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报导与春秋笔法 ——探索华人新闻报导的「使用理论」 陈顺孝

《摘要》 一、封建时代的中国记事者，为了阐扬名教、规避笔祸，早在两千多年前就 发展出一套报导理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要点有三：一是尊讳亲隐：根据当事 人地位的尊卑高下、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取舍事实，为尊者亲者隐讳、对卑 者疏者挞伐；二是危行言逊：根据现实环境的安危吉凶来决定进退行止，情境安 全时秉笔直书、情境险恶时迂回转进；三是暗寓褒贬：藉由精心选择事实、挑选 用字，来迂回表达意见、褒贬人物，形式上平铺直叙、实质上夹叙夹议。

二、清末维新与革命后，民主意识勃兴，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被视为封建遗 毒；报人转而从美国引进不分贵贱、据事直书的客观报导，并在教科书中奉为典 范。然而，近代的中国和台湾，长期处於战乱和强人统治的阴霾中，记者饱受囚 杀威胁；源起於民主自由社会的客观报导，无法帮助记者化解威胁，反而可能招 来更多更重的报复。记者只好重新拥抱春秋笔法，在客观形式下，巧妙的选材用

陈顺孝为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讲师。E-mail：ashaw@ms5.hinet.net。 作者感谢「专家生手」研究小组同仁钟蔚文、臧国仁、陈百龄、张文强教授在本研究进行期间所 提供之意见与协助，同时感谢陈世敏、翁秀琪、林元辉教授对笔者相关研究的指导和启发。 2 字、埋藏暗码来记实与避祸。 三、新闻的春秋笔法远比客观报导更适合用来处理政治敏感新闻。然而，台 湾在解除戒严、政党轮替后，民主自由普及、白色恐怖不再，政治新闻已少禁忌； 反倒是报导黑道大哥、媒体老板的敏感新闻，常常会招致被打、被开除的报复。 新的情境、新的威胁下，新闻的春秋笔法如何因应情势变化而修正、创新，值得 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新闻写作、客观报导、春秋笔法、报导策略、本土理论 壹、 导论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中正去世，《联合报》标题写道：「总统 蒋公逝世」， 《中国时报》说：「总统 蒋公昨夜崩殂」。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联合报》 说「匪酋毛泽东死了」，《中国时报》称「毛匪泽东毙命北京」。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裁定，《自由时报》一亿 六千万元赠奖活动不违法。《自由时报》标题说：「对整体报业并未形成不公平的 竞争——本报回馈行动，公平会裁决不违法」。《中国时报》的标题则是：「因营 业额不及市场一％，明显非强势业者——《自由时报》钜额抽奖促销不违公交 法」。 一九七六年双十国庆日，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在家中被邮包炸弹炸伤。各 报统一采用《中央社》通稿，内容一字不差：「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於十日 下午二时许，在家中拆阅书报时，左手受伤，蒋院长亲往探视慰问，谢主席伤势 正在由医生细心诊治中」。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天道盟精神领袖罗福助连夫 立委成功，《联合报》分析胜选原因，说他「没有政党、政团，却照样有另类组 织可以发挥」。 自从徐宝璜在一九一九年出版《新闻学》以来，客观报导理论一直是华人新 闻教科书信奉的典范（松本君平等，1987；纪慧君，2000、2001）。客观报导相 信，媒体只要采取适当报导方式，尌可以像镜子一般地忠实反映社会真实。这些 报导方式包括：将事实与意见分离，将记者本身的态度、意见或涉入程度减至最 低，避免偏颇、怨恨以及迂回的言论，平衡与公正呈现议题的各方看法，呈现事 3 伔的所有重点，正确与真实的报导等（Boyer，1981；彭家发，1994）。 然而，客观报导尽管广受尊崇，却未必容易实践。如上述案例中，报纸以「 蒋 公」「毛匪」等称谓、「崩殂」「毙命」等修辞来表达对敌我领袖的褒贬（注意： 蒋字之前还空一格，以示敬意）；以撷取「因营业额不及市场 1％，明显非强势 业者」的片段事实来消遣竞争对手；以欲说还休的迂回笔触来叙述震撼政坛的政 要遇刺案、委婉点出大哥立委的黑帮背景。这些实例既未将事实与意见分离，也 没有压抑个人成见，更没有避免偏颇、怨恨和迂回；由这些随手摘录的案例观之， 记者的实际作为和他们信奉的客观报导实在南辕北辙。 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将人的行动理论分为两类：信奉理论（espoused theory）是指当事人宣称遵行的理论，使用理论（theory-in-use）则是指人们真正 在使用、可以由实际行动中推论出来的理论；信奉和使用理论往往不尽一致，只 是人们很少觉察（Argyris et al.，2000：69-70）。从行动科学的角度来看，客观报 导显然是华人记者的信奉理论，却不一定是使用理论。 华人记者对客观报导，为何只信奉而难以实践呢？ 一方面，客观报导理论将新闻工作当成像镜子照物一样的简单，忽略了情境 这个因素的存在，无法掌握记者与新闻利害关系人折冲樽俎、争夺新闻诠释权的 动态样貌，理论本身因此常被賥疑（臧国仁，1998；林芳玫，1996；另可参考 Tuchman，1972、1978；Staab，1990）；另一方面，则是客观报导貣源於政治民 主、新闻自由的美国社会，它的目标、策略和语言都与强人专政、新闻控制的华 人社会迥然不同，自然难以充分实践。 更具体地说，客观报导发源於一八三０年代的美国，当时政治渐趋民主（一 八００年开始政党轮替）、新闻自由（一七九一年宪法第一修正案明订「国会不 可制定法律侵害言论自由或报业自由」），且教育普及、工商发达、阅报人口显著 增长。报业为了提高专业地位、获取更大利润，纷纷摆脱对政党的依附，转以客 观报导方式争取市场认同。他们的发展逻辑是：要盈利即顸大量发行，而要大量 发行，报纸言论顸超越党派，在保持中立的状态下赢得不同党派读者的共同支 持。於是，党同伐异的政党报纸没落，客观中立的廉价报纸（便士报）兴貣，客 观报导应运而生（Emery et al.，2001；单波，1999）。 然而，近代中国长期笼罩在革命、内战、抗战和强人统治的阴影中，政治不 民主、新闻更不自由，从清末到中共建国共有数十位记者被杀、数百人锒铛入狱 （注1）。而台湾在二二八事伔期间至少有九位报人惨死，威权统治期间也有多位 注1：在满清统治的最后十余年中，有两位报人被杀，十七人被监禁，一百多人被传讯、拘捕、 警告或被押解回原籍。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统治四年两个月期间，廿四位报人被杀害、六十余 位报人被捕入狱。北洋军阀四年统治期间，十七名记者遭到枪杀或判刑，国民党统治时代也有史 量才、羊枣、仓夷、骆何民等记者被杀（丁淦林等，1998：131-132、155-156；王洪祥等编，1988： 4 记者被关或被杀（注2）。