又要破解郭象所设的反拼版、反迷宫。读者阅读我的庄学三书，就能走通庄学迷宫，进而走通古典中国、现代中国的文化迷宫，最终走通真道、伪道永恒博弈的人生迷宫，成为自适其适、抵达至境的逍遥真人。古今中外的所有真人，我都称为“庄学之友”。
《文化广场》：你觉得挖掘和还原庄子在现代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
张远山：庄子是超越时代的伟大先知，不仅超越古代，甚至超越现代，不仅超越古今中外很多普通人，而且超越古今中外许多大哲。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庄子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人。比如庄子主张“齐物”，不仅抛弃了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也抛弃了民族的、国家的、人类全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再如庄子主张“逍遥”、“自适其适”，也就是现代意义的自由。又如庄子主张“然于然，不然于不然”，对任何事物，都肯定其相对之是，而非全盘抹杀，更非“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无论“逍遥”、“齐物”、“自适其适”，还是“然于然，不然于不然”，古代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现代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独立研究本是常态
《文化广场》：作为一个体制外的学者，在研究中是否会碰到困难？
张远山：主要困难是我缺乏一个资料齐全、使用方便的图书馆，好在可以借助互联网的便利。互联网不能提供的相关资料，散处全国高校的很多朋友乐意充当“志愿者”帮我查找。由于喜欢拙著的读者无不熟知我的后续写作计划，所以他们提供资料常常具有提前量。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
另外有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比如说我不在体制内，很难得到第一手研究资料，尤其是仅为少量专家占有的最新出土文献。比如说1993年出土的王家台《归藏》，至今没有正式出版，我又无缘亲见竹简，只能用网络版王家台《归藏》进行研究。《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过我一些论文，后有朋友提及，惊讶于我居然不知，并说转载都有稿费。我去电问，他们说，学术刊物的论文，规定必须署明所在高校，我的论文没有署明所在高校，所以无法寄交稿费。我是学术界的“盲流”、“三无人员”。
《文化广场》：现在很多学术研究不再只是高校老师在做，像你这样的独立学者越来越多，如何看这个现象？你觉得独立学者会给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张远山：不受任何外力干扰的独立研究，原本是学术常态。看权力眼色、被权力左右的官学，自古以来没有多少学术含金量，而有或多或少的伪学术杂质。所以即使在庙堂主宰一切的古代，官学也仅在当代略有影响，后一朝代总结前一时代的学术，不会取其庙堂官学，而是取其民间真学。如今官学主宰一切，不愿遵守官学樊篱的学者，也不得不因为体制外难以生存而寄身体制，民间学术因此稀有，常态变成了非常态，常道变成了非常道。但是中国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崛起，希望在于恢复学术常态，恢复中华思想的原创活力。我愿再次引用庄子之言：“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庄子之后研究老子
《文化广场》：“庄子工程”现在有了《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和《庄子传》，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张远山：下一步，首先是“由庄溯老，由老溯易”的后两部分，先写《老子奥义》，阐明庄子的先驱老子如何开创了道家；再写《归藏奥义》，阐明老子的先驱《归藏》和伏羲如何滋养了老子，如何开创了迥异于全球其他文明民族的文明形态。从而探明，从伏羲到《归藏》到《老子》，有些什么思想内涵滋养了庄子，又有什么必须克服的内在不足需要庄子补充、发展。
更进一步，是跳出道家之局限，研究被秦火汉黜剿灭的墨家及其名学，完成《公孙龙子奥义》，探明伏羲之道、《归藏》之道、老庄之道有什么必须克服的内在不足，需要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予以补充、发展。总的来说，我的毕生研究之宗旨，是希望未来中国能够“以古为鉴”，复兴古典中国的固有长处，克服古典中国的内在不足，创造超越古典文明的崭新文明。
图片1：《庄子奥义》张远山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定价：26.00元
图片2：《庄子复原本注译》张远山注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定价：98.00元
图片3：《庄子传——战国纵横百年纪》张远山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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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的比人本身还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