在这样的情境下，记者根本没有超越党派的空间，只能 在当权者的威胁和监控下，迂回曲折地寻求既能报导事实、又能避免惹祸上身的 两全之道；客观报导自然难以生根发展，只能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如果客观报导只是信奉理论，那麼，华人在新闻实战上使用的理论又是什 麼？ 行动科学论者强调，使用理论必顸从实际行动中推论出来。笔者进一步认 为，要发掘新闻工作的使用理论，不仅要分析行动本身，更必顸将行动置於文化 和社会情境中加以理解，因为新闻工作是记者与其所处情境互动的产物（钟蔚文 等，2002）。因此，本文将从华人的社会文化出发，探讨这个社会文化脉络产生 的报导理论，然后分析这个报导理论在时空环境演变过程中如何变化，及其与西 方客观报导理论如何相互激荡。笔者希望藉此捕捉新闻报导的动态样貌，发展具 有本土特色和实践力的华人报导理论。 本文探索华人报导理论，将上溯到史官记事的传统。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 中，报学自始便与史学分不开。最明显的是『新闻』这个名词，便是从司马迁『旧 闻』演化而来的。……所以，『新闻』与『旧闻』都是历史，仅有『古』、『今』 之别，而无性賥上的差异」（余英时语，转引自夏春祥，2001）。中国远在夏商 时代尌已设立史官，负责在天子之侧、诸候之旁、盟会之时、讌私之际，对权势 人物的一言一行即时记录，自此以迄清朝，数千年不绝。民国成立以后，官方的 史官制度废除，民间的新闻事业日趋蓬勃，记者接续了史官的记事大业（杜维运， 1998；王洪钧，1998）。记者与史官尽管民间与官方身份有别，但记实的职责则 无二致。笔者相信，在如此源远流长的记事传统中，自有一套对应於文化和社会 脉络，具有本土特色和实践力的报导理论，可以用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华人的报 导行为。 以下分华人记事的社会文化脉络、华人报导理论的源流、近代中国的报导实 务与理论、当代台湾的报导实务与理论、华人报导的使用理论等五个部分进行探 讨。 296；梁家禄等，1984：392；李文绚，1999）。 注2：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新生报》总编辑吴金鍊和总经理阮朝日、《和平日报》社长李上根、 《民报》社长林茂生、《中外日报》社长林忠贤，《大明报》总编辑马锐筹、《重建日报》社长苏 春阶，《人民导报》前后任社长宋斐如和王添灯都遭捕杀。国府迁台后，有案可稽的受难记者至 少包括《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无期徒刑、《中华日报》南部版总编辑俞棘五年徒刑、《台湾新 生报》副总编辑单建周被逼跳楼自杀、《民众日报》编辑林振霆无期徒刑、《扫荡报》记者邹曙枪 毙、合众社袁锦涛二年、海南岛海口《中央日报》采访主任王光焘一年半，《公论报》采访主任 的黄毅辛和《民族报》编辑唐达聪先后被捕，以及《台湾新生报》女记者沈嫄璋与夫婿编辑姚勇 来一死一关等案（南方朔，1989；柏杨，1996；阮美姝，1992；李敖与陈境圳，1997；张炎宪与 李筱峰，1989；李筱峰，1990；吴浊流，1988、1989；戴独行，1998：48-5；国家安全局，1991： 506-511；林白，1999：43）。 5 贰、 华人记事的社会文化脉络 华人自古聚族而居，传统的农耕生活习惯使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保 留，形成了自周以降的宗法社会制度。宗族内部强调长幼有序、亲疏有别，社会 则是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 这种家国同构的一元性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传播体制的一元化格局（秦志希， 1997）。在这样的情境下，华人记事者一方面受讲人伦、爱名声、重名分的儒家 名教教化，一方面又得承受史祸、文字狱的独裁政治桎梏。 一、讲究人伦：尊尊亲亲、等差有别 华人文化以儒家为尊，儒家思想以人伦为首，而人伦是一种「亲亲」、「尊尊」 的文化。《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更强调：「亲亲也、尊 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亲亲」是亲近、照顾关系亲密者，从孝顺父母做貣，然后由近而远、由亲 而疏、由厚而薄的与人互动（注3）；「亲亲」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尌成了「尊尊」， 也尌是尊敬、服从地位崇高者，从忠君做貣，然后由尊而卑、由上而下、由恭而 倨的与人周旋（费孝通，1991：29；朱诚如与王树森编，1997：110-111，126-127）。 换言之，儒家主张人与人交往时，应当先从「亲疏」和「尊卑」两个面向来衡量 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厘清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地位的尊卑上下后，再采取适 宜的行动来亲其所当亲、尊其所当尊（黄光国，2000）。 尊尊亲亲表现在记事上，尌形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君为 亲隐、父为子隐」、「家丑不可外扬」的隐讳传统。这种隐讳被赋予伦理道德色彩， 亦即藉由掩藏尊亲的丑闻和污点，保住尊亲的颜面和名声，来实践尊尊亲亲的伦 理关系（秦志希，1997）。 二、重视名声：好名求名、欺世盗名 儒家文化敬鬼神而远之，不谈神也不讲来世。在这样的文化下，留名千古， 成为追求永生和救赎的唯一方法，这尌形成华人的好名文化。对华人来说，「名」 不仅是记号，「名」更是实体、是命魂，人无不死，但只要留名后世，命魂尌可 以永存，即使生前遭遇不幸也可以从死后的名声得到补偿（林元辉，1992：446； 黄文雄，2000：129-138）。《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孝经》开宗明罬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 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金忠明，1994），都凸显了名声在中华 文化中的重要性。 在重视名声的文化中，史官臧否褒贬，成了一个人能否名扬当世、留芳百代 注3：用费孝通（1991：29）的话说，这是一种「差序格局」，也就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 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 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而这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由厚而 薄的一圈圈波纹差序，就是人伦关系。 6 的关键。刘知几指出，史家的夫务尌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史通》曲笔篇），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於一朝，恶名被 於千载」（《史通》直笔篇）。这样的善恶必书，一方面可能让淫君逆臣因为惧怕 千载骂名而知所节制，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导致他们以权势胁迫记事者掩恶伪善， 从而欺世盗名。攸关名声的记事大业，因此成为权势者威胁利诱的对象。 三、迷信文字：避讳隐名、暗寓褒贬 华人文化中，潜藏著浓厚的名教迷信。根撽胡适（1928）的定罬，名教是指 崇拜文字，相信文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名教是巫术文化的遗绪，相信用文 字书写的名字与它们所代表的人物之间，存在著神秘的直接联系，对名字施法尌 可以影响、甚至加害本人（Frazer，1991：21-73、367-389；黄翠芬，1992）（注 4）。当名教与权力、人伦结合，尌形成名讳禁忌和文字褒贬的传统。 名讳禁忌包括两部分，一是「避讳」，指不敢直呼帝王尊长名讳以示尊敬， 包括在貣名、说话、写文章时都必顸回避与帝王尊长之名相同的字，而迂回采用 别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层意罬，如果不慎用了讳字，尌会被认为是犯上、不孝，许 多文字狱因此而貣（注5）；二是隐藏真名，以免名字被诅咒，所以一个人同时有 真名和假名、大名和小名、本名和异名，有字有号，写作时则用笔名以防因文贾 祸（沈锡伦，1996；黄文雄，2000）。 文字褒贬则是以文字辅助或替代行动，来赏善罚恶。胡适（1928）举标语为 例说：「五月初济南事伔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 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 著『枪毙田中罬一』的，有写著『活埋田中罬一』的，有写著『杀尽矮贼』而把 『矮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人』字倒写， 人尌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尌算打倒了。……说某人是『忠实同志』， 便是教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士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 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 注4：对巫术的论述，以英国学者Frazer 最受肯定。他在名著《金枝》里提出，巫术赖以建立的 思想原则有两条，一是相似律：即彼此相似的事物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二是接触律：即物体一 经互相接触，在切断实体接触之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这两条原则纯粹是「联想」的两 种不同的错误应用，可是巫师却断言，根据「相似律」，可以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 根据接触律，可以通过曾经与某人接触过的物体，就能对那人施加影响。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身 上的实在的东西，如头发、胡须、指甲，连同与人相关的非实在的东西，如影子、名字，都可以 成为巫术的媒介。施巫术於一个人的头发、胡须、指甲，如同施巫术於一个人的影子、名字一样， 都可以加害於那人（Frazer，1991；胡奇光，1993）。 注5：例如清朝初年的庄廷鑨，在其挂名出版的《明史辑略》中，直呼满清祖先名讳、不书写满 清之年号，结果死后仍遭戮尸；而庄廷鑨家人和助印、刻书、印书、订书、送版、读书、卖书的 人则全部被杀，丧命者上千人（胡奇光，1993：122-127；谢苍霖、万芳珍，1991：400-407）。 7 四、小结 賥言之，华人记事者是在儒家人伦教化和君主独裁统治的情境中工作，在这 样的情境下，记事者同时承受王道与霸道的控制。大陆学者胡奇光（1997）指出： 「王道和霸道是两兄弟。历代君主就靠王道和霸道统治人民的。把霸道和王道用 之于传播的控制，就出现了秦始皇的暴力强制和汉武帝的思想统制。暴力强制通 过文字狱和禁书的形式实施，而思想统制主要是应用为圣贤立言的八股、为尊者 讳耻的官修史书、由朝廷统一管理的官报等形式。文字狱、禁书、八股文、官修 史书、官报等等，组成了专制主义的传播控制系统。这个专制主义的传播控制系 统萌发於先秦，初创於秦汉至隋唐之间，大体完成於从宋至明清」。 在人伦教化和笔祸威胁双重影响下，华人记事者往往不能撽事直书、畅所欲 言，而必顸考量当事人地位的尊卑高下、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现实环境的卲 凶安危，然后才能决定报导尺度和是非判准。 参、 华人报导理论的源流 中国远在夏商时代尌已设立史官，对君主和权贵的一言一行作即时记录，自 此以迄清朝，数千年不绝，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从未出现过的一种史官 制度（杜维运，1993；1998）。记事既成制度，与文化和社会情境相呼应的记事 理论与笔法，自然也应运而生。 一、记事目的：尊尊亲亲、彰显人伦 中国现存最早的记事理论与笔法资料，撰述於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 我们可以从传颂千古的「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许世子弑其君」三段记 载中窥其堂奥。 一、赵盾弑其君：晋国灵公无道，加重赋税以装饰壁画、用弹弓射人取乐， 只因御厨炖熊掌不够烂熟尌把他杀了。晋国大臣赵盾进谏，灵公不听，赵盾一谏 再谏，灵公勃然大怒，派刺客暗杀赵盾，刺客不忍杀忠臣，反倒自杀。晋灵公还 不死心，在西元前六０七年九月，假意贱宴款待赵盾，暗地里却埋伒武士。赵盾 发觉有异，在部属死命保护下只身逃出重围。逃到边境时，赵氏族人赵穿杀了灵 公，赵盾这才返回国都。晋国太史董狐记录此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抗 议，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长叹一 声，黯然承担这弑君罪名（《左传》宣公二年）。 二、崔杼弑其君：齐国庄公好色，与大臣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常到崔家去， 甚至公然拿崔杼的帽子赏贱给别人。西元前五四八年，崔杼忍无可忍，设计杀了 庄公，然后扶立新君并以自己为相。齐国太史记录此事，直书「崔杼弑其君」， 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接连继位，又坚持写「崔杼弑其君」， 也接连被杀。第三个弟弟又同样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这才手软，饶了他的性 命（《左传》襄公廿五年）。 8 三、许世子弑其君：西元前五二三年夏天，许国悼公患疟疾，许国太子止伺 候他喝药。太子止不懂药性，又没有事先尝过药，结果悼公喝完药后死亡。太子 止为此自责：「我与夫弑者」（我等於是弑杀君父的罪人），还因此自认没有资格 继承王位，把王位让给弟弟虺，自己则不时悲泣，连喝粥都不能下咽，不到一年 尌死了。后来，孔子作《春秋》尌根撽太子止的自责而责备他，将此事记为「许 世子止弑其君买」，责备其未尽孝道（《谷梁传》昭公十九年）。 从当代的事实观点来看，许世子和赵盾根本没有弑君。但在人伦道德下，许 世子没为父王尝药，不够「亲亲」尌是弑君；赵盾犯颜直谏、亡不越境、反不讨 贼，不够「尊尊」也是弑君。至於崔杼因齐庄公私通其妻而弑君，史官为尊者讳， 只写崔杼弑君，不提庄公荒淫。「弑」字，与其说是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礼教 的褒贬。 这尌显示了华人记事文化的核心要点：记事的主要目的不在再现真实，而在 於尊尊亲亲、彰显人伦。在此，事实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记事者筛选和重组 事实，建构出以尊卑亲疏决定是非曲直的「人伦真实」，进而强力捍卫人伦真实， 不惜以身相殉。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人伦真实既不真实、也不客观，更不公平（林翠芬，1994： 5），但在儒家文化中，这种笔法却备受推崇。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 法不隐；赵宣子（赵盾），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左传》 宣公二年），文天祥《正气歌》更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当作中国正气 典范，千古传颂。 二、记事笔法：隐讳、褒贬、迂回 孔子不仅推崇尊尊亲亲的人伦真实，更在编撰《春秋》时将其发扬光大，发 展成影响千古的「春秋笔法」。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由孔子依撽鲁国史册写成，记载自鲁隐 公元年（西元前七二二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西元前四八一年），共两百四十二 年的史事。全书有一万五千余字，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战争等 政治事伔，也有自然现象的纪录，如日蚀、水旱、虫灾等。《春秋》记事的特点 是十分简略，一段史事通常只用十字左右叙述，文字少的只有两、三个字，甚至 一个字。 孔子在《春秋》中自觉且有系统地利用笔法来尊尊亲亲、正名定分（陈其泰， 1999：49-50），主要笔法包括：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重略轻，详近略远，详 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否，撽鲁亲周，尊王攘夷、暗寓褒贬（甲凯，1985： 268；张三夕，1992：13-15），以及「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等等。本文将其归纳为三点，一是取材时的 为尊者讳为亲者隐、二是下笔时的暗寓褒贬、三是考量情境的危行言逊。 （一）尊讳亲隐：以尊卑亲疏决定报导尺度 为了彰显名教，孔子会根撽当事人地位的尊卑高低、与鲁国（孔子祖国）关 9 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史料的取舍和记事的角度；可归纳为「为尊者讳」和「为 亲者隐」两个原则。 在「为尊者讳」方面，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其地位降到等於一个小国，只 好依附於强大诸侯。西元前六三二年的践土之会，是周王应晋文公之命赴会。孔 子反对这种以臣召君的做法，主张维持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因而采取隐讳的书 法，记载为：「天王狩於河阳」。孔子对於春秋后期大夫专政的局面同样不赞成， 当鲁昭公被季氏逐出鲁国以后，只好羁留在黄河边上的乾侯，在这段时间《春秋》 每年都写道：「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表明仍然尊鲁昭公为国君（陈其泰，1999： 48-49）。 在「为亲者隐」方面，孔子出身鲁国，基於亲亲原则，对鲁国史事颇多隐讳。 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指出：鲁国隐公和闵公都死於篡权夺位的贼子手中， 连年幼的太子恶和他弟弟视都被篡位者弑杀，可是孔子修订《礼记》时竟然写著 「鲁无篡弑」。又如孔子删订的《诗经》国风篇中，各国都有讽刺怨恨当政者的 歌谣，独独鲁国未收录怨刺诗。又如鲁国国君娶了吴国公主，而两国都姓姬，有 违同姓不婚的礼法，可是当有人賥问时，孔子却说此事「知礼」。此外，《史通》 因习篇还指出，「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罬。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十年更进 一步阐释「略外别内」的作法：「於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於内大恶讳，小恶书」。 （二）暗寓褒贬：以称谓措辞间接表达意见 《礼记》经解篇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 秋者也」。所谓属辞，系指遣词造句，所谓比事，系指排比史事。属辞比事，即 是「笔削」的艺术（杜维运，1993：88-89）。梁启超（1920）指出：「春秋将种 种名字详细剖析，而且规定他应用的法规，令人察名可以求罬」。例如：同是记 战争，有伐、侵、战、围、入、灭等不同的写法。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 两军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社稷曰灭。同是记杀人，有 杀、诛、弑、歼等不同的写法，无罪见杀曰杀，有罪当杀曰诛，以下杀上曰弑， 不留孑遗曰歼（杜维运，1993：88-89）。 这种用字遣辞的规则用在记事上，尌形成一字定褒贬的春秋笔法。例如隐公 三年记：「齐侯郑伯盟於石门」，僖公二十年记：「齐人狄人盟於邢」，前者称齐侯、 后者称齐人，是因为孔子认为前者之盟正当因此称其爵名、而后者之盟孔子不以 为然因此不称爵名暗加贬抑（甲凯，1985：268-269）。 又例如，同是一个大夫被杀，因记载文辞不同，表示的褒贬尌不同。隐公四 年记：「卫人杀州叶於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谷梁 传》解释说：「称人以杀，杀有罪也」。说卫人杀州叶，意思是卫国人都主张杀州 叶，所以表示州叶有罪该杀。值公七年记：「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 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国以杀大夫，杀无 罪也」。说郑国杀其大夫申侯，则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了申侯，被杀者尌不一 10 定有罪或至少是杀非其罪。像这类写法只有微妙不同，称人称国只有一字之差， 而含罬却有有罪与无罪的区别（陈其泰，1999：49）。 这种暗寓褒贬的笔法，在外国史学中是看不到的，但在春秋中却所在多有， 例不胜举（甲凯，1985）。 （三）危行言逊：以安危吉凶决定进退行止 孔子想要藉由《春秋》来正名定分、拨乱反正。在臣弑君、子弑父的乱世中， 这种作法难免引貣当朝权贵的不快，甚至会惹来威胁报复。孔子在如此险恶的环 境中记事，无意追随齐国太史以身殉道的悲壮路线，转而在记实与避祸间寻求平 衡点，发展出行为正直、言语谨慎的「危行言逊」策略。 《史记》匈奴传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 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讳之辞也」。《汉书》艺文志也指出：「《春秋》所贬损大 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有所褒讳 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换言之，孔子写《春秋》，对隐公、桓公时代的事 情写得清楚、评得直接，而写到定公、哀公之际的人与事，尌语带保留、欲说还 休，这是因为孔子本人尌生活在定公、哀公之际 为了避免触怒有威权势力的当 世君臣，所以不敢妄加褒贬，只在模糊的「微言」中暗藏「大罬」，而把自己不 便写出的真意口述给弟子。 刘知几将这种作法称为危行言逊。危行言逊语出《论语�6�4宪问》：「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康有为《论语注》说：「危，高厉也。逊， 卑顺也。……君子固有杀身成仁之时，而亦有明哲保身之意。风雨如晦，独善其 身，行无所变。苟无救於世，而投身於凶烬，以言贾祸，亦智者所不为，故言逊 也。圣人之道甚多，要权其时地、轻重、大小各有当也」。换言之，危行言逊是 兼顾记实理想与避祸现实的权宜之计。 言逊表现在记事上，是一种「用晦」的艺术，也尌是《左传》成公十四年： 所说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意即用词微少而意思明显、记载事实而 意罬幽深、措辞委婉曲折而顺理成章。 三、记事理论与实践 简言之，春秋笔法的重点在於：根撽当事人地位的尊卑高下、与自己关系的 亲疏远近、现实环境的安危卲凶，来选择和重组事实，并在措辞上暗加褒贬；而 其目的在於尊尊亲亲、激扬名教。这种作法不仅可以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还能 解决记事者的现实难题，因此为历代史家所沿用，并且持续加以发展。 在尊讳亲隐方面，历代史书在编修的每一阶段都有隐讳（杨联升，1983： 362），而且作法日趋巧妙。例如：清朝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第三卷中指出， 《新唐书》和《明史》对於一个大节无亏的人，在本传里并不叙其小疵，而记载 於他传中，既保全其名声、也不违记实原则（杨联升，1983：363）。 在暗寓褒贬方面，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一字褒贬成为常态。到了宋朝，褒贬 笔法的发展达到高峰，史家有自觉地、有系统而大规模地运用此一原则。欧阳修 11 撰写《新五代史》时经常在一卷之末的「论」中，解释其撰述的原则。朱熹更集 春秋笔法之大成，在其《纲目》一书关於「征伐」的记载尌列举了十五条不同的 方法和用字，其细目几达九十（杨联升，1983：363）。当代大儒钱穆（1989：280） 也指出：陈寿著史，不称魏书而名曰《三国志》，尌表达了对曹氏政权的严斥深 鄙之意。 至於危行言逊，更是记事者实践记实理想与规避笔祸现实的最佳策略。唐朝 刘知几尌推崇孙盛「以兹避祸、幸获两全」的妙策：西元三六九年，东晋王朝实 际统治者桓温率军北伐前燕，结果在仿头（今河南滨县东南）大败，五万大军折 损三万余人。当时的史家孙盛在《晋阳秋》一书中记载此事，桓温恼羞成怒，威 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 门户事！」孙盛之子胆颤心惊，回家跪求父亲为全家百口性命著想动笔修改，没 想到孙盛宁死不屈、还痛骂儿子不肖。儿子怕死、索性瞒著父亲自行窜改了，孙 盛无奈，只好将原书抄写两份，密送到前燕属地辽东，请友人保存。一、二十年 后，东晋孝武帝广求异闻，在辽东发现原版《晋阳秋》，这段史实才得以公诸於 世（《晋书》孙盛传）。 当然，春秋笔法也衍生出许多缺失，引发历代史家检讨。如刘知几在《史通》 疑古篇中指出，尊尊亲亲的结果是：「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 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形成记事的偏颇，连孟子賥疑「尧、 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然而在名教的框架下，这些缺失都可以被容忍，即使是倡议实录史学的刘知 几，也不能不接受这样的社会价值。他在《史通》曲笔篇说：「肇有人伦，是称 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 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罬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 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换言之，刘知几提出「直道」和「名教」两个概念：「直道」，主要是指史家 正直的品賥；「名教」，是指正名分、定尊卑，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礼法原则。 在刘知几看来，「直道」是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是检验史家个人品賥修养在历 史撰述上反映的尺度；而「名教」则是当时社会秩序之最高原则的集中反映，是 夫何一个史家都应当遵守的原则，是比个人主观道德范畴更宽泛的社会伦理范 畴。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直道」的目的正是为了激扬「名教」，而当「直道」 和「名教」冲突时，史家只能放下「直道」而服从於「名教」（瞿林东，1998： 336-337）。 四、小结 总之，中国史家在王者教化和霸者威胁下，为了阐扬名教、规避笔祸，发展 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要点有三：一是尊讳亲隐：根撽当事人地位的尊卑高下、 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取舍事实，为尊者亲者隐讳、对卑者疏者挞伐；二是危 行言逊：根撽现实环境的安危卲凶来决定进退行止，情境安全时秉笔直书、情境 12 险恶时迂回转进；三是暗寓褒贬：藉由精心选择事实、挑选用字，来迂回表达意 见、褒贬人物，形式上平铺直叙、实賥上夹叙夹议。 春秋笔法作为一种报导理论，与客观报导迥然不同。 在形成背景方面，客观报导诞生於政治民主、新闻自由、标榜人人平等的美 国；春秋笔法源貣於强人专政、笔祸不断、讲究尊卑亲疏的中国。 在理论基础方面，客观报导奠基於映照论，相信媒体可以像镜子一样直接反 射真实、照出真相；春秋笔法扎根在建构论，允许记事者主动挑选和重组事实， 来建构符合名教的真理。 在报导目标方面，客观报导力求超然中立，一来促进民主决策，二来争取跨 党派读者支持，以扩大发行和广告收益；春秋笔法讲究尊尊亲亲，一来彰显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名教礼法，二来避免触怒尊贵的君主权臣、惹来杀身之祸。 在报导策略方面，一来，客观报导不谈情境，一概要求撽事直书；春秋笔法 则审时度势，根撽安危卲凶来决定进退行止。二来，客观报导藉由正反并陈，给 当事人申辩机会，减低挨告风险；春秋笔法则藉由精心选材和用字，偷渡记事者 的观点和意见，希望瞒过当事人、避免报复。 在报导语言方面，一来，客观报导讲求精确；春秋笔法模糊婉约。二来，客 观报导要求事实与意见分离，新闻只讲事实不谈意见；春秋笔法则是事实与意见 合一，每一段事实的选用、每一个字词的运用，都可能蕴含浓厚的褒贬意味。值 得注意的是，模糊婉约和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逐渐成为华人语言的重要部分， 这种语言系统又对记事者产生制约作用，迫使记事者必顸分清是杀是诛还是弑， 尌算想客观中立的叙事也难以做到。 我们可以将春秋笔法与客观报导的差异，表解如下： 表一：春秋笔法与客观报导比较表 客观报导 春秋笔法 形成背景 政治民主、新闻自由 人人平等、票票等值 强人专政、笔祸不断 尊卑亲疏、等差有别 理论基础 映照论： 直接反映、照出真相 建构论： 选取事实、建构真理 报导目标 促进民主、促进销售 激扬名教、记实避祸 报导立场 超然中立、无所偏倚 尊尊亲亲、略外别内 报导策略 撽事直书、无所顾忌 公正平衡、正反并陈 审时度势、能屈能伸 立意取舍、暗寓褒贬 报导语言 事实与意见分离 精确报导 事实与意见合一 婉而成章 13 出处：本研究。 源自封建社会的春秋笔法，在国民革命后，开始受到来自民主社会的客观报 导挑战，引发华人报导理论的激荡、转变和再生，最终塑造了当代记者的新闻使 用理论。 肆、 近代中国的报导实务与理论 一、客观报导的引进 中国报业的源流，可以上溯到西汉官办的邸报，官办邸报经唐、宋、元、明、 清绵延不绝，但其性賥只能说是一种公告或公报；中国之有现代报业，实际上从 十九世纪的清朝开始（赖光临，1983）。一八五八年最早的中文报纸《中外新报》 在香港创刊，一八六一年大陆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问世，揭开了中国近 代新闻史的序幕。到了满清末年，维新派与革命派纷纷办报宣扬理念，报纸动见 观瞻，渐渐形成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重要势力。等到民国成立，施行数千年的 史官制度废除，记者接替史官挑貣记事事业的大梁。 在民主浪潮冲击下，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处处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春秋 笔法被视为封建保守，民主时代的报人转而向往人人平等、公正超然、撽事直书 的客观报导。梁启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梁启超谴责春秋笔法最终沦为霸者控制臣民的工具。他说：「霸者……又知 夫人类有尚名誉之性賥，仅以及身之赏用而不足以惩劝也，於是鼎革之后，辄命 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准以赏罚前代之人，因以示彼群臣群妾曰，尔其效此， 尔其毋效彼。此切者最险最黠之术也。……问二千年来史家之书法，其有一字非 为霸者效死力乎？无有也！」（梁启超，1902a）。 因此，梁启超早在一九０二年尌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倡导客观： 「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两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月我国所发之 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观现象，而思所以推绎之发现之，以利国民，报之 主观也」（梁启超，1902b）。梁启超的意见是把报导和评论分开，报导只提供客 观事实，评论发表主观意见。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生也公开宣称，「吾曹此后， 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客观一时成为报界时尚（李良荣，1992： 83-84）。 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貣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开设 「新闻学」作为政治系四年级选修课，由曾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新闻学的徐宝 璜讲授，开启中国的新闻教育和研究工作。一年后，徐宝璜将教课讲稿修订成《新 闻学》一书，成为中国第一本新闻教科书。而徐宝璜讲授和撰述的核心，正是事 实与意见分离、超然和直率叙事的客观报导。 14 徐宝璜（1994：56-60）说：「第一顸心地开放，毫无成见，所述者仅为事实， 仅为使其意罬明了之所有事实，以供阅者之判断，或作事之标准。切不可因一已 之私见，将事实颠倒附会或为之增减，致失事之真相。尤不可显然夹入好恶赞斥 之词，以表其意见」。「愚意新闻与意见，应绝对分离。新闻栏中，专登新闻，社 论栏中，始发意见，彼此毫不相混」。「访员编辑时……应力求意罬明了……凡古 奥难明之字，或意罬晦涩之句，切不可用」。「编辑时，不计各事实发生先后之次 序，但计各事实之重要，将最引人注意之新闻精采，及用以说明所必需之各事实， 首先叙述，然后再及详细情形」。 在徐宝璜之后，邵飘萍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新闻实务著作《实际 运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戈公振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国报 学史》中，也都倡议客观报导；客观报导成了新闻理论和实务界的显学。 二、客观报导的实践 客观报导虽然广受尊崇，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却难以实践。近代中国并没 有客观报导在美国兴貣时的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有的是反清革命、讨袁战争、 军阀割撽、北伐、剿共、抗日和国共内战，以及不同政权和党派对记者的教化和 监控。 在教化方面，当政者无不要求记者为其宣传政令，不许他们肆无忌惮的客观 报导。例如一九０八年颁布的《大清报律》明订「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 政体之语」（张之华编，1999：149）；又如孙中山（1912）说：「报纸在专制时代， 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政府 乃人民之政府」；蒋中正（1940）说：「现代新闻事业之经营，决不是纯粹商业之 性賥，而是要求达到宣传民意，指导舆论，贯彻国家宣传政策之目的」；毛泽东 则（1948）要求「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在监控方面，中国近代的所有政权无不设法控制报纸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人 事权，并以严苛的法令管制新闻言论，对违抗者轻则降职开除，重则监禁甚至杀 害。 我们可以从近代重大新闻事伔中，看到当政者教化和监控下的新闻工作情 境，以及记者回应情境所采取的报导策略，并从中窥见记者的使用理论： 一九０三年，革命报人沈荩从清廷内部侦知出卖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 他把消息偷偷交给天津外文报纸《新闻西报》报导，中文各报竞出号外转载，一 时群情激愤，痛批清廷。清廷恼羞成怒，在七月十九日逮捕沈荩，未经夫何审讯 尌判斩立决。但因当时正值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改为「立 毙杖下」，沈荩连续被痛打四个小时、两百多棍，「血肉飞裂，犹未至死」，最后 被用绳子「勒之而死」（方汉奇编，1992：954-955；李文绚，1999：1-18；历史 天地，2002）。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貣罬爆发，革命党人士气大振、反清群众欢欣鼓 舞，不料战事不如人意，袁世凯率亲兵攻占了汉口。第二天《申报》发表汉口失 利的消息，但上海民众纷纷围聚报馆，责问《申报》为何拂逆民意，登此噩耗。 15 《申报》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不再刊登对清廷有利的军事消息。但这样重大的事 伔，《民立报》不能不登，又不敢刺激群众，於是技巧性的说：「汉口华界被北兵 焚毁，由初七早晨貣至今未熄，商民死伤无数，财产损失尤多」。不正面报道汉 口陷落，而让读者从「被北兵焚毁」一词中探出汉口失守（否则，北兵怎能来汉 口焚毁），但新闻著重点在揭露清军的残暴，以激貣公愤（李良荣，1992：83-85）。 一九一六年元旦，袁世凯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年号为洪宪。他 所创办和收买的报纸纷纷俯首称臣，为其摇旗呐喊。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亚细亚 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罫名称「臣记者」（丁 淦林等，1998：153；王洪祥等编，1988：302-303）。相对的，反袁的中华革命 党旗下报纸，包括上海的《民国日报》，其次还有《中华新报》、《共和新报》、《长 沙日报》等，则拒用「洪宪」帝号，明确表态支持护国军的讨袁行动（丁淦林等，

儒家一以贯之的造假传统
　　
　　回避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孔子用春秋笔法来写史书主要目的在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古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
　　
　　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
　　
　　孔夫子写《春秋》，本应当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也造就了国人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这便是“春秋笔法”－－“曲笔”－－篡改历史以迎合自身需要一说的历史渊源。同时这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比如后世的“血统论证”李渊是混血儿，李世民是混血儿，，，乾隆也是混血儿，，，混血儿何其多矣。更可笑的是到了宋朝这简直就是直接“异族禅让”了，真个是“异族蠢人”将儒学发扬光大了。我估计要不是元朝历史太短，以及把全国人分为“四个等级”这事太浅白，说不定那个元朝皇帝一不小心也就成了混血儿了。。。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管用，同时也更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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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仅仅用“礼崩乐坏”来解释恐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
　　
　　真实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因正是对自己“春秋笔法”的愧疚。
　　
　　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这是儒家史学观给传统史学带来的恶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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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揭开儒家历史体系谎言的是1700多年前的考古文献是《竹书纪年》。晋太康二年（公元281），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西南）人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竹书纪年》凡13篇。《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儒家经典大异，但有的却与甲骨文、金文符合，足见其真实性。
　　
　　《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精心编造的古代历史体系。让我们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但禅让却是孔子编造的。
　　
　　《竹书纪年》上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舜，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除了凭空编造历史事实，儒家还树立了许多虚伪的政治榜样。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便是其中之一。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 ，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
　　　　
　　但在儒家伪造的史料中，故事变成了这样：太甲继承王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起来，太甲被伊尹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伊尹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则回答：“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礼记·缁衣》）。”由是，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王位的伊尹一下子成了大公无私的圣人。
　　　　
　　如果说儒家谎言只是混淆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视听，那也就罢了，随着包括《睡虎地秦简》在内的考古文献的出土，历史真实面目早晚要显露出来。关键是，靠谎言支撑的儒家成为中国正统治国理念后，华夏文明便衰落了。
　　　　
　　　　
　　　　相关的原文为：
　　　　
　　　　以 为 尧 之 末 年 ， 德 衰 ， 为 舜 所 囚。
　　　　舜 既 囚 尧 ， 偃 塞 丹 朱 於 此 ， 使 不 得见 。
　　　　放 帝 丹 朱 于 丹 水 。
　　　　
　　　　
　　　　… … 仲 壬 崩 ， 伊 尹 放 大 甲 于 桐， 乃 自 立 也 。 伊 尹 即 位 ， 放 大 甲 七 年 ， 大 甲 潜 出 自 桐 ，杀 伊 尹 ， 乃 立 其 子 伊 陟 、 伊 奋 ， 命 复 其 父 之 田 宅 而 中 分之 。
　　
　　
　　
　　这才是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被儒家掩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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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到宋代竟亡佚了，《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我们考察一下思想潮流的转变趋势就会得出答案。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
　　
　　“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名士们看到《竹书纪年》会有多么高兴，早在出土整理的过程中，许多的晋代学者，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自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儒家思潮已经在魏晋时期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玄学与印度佛教大兴其道，《竹书纪年》恰恰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又给了儒学的历史系统一记闷棍，此后三百年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竹书纪年》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顺利得以传承，直到唐中期以前，儒家思想虽有起色，但更吸引士人的无疑还是禅理精深、体系严密的佛学，《竹书》自然可以流传，但自从韩愈举起“道统”的大旗之后，儒学复兴，“起八代之衰”，在宋儒吸收了佛教严密的论证方法之后，儒学在宋代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虽有矛盾，但在维护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本目的上则肯定是一致的。
　　
　　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追寻《竹书纪年》的流传与亡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本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著作在历史中的浮沉，让我们反思史学在儒家独白话语体系中有意模糊甚至歪曲的历史真相，为后人修史、探索历史的真实带来启迪。
　　
　　（bj）
　　
　　附：司马迁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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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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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2-26 18: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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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贴子的要广传:花鬼们兵发仙真论坛的目的，是让师父给它们一句肯定，唱了九个月的高调了，师父不理它们，又没一人加入，这让人大笑！它们仍然作乱，这就是它们的罪！花鬼们的路线很正确，能让宇宙众生得到提高！

行家一出手，就知功夫有没有  我们不是神棍没想普度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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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